火与冰-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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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真理被贬为狗屎，岂止是真理的不幸！胡适还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主义的堕落，实际上是谈主义的人的堕落。我近来研究汪伪史，发现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原来大半曾是谈“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热血青年。周佛海、陈公博、丁默〓……当然哪个不是“主义”虔诚的信徒呢？最后落水当了汉奸。
二百四十三
一九三一年，“红色”恐怖笼罩闽西地区。二月二十一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二十号通告。通告指示：“在整个反动政党——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全盘破获以前，各级政府应集中火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该区先后捕获原红军一○○团政委林梅汀为首的“社党分子”六十多人，许多人被即时枪杀。闽西红军连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被杀者占十之八九，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委和倏补执委，被杀者占半数以上。中共中央要求采取“最严历的手段来镇压”。
这就是“主义”杀人。“红色恐怖”一点也不亚于“白色恐怖”，同志杀同志的效率，往往比敌人杀同志要高得多。
二百四十四
早在三十年代，陶行知就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中提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人多，科学不发达，社会不平等。减少人口是中华民族出路之一，也是中国教育的出路之一。中国现代教育者之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子，教人创造富的社会，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文章在列举了人口数与生活状态的关系之后提出：只有人口退到教育线或创造线（每户三至四人）才能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至因穷困而埋没，没有余暇研究高深学问，以发现更有效之生产技术而创造更富裕的社会。
谁忽视真理，谁就要受到真理的惩罚。当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挣扎里，陶行知先生的话才显出应有的分量。一句“人多力量大”，使伤痕累累的土地成了白蚁之国。贫困与肮脏、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将长久地困扰着中国。我又想起了一位智者在晚清所说的一段话：“凡物多则生患。天下之患，生于多者十，而外夷不与焉。士多而不敬，官多而不择，民多而无业。士多而不知理，法多而无所守，说多而无所从。取多而无度，用多而不节，兵多而不可用，盗多而不能弭。”看来，“多多”非但不能“益善”，反倒是“益恶”。
二百四十五
为鼓舞军人士气，俄军方最近延请《花花公子》“玩伴”达娜·博利索娃主持军事电视节目。一时间，这位身着三点式、腿跨坦克、手执冲锋枪的美女成为俄国军人的偶像。
俄国人总算明白了，军人首先是“人”。所以，一名美女的感召力胜过千万名政治指导员。仅有“爱国主义”是远远不够。而这一点，美国早就明白了，越战时他们便推出玛丽莲·梦露作为军中女神，果然令士气大振、所向无敌。
俄国人充当了七十年意识形态的玩偶后，终于也学会过“人”的生活了。我们呢？
二百四十六
清末陈康祺《郎潜纪闻》记载了一名“老吏”的心声。自言做幕僚二十年，做官三十年，游历九行省，极论兵乱以前各省吏治之坏，滔滔汩汩，口若翻澜，曰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知；知则如劫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百姓更不堪命。巡抚、巡道，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折夫马，拆供张，勒馈赂，属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
知县不知，巡抚不巡，总统不统，总理不理，这种情形在民主体制下是民众的不幸，在专制体制下却成了民众的大幸。听说过一件真事：某地地方官因贪污被捕，搜出家财万贯，可比昔日之和坤。该地百姓不仅没有载歌载舞，呜锣放炮，反倒如丧考妣，有大祸临头之感。怪哉，水蛭吸人血也要将其拍死，此官员之害千百倍于水蛭，人们为何恋恋不舍？也是一老吏说出了真相：当地人好不容易养肥了这名官员，他在腹便便，进一步吸收消化的功能有限。现在重新派来一饥肠辘辘者，又将像蝗虫一样吃个鸡犬不留。两相比较取其轻，当然要怀念事败的官员啦！
二百四十七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严令各报馆不得刊登有关联大纪念五四的消息。特务头子出主意让昆明三家影院赠送五月三日、四日各场电影票两千八百张给学生，企图以此干扰破坏纪念活动。同学们把电影票取回，转让给难得看上电影的士兵和居民。
我不禁想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成语来。我佩服特务的聪明，釜底抽薪，笑里藏刀，抓住了青年学生爱看电影的心理，在关键时刻体现政府对青年学生的关怀。我更佩服学生的聪明，电影票不领白不领，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好一招借花献佛，倒是让政府的关怀落到了实处。
二百四十八
李远哲如是评价台湾的教育状况：就算是请爱因斯坦或爱迪生到台湾参加联考，也一定考不取任何高中。
大陆亦如是也。
二百四十九
顾炎武曰：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
前者的代表在北京的胡同里可以找到，后者的代表在上海的里弄里可以找到。近年来，关于南人与北人孰优孰劣的争论又狼烟四起，殊不知顾亭林早就看出，南北小异而大同，都是一群空心人。
二百五十
一位在太行山深处担任中学教师的朋友向我讲述山区小学条件的艰苦。一九九三年夏天，我到过因开过某次中央全会闻名的西柏坡，那里的小学校被誉为“明清的房子，民国的凳子，新中国的孩子”。据说现有有了改观，靠希望工程的捐款修了几所漂漂亮亮的楼房。但是，基础教育靠“希望”来维持，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二百五十一
殷海光剖析中国“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这个国家只有奴隶的自由——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然消灭而无踪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专注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驰，无暇及此云耳。官吏无日不可以禁，自由无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谓之奴隶之自由。
奴隶的自由只能靠时势来获得，好比农民的收成只能靠老天爷来获得，风调雨顺能果腹充饥，早涝交加则只能啃观音土。我认为，一八九四—一九二七年是东方专制主义全面失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幸福地享用了奴隶的自由。我羡慕梁启超、陈独秀那几代人。他们利用奴隶的自由求得了人的自由，尽管那是昙花一现的自由。
二百五十二
常常有“少年维特之烦恼”，倒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读顾随《苦水诗话》，心中大惊。顾随认为人的烦恼苦痛可分三等：第一等人不去痛苦，不思烦恼，“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烦恼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第二等人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痛烦恼。第三等人终日生活于苦痛烦恼中，整个被这洪流所淹没。
我想，鲁迅该是第一等人，他一生反抗绝望，烦恼在他的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动机。徐志摩该是第二等人，逃到爱情中，逃到天空中，谁知道他微笑后面的悲苦呢？朱湘该是第三等人，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重烦恼苦痛中，投入滔滔江水，企图质本洁还洁去，不过一厢情愿而已。
二百五十三
某学者游弋学界久矣，久而未成名，甚忧苦。一日，闲翻《论语》，读到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之处时，眼睛为之一亮：此处的“肉”究竟是猪肉、牛肉还是羊肉？以前学界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好大一块处女地被我发现了！
于是，这位“问题意识”极强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学术难题，揭开千古疑案，乃读书万卷，行路万里。遍览古书，经史子集，烂熟于胸；远赴曲阜，行遍齐鲁，沿孔子游学旧路来一次“新长征”。最后，终于写出一部百万言的专著，论证出孔子所说的“肉”不是猪肉而是羊肉，因为当时齐鲁产羊不产猪。引用材料千条、古书百部，且融入作者自身的人生体验。于是，此巨著轰动学界，海内外传诵，一时洛阳纸贵，号称新《日知录》、新《管锥编》。
学者名声鹊起，乃脱去“学者”之旧帽，戴上“国学大师”的新帽。欧美日韩的汉学家们视之为圣贤，为转世之乾嘉诸老。邀请函如燕山之雪片，片片飞至。乃游学全球，宣扬我儒家之文明，俨然中华之耶稣也。
我怀疑古人制作干尸的最终日的还是为了“吃”。孔老夫子的尸骨是被七十二弟子啃完的，啃得连一块骨头也不剩。余生也晚，没资格分一杯肉汤，只好啃刻有《论语》、《春秋》的甲骨了。可是还有密密麻麻的白蚁来争夺这仅剩的口粮。
孔夫子的伟大，便是他留下的每个字都能让“会吃的人”吃成个大胖子。向国学大师们学习！
二百五十四
毕业后进入形形色色的单位的大学生，大多要经历四个阶段：大有作为——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理想；难有作为——屡受挫折后的清醒认识；无所作为——理想破灭时的悲观论调；胡作非为——向仕途爬升的唯一途径。
二百五十五
海涅诞生两百周年，贺敬之在《文艺报》发表词《怀海涅》，最精彩的有这么几句：“曾闻狂言‘终结’，咒语‘告别’——堪笑一丘愚劣。扶天倾，补地裂。导洪流，警覆辙——自有人心、诗心坚胜铁！唤莱茵吹春水，踏昆仑溶雪，且看新队列！”
所谓“终结”大概是讽刺美国学者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所谓“告别”大概是讽刺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这两部著作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当然可以讨论，但是胡乱攻击别人的人品，难道是一个“诗人”的特权吗？这只能是一种继续玩弄“文革”时期的金箍棒的文痞行径。
这首所谓的“词”的“艺术性”究竟如何姑且不论，这首“词”究竟与海涅有没有关系也姑且不论（海涅大概做梦也没有想象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单是那“扶天倾，补地裂”的万丈豪情，就直追领袖的《沁园春·雪》。不过。诗人的大话与政治家的大话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的大话一句也能让百万人饿死，而诗人的大话一万句也吹不出一个气球来。且让诗人手淫吧，我们不去看他。
回家的时候，一条小狗在繁华的大街上拼命地叫着，但匆匆来去的人们没有一个停下来关心它叫得是否好听。
二百五十六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是都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我想起杨绛的《洗澡》，叙述的笔调跟费老一样轻松自如。鲁迅有个精辟的概括，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们则更是“清醒的做戏者”。他们有本领把巨大的痛若转化成一场滑稽的游戏。“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这是他们在浩劫之后所得到的“收获”。最大的智慧乃是遗忘的智慧和将“重”转化为“轻”的智慧。
二百五十七
看与被看是相对的。梁启超云，“静观人我成双遣”。然而，意识到这种相对性的有几人呢？沿长江而下，人人都在看青山之妩媚，殊不知青山却在看人之丑陋——多少垃圾被不假思索地拥进“滚滚长江东逝水”之中！
二百五十八
“做作”成了当代文化的母题，即令汪曾祺、张中行等世外高人辈亦受其害，谁还能免俗呢？
北大装模作样的教授太多了。学生也学会了。
二百五十九
史铁生把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看作是“美”。他说，活着就意味着接受差别，忍受苦难，又在苦难中去寻找一片温馨与寂寥，寻找一份安详与豁达。
我还要在“接受”后面加上“反抗”，在“忍受”后面加上“改变”。
二百六十
漫步书店，我发现那些只有书的形式而不配叫作书的东西竟是如此之多。
书店演变成一处高级的垃圾场。
二百六十一
伯特·兰特在《关于刮脸的道理》中写道：“当剃刀触到我的脸上，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