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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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一
　　宣传。
　　宣传的使命是：在强化某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的同时，破坏另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

一百四十二
　　现代社会的衰败，部分原因是对群众的畏惧。所有高贵的头颅都在肥皂泡一样的“群众”面前低下了。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虚伪性。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最严酷的专制。

一百四十三
　　无聊。
　　这个时代，连无聊感也缺席了。帕斯卡尔认为，无聊即没有激情、无所事事、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人感受到自己的空虚、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聊，已然不是真正的无聊。真正的无聊是对最不堪忍受的事情处于完全的麻木。意识到无聊，乃是反省的开始。
　　所以，有无聊感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一百四十四
　　有人说，奴隶只需要财富，不需要自由。可是，谁见过拥有财富的奴隶？谁保证奴隶的财富不被剥夺？
　　主人说，我很宠爱奴隶。然而，这是奴隶所交的好运吗？宠爱与鞭子，只在主人的一念之间。仁慈的贾府里，也有投井的金钏，吞金的尤二。最不觉悟的该是焦大，他大概至死也不明白：我跟太爷打过江山，怎么换来满嘴的马粪？
　　在奴隶制度中，焦大所起的建构作用远远大于诸贾。我以为。
　　在这个意义上，最应当怜悯的不是晴雯，而是袭人。

一百四十五
　　齐克果思索过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去迎受痛苦；一条是上学毕业做教授，专门讲授别人的痛苦。前者是“踏出一条路来”；后者是“在道路旁磨蹭”，它多半以沉沦告终。
　　选择后者的人们，怀着悲壮的牺牲精神上路，以为可以走到终点，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平行的路——无论怎样匆匆行走，也不能令距离缩短。
　　坚守象牙塔的行为本身，不足以让我们骄傲。

一百四十六
　　穷国的混乱，并非因为穷，而是因为人们想致富。
　　穷人的仇恨，并非因为生活的艰辛，而是因为他们发现的不正义。

一百四十七
　　城市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涵。费正清这样看待北京：“北京的气势雄伟的对称布局，毫无疑问使它成为一切首都中最有气派的……没有一个西方首都能这样清醒地构成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北京是一座在记忆里存在的城市，在这里，一切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总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北京那巨大的广场、开阔的近十里的东西长安街，以及绵长的围墙和围墙上的巨幅标语，都不是实物而是象征。相反，纽约、巴黎、伦敦、香港这些现代都市里，象征早已不复存在，寸土雨金、大厦林立、交通便利，建筑仅仅是建筑。城市设施的目的是让人们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人”比“象征”重要。
　　庞大的东方广场雄踞王府井的黄金地带，“瓜皮帽”的象征意义却与现代商业精神错位；更加庞大的西客站也是如此，它的美学效果与现代交通的实质背道而驰。在这种绝望的割裂中，我发现了现代的可能与不可能。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从来只是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地，为什么市民阶级在中国不能成为由传统社会跃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动力。象征吞没了实体，过去吞没了现在。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乐于把巨额的金钱投诸于大量的装饰活动和器物上，例如政治节日期间，每个单位门口都被要求设置巨大的花坛，这种花坛只存在短短几天。然而，全市的花坛加起来，耗费的资金则是一个天文数字。相反，我们却吝于多建几座公用电话和公共厕所。在伟大的首都，我有过整整走完三条漫长的街道找不到一座公用电话的经历；也有过在狭小的厕所里排长队队等待“更衣”的经历。金字塔顶端的人缺乏这种经历。他们唯有一种经历：坐在豪华轿车上，不受红灯的约束，飞驰而去，窗外建筑物的象征意义激起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快感。
　　这也许才是中西文化的真正差异，本体性的差异。

一百四十八
　　争论。
　　说中国缺乏争论的传统是不公平的。中国争论的空气还是挺浓厚的：一首古诗是何人何时所作，一个古字是何读音是何意义，知识界可以自由地争论若干年，出版若干本专著。冯其庸先生作为红学大家，显然是足够真诚的——有人企图论正曹〓的〓字根本没有“雨”字头，冯先生就痛心疾首，撰写长文，细加批驳，凛然之气，令后生肃然起敬。
　　然而，争论也就仅此而已。康乾的屠刀是争论的上限：一切问题都可以争论，唯有君主专制这一政体不争。
　　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

一百四十九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罗隆基曾有过一次被国民党特务扣押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的六个小时，但他由此深味了“党国”的内核——自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实施的不过是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在《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中，他指出，“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是社会最大的危险。
　　国民党崩溃的根源正在于此。

一百五十
　　索尔仁尼琴九十年代初重返俄罗斯，最令他愤怒的是《真理报》。当《真理报》发表文章欢迎他归国的时候，他一点也不领情，反而尖锐地说：“《真理报》大半个世纪仗着政权的力量打击我们。报上没有一句话不是指着人民的鼻子说的。没有一期《真理报》的内容曾为水深火热的人民请命过。但一夜之间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份纯粹的人民争夺利益的报纸，甚至完全不理会其它问题，他们一次也不曾公开承认：‘是的，我们欺骗了大家。我们一直发布假消息。但现在我们发誓愿意成为人民的喉舌。’”
　　其实，鲁迅早就看到这种现象。按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做“咸与维新”。

一百五十一
　　中国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恶能够在这个国度里肆虐。
　　戈尔丁的《蝇王》让我几乎读不下去，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因为事故，滞留在荒岛上。刚开始，他们还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有组织地生活。后来，恐惧席卷了他们，一个个野性大发，陷进吃人与被吃的深渊。
　　西蒙是第一个喊出真理的人。当孩子们开会商讨如何围剿想象中的“野兽”的时候，西蒙说：“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恶与原罪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永恒部分。西蒙死于乱石之下。杀人之后，“恶”的代表杰克等人把脸涂成五颜六色，在假面具后面，他们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嗜血成为压倒一切的异己力量。只剩下拉尔夫一个人，反对涂脸，坚守着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却受到“猎人们”的追杀。
　　我想，中国人应该把《蝇王》列为一本必读书。《蝇王》对我们来说，比《论语》更加重要。没有勇气回答“什么是最肮脏的东西？”的人，不能称之为成年人。

一百五十二
　　体育迷。
　　体育迷与体育无关。体育迷是现代社会异化的表征：他们像患上了恶性的自我强迫症，把自己的喜怒衰乐系在已被“游戏”所取代的“体育比赛”上。
　　爱因斯坦说过：“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体育项目的章程比法律大典还要复杂，但比赛的意义却缺席了：为了祖国或民族的荣誉？为了体育迷的厚爱？为了百万奖金？都是，却又都不是。
　　我怀念古希腊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里，没有复杂的规则，没有丰厚的奖金，没有被贿赂的裁判，也没有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
　　我不知道花几十亿美元的运动会，还叫不叫“体育”？押了几亿美元举行的拳击赛，还叫不叫“体育”？本来，体育应当是最能体现自由的领域，然而，现代体育的黑幕比起官场商界来丝毫不逊色。参与者与观赏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

一百五十三
　　“大学文化程度”，这个词只存在于汉语之中。它的冠冕堂皇与内心空虚“雌雄同体”。大学文化，意思是：我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我通过别的方式，如函授、速成、培训等，拥有了与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人相同的文化素质。
　　“大学文化”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大小官员的履历、简介之中。它试图起一支“打气筒”的作用，增添几分自信，抬高几分身份。结果恰恰相反，它像一滴多余的墨水，滴到一幅画好的山水画上，整幅画的意境全毁了。
　　有无“大学文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学徒出身的齐白石照样成为艺术大师，他没有“大学文化”，却到北大的课堂上为大学生们讲课。这样的天才数不胜数。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不幸的是，中国人习惯作这样单线的思维，他们会说：大概有吧？似乎有吧？不会没有吧？差不多吧？于是，汉语的艺术功能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凸现：一大批诸如“大学文化”的词语被智商高绝的庸人们制造出来，唯一的作用便是遮蔽真相。千百年以来，汉语所受的毒化已无药可治——有多少人能参透“大学文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能指”与“所指”已经完全分裂甚至对立。
　　“大学文化”，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件穿在文化素质远远低于“大学”的人身上的“皇帝的新衣”。更为不幸的是，我自以为是在选择童话里那个孩子的命运，偏偏要说出绝不能说出的真相。皇帝的禁卫军持着剑戟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而我手无寸铁。
　　不捣毁禁忌，便得不到真理，我终身不渝地坚信这一点。

一百五十四
　　专家。
　　专家就是最明白该领域的状况，他的话却从没有通过权力运作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那些人。专家像菩萨一样被供奉起来，主持庙宇、享用供奉的却是外行们。

一百五十五
　　苏曼殊作画。
　　有人拿了张大而且劣的纸来求画。曼殊生平不作大幅，何况纸又是劣的，当然不愿效命。后来被扰不过，就替他在东南角画了一只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画一个小小的人。求画者看了莫名其妙，又不敢作声。等了半天，喝完几口酒，曼殊不慌不忙，画了一条纤绳过去，竟成一幅绝妙图画。
　　现在很难看到这样的画了。美术馆的画展上，全是万紫千红，油彩满纸，令人目不暇接。我私下里估量：一幅画究竟用了多少公斤的颜料，这些颜料值多少钱？
　　在艺术的天平上，“少”往往比“多”更重。

一百五十六
　　跟学法律的朋友闲谈，发现他们讲起法律条文头头是道，对“法律”却茫然不知。其他许多学科的学生也大抵如是。王阳明说过：“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骏汉。”这是许多博士、博导们的写照。

一百五十七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小说《绎纱记》作序。叹曰：死与爱是“人生最难解决之问题”，佛教之“十二因缘”说“不可说其究竟”，而耶稣之解释比佛教“妥贴而易施”。读者梁漱溟写了一封长信抗议此序“讥难佛理”，激烈批驳陈独秀的论点。当时陈已是全国大名鼎鼎的革命家与文化领袖，而梁不过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藉藉无名的一名司法部秘书。几年以后，梁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荐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得破格聘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不久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名。
　　陈梁之交，堪称大侠之交。在陈，心怀天下，唯才是敬；在梁，直抒己见，以才自负。当时北大的教授，要么是旧学大师，要么是戴着欧美博士帽的新说，陈偏偏慧眼看中了无文凭无名气的、批评过他的梁氏。而梁则俨然是《战国策》里的人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锥在囊中，脱颖而出。
　　在陈、梁的心灵里，没有“私”这个字。否则，陈对无名之卒的批评定然会怀恨在心；梁对文坛泰斗的地位定然会弯腰献媚。陈、梁相互之间怀着敬畏的感情，他们把对方作为一面镜子，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形象。

一百五十八
　　蔡元培聘陈独秀更是一段佳话。据汪孟邹回忆说，一九一六年年底的那些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陈独秀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蔡元培为何力约他出任文科学长？蔡说，“翻阅了《新青年》，便决意聘他。”陈起初回绝说：“不干，因为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
　　这就是蔡元培的伟大。刘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