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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火与冰-第35部分

小说: 火与冰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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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蔡元培先生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清流,与陋俗奋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迹象也!”
  不知蔡校长回到今日之北大是何感想?我想多半还是无言。因为汉语中没有哪个词汇,能够表达他的失望。

二十六
  一九二四年,梁漱溟先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是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为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先生的看法大有古代学院的风范,使人想起《论语》中描述的情景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今日之北大,“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如何呢?“多乎哉?不多也!”

二十七
  在故宫、颐和园等昔日皇家禁地,游人如织。租古装照相的摊位比比皆是,皇袍凤冠应有皆有,国人乐此不疲,有的还坐上八人抬的大轿威风一番。因此,这些摊位捞足了油水,而游人也过足了帝王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皇袍在身的照片。快门按下的瞬间,他们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每当看到这样的笑容时,我赶紧转过身去,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恶心。正因为每个人都自我崇拜,所以才有难于根除的个人崇拜;正因为每个人都渴望龙袍加身,所以才有长久不衰的皇权。只要这种深层的民族心理不彻底改变,无论统治阶级怎样更替,也无法改变皇权的性质和个人崇拜的产生。做了五千年奴隶的中国人,只能怨自己不争气。

二十八
  朋友中,喜欢读新书的居多,今天“东方主义”说得头头是道,明天“后殖民主义”准吹得天花乱坠。我却喜欢翻旧书。旧则旧矣,旧中有旧的趣味。
  逛旧书摊时,看到一本破旧不堪的一九六六年第六期的《中国妇女》,封面是个小女孩。平淡无奇,一翻封面说明,才觉得妙趣横生:
  “封面的小女孩叫马平国,今年九岁,是邢台地区一个贫农的女儿。她非常热爱毛主席。今年三月,邢台地区发生地震,小平国家的房子倒了,她的腿受了重伤。妈妈来抢救她的时候,她说:‘先别管我,快把毛主席像取出来。’当她看到毛主席像边上砸破了一点,她伤心地哭了。……小平国被送上飞机,这时她突然喊:‘妈妈,我要毛主席像!’……她看到毛主席像后,高兴地说:‘毛主席呀!我已见到您了。’”
  我们这个民族善于忘却,然而,忘却这样的千古绝唱,未免太可惜了。

二十九
  狄奥根尼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有一天,关心知识分子政策的亚历山大大帝跑来慰问他的生活情况。狄奥根尼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然而,连阳光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最后,狄奥根尼不得不缩进一个古代埋人的大缸中,留给第子的最后一句话是:“像狗一样生活!”
  犬儒学派便诞生了。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知识分子在服用大量的鸦片之后,看到的自己便是这副模样。实际上呢?把江青捧为凤凰的,是冯友兰;为江青讲《离骚》的,是魏建功;积极批林批孔的,是周一良;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是林庚。以前我常常将这些大学问家神话化。拿小时读四书五经获得的感性经验去套他们,结果往往是“告别诸神”。知识分子也是人,大学问家也是人。是人,便有人的弱点;是人,便有人的阴暗面。我们用不着去苛责谁。我们一定要警惕:千万别把人当神!

三十
  在故宫养心殿看见一副对联:“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此联为雍正所撰。
  此时的心情难于言说,忽然想起北岛的一句诗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过于天真了,他还相信“历史”。养心殿大义凛然的对联告诉我: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的读书心得:面对所有汉语写作的文章时,读出每个字每个词的反义词来,这便是真相。

三十一
  相对于真话而言,假话的制作乃是一门精致的艺术。一九零三年塞尔维亚国王与王后双双遭暗杀,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国王与王后消化不良逝世。”确实也是“消化不良”,钢铁制成的子弹让娇生惯养的国王与王后如何消化?

三十二
  哲学家奥卡姆与巴伐利亚国王结成反对教皇的联盟。哲学家对国王说:“请你用剑保护我,我则用笔保护你。”可是没有多久,国王向教皇妥协了。于是国王将哲学家出卖给教皇,哲学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哲学家的天真使他枉送了卿卿性命。笔的力量怎么能与剑并列呢?
  韩非是权术思想的大师。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叹息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一辈子研究人的阴暗心理,提供给帝王用来统御臣下。然而,韩非最终却死在暴君奸相的手下。难怪司马迁感慨万分:“余独悲韩非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认识到人主不可侍,却仍然为人主服务,并最终惨死于人主手上。一代代知识分子很少觉悟过:思想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思想家没有人格独立的时候;思想家是软弱的,尤其是在思想为专制服务的时候。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知识更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毁灭知识者本身的权力。

三十三
  瓦文萨当完总统再当工人,当总统期间,他是向工厂申请“停薪留职”的。
  与其把瓦文萨的这种行为看作是一种崇高品德,不如看作是民主体制下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

三十四
  牛蝇。
  林肯身边有个智囊,专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的批评。林肯身边的高级官员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联名要求林肯将他赶出白宫。林肯笑着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弱马耕田,他吆喝一声,马才肯走一大步。我发现马背上叮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赶走。可农夫赶紧阻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因此,除了林肯这样明智的领袖外,一般以“稳定”为己任的政治家都会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蝇。结果可想而知。
  也有少数的例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却当上了总统。不过,哈维尔的总统当得并不快乐,电视新闻里我曾看到他疲惫不堪的神态,反倒不如他的一张在监狱里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视着栅栏外的天空。
  牛蝇只能是牛蝇,牛蝇很难变成蝴蝶。

三十五
  普希金死后。
  沙皇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他说:“人民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来的悲伤,已多少表现出自由主义者胜利的丑恶景象。”因此,他命令说:“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种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责任。”
  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残废者报》发表文章纪念诗人的逝世:“我们诗歌的太阳沉落了。普希金在壮盛的年岁,在伟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传到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品级既低、又未担任重要公职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围加上黑边呢?这算什么‘伟大道路’?难道普希金是个将军、元帅、部长、政治家吗?写写歪诗是谈不上走伟大道路的。”
  谁在走“伟大道路”?一百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强大的沙皇政府已经灰飞烟灭,末代沙皇一家被枪杀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喽罗们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诗歌还回响在一代代人的心灵深处。

三十六
  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讲座,又是新闻报道,大舞台上人人登场。
  “文明修身”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一九三三年末,美丽的蒋夫人鉴于社会道德沦丧,号召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强调:“如果我们想获得一种遵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法古今完人”的蒋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国人都不随地吐痰,进厕所小便、用冷水洗脸,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随之国家和社会同样会获得新生。蒋氏又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然而,一九三四年初,新生活运动便冷冷清清地收场了,留在民间的只有一些并无恶意的笑话——湘西的农民一直以为“新生活”是个钦差大臣一样的官员,要到穷乡僻壤来盘剥一通,所以紧张了好一阵。六十多年以后,北大成了湘西。在学生公寓厕所的大门上,共青团支部贴上“举手之劳,何乐不为?”的标语,宣传便后要冲厕所的真理。没有两天,这条标语便出现了两个修订版本:“举手之劳何乐?不为!”、“举手淫之劳,何乐不为?”一个是改动了标点符号的位置,另一个则是在中间增添了一个“淫”字。蒋先生若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作怎样的反应呢?“蓝衣社出动,将‘凶手’毙了!”
  “文明修身工程”这是当代中国最奇妙的汉语新词。“文明”与“修身”联系起来就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惊诧。何谓“工程”?《现代汉语辞典》中的解释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何谓“修身”?按照中国圣贤的说法,修身的根本在于“修心”,修身是纯粹个人化的活动。现在,修身却变成了搅拌机和举重机,北大“国学大师”多如牛毛,为什么没有哪位大师出来指出这点小小的误差呢?

三十七
  “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古代圣贤说的话。今天那些游走在高级酒店的妓女们,似乎没有哪个是因为“衣食不足”才去卖身的。他们一身的金银珠宝足以睥睨大学教授们。
  衣食不足固然不知荣辱,衣食足照样也不知荣辱,这就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

三十八
  文章与老婆。
  “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是愚人之论。我的观点是:“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三十九
  鲁迅说专制令人冷嘲。我却说允许人们冷嘲的专制我愿意为它鼓掌。实际上,专制只允许热颂,冷嘲者的命运便是嵇康的命运。
  
四十
  李敖的《千秋评论》在大陆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时,有这样一段说明文字:“在编辑过程中,考虑到两岸观念形态的差异和广大读者阅读习惯的需要,在不损其作品原意的前提下,对原著中部分章节、段落及文字作了删节。”
  书后的这段说明堪称妙文。“两岸观念形态的差别”倒还勉强说得过去,“读者的阅读习惯”则值得商榷:谁是读者?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习惯,编辑先生难道能代表所有读者的阅读习惯?除非像孙猴子一样钻进每个人的肚子里去搅鼓一阵,似乎没有哪个编辑有这样的本领。“不损其作品原意”——真能不损吗?玩什么掩耳盗铃的游戏!
  中国的文字工作者无一例外地遭受到被阉割的命运。李敖这样惊世骇俗的作家更是检查机关的公敌。在台湾遭删节时,还能有方框的出现,或者注明“以下删去多少多少字”;在大陆出版时,则快刀斩乱麻不露痕迹,读者只能隐约觉得在中间缺了点什么,却没有任何标识,非得找另一个版本来对照不行。
  面对锋利的手术刀,我们无处逃遁。

四十一
  《岳阳楼记》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等精神境界,为历代士人高山仰止。
  然而,没有人仔细想想: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讲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苍生百姓的天下。广厦千万间,庇的从来都是达官贵人,何曾庇过塞士?更不用说黎民了。
  所以,体现中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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