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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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夫成柯的《与莫斯科决裂》一下子便吸引住了我。
谢夫成柯出身特权阶级，因此一直受着苏联的精英教育。“典型的苏联教育方法所主张的独立思考及行为，事实上就是指尽量了解规则的意义，然后全力以赴地去执行命令，任何试图超越规则的冲动是危险的，必须加以镇压。这套理论有效地制造了许多苏联的现代农奴。”
然而，谢夫成柯逐渐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现实不尽相符，只是不敢表达出来，他有同学因此而被开除。大学生必须通过考试，不能向任何理论挑战、质疑或寻求答案。教科书的理论不断遭到修改，因为斯大林常突发奇想，政策一变，昨日的宠臣很可能隔夜之间就变成阶下之囚，颠扑不破的信条转眼就成为异端邪说。“在那个年头，一个人要是错过一场演出，没有把当日修改的‘真理’记下来，很可能就会酿成一场大祸。”教授们苦口婆心要学生都相信苏联是由工人阶级统治，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理想中由资本主义变成共产主义天堂的转化时期。然而事实上，除了少数指定的“工人英雄”用作宣传样板之外，无产阶级根本为统治阶层所鄙视。像其他人一样，谢夫成柯眼中的苏联社会一点也不像教科书上说的、电影上演的、报上写的那样，是工农平民的乐园。
谢夫成柯三十岁出头就成为葛罗米柯大使级的顾问，可谓少年得志。他得以了解最高权力机构的运作，也看到了那些“伟大人物”面具后面的丑态。高级官员中最正直的是葛罗米柯，他对苏联体制的忠心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体制的基本要素，是推动力也是结晶。一次新闻记者问及他个人的心路历程，他的回答是：“我对我的个性不感兴趣。”赫鲁晓夫说过，如果他命令葛氏“脱掉裤子在冰上坐一个月，他也会一一照办”。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葛氏又拜倒在这名昔日的下属的脚下，勃氏喜欢打猎，葛氏虽无此爱好，但立即将打猎作为政治副业。成了勃氏最好的陪伴。葛罗米柯的政治生涯中，看不到平民的存在。他早上十点乘高级轿车到外交部，再坐专用电梯直升到七楼办公室，直到晚上八点回家。他的女儿形容他说：“已经二十年没有踏上过莫斯科的街道。”葛氏是外交天才，他是天生的演员，惯于隐藏自己的情绪意欲，平常举止严肃沉着，必要时，无论是真是假，也能咆哮如雷。有时他还会装聋作哑，或者摆出高深莫测的状态，此外他居然还能戏谑一番，只是玩笑都开得不太高明罢了。他知道何时该硬何时该软，当西方人士向他提起苏联违反人权的暴行时，他立刻暴跳如雷。他感兴趣的是意念，而不是个人，是政治观点，而不是个人悲剧。
赫鲁晓夫是一个“复杂而自相矛盾”的领袖。谢夫成柯欣赏赫氏的活力、通俗的幽默以及开放，希望其能为除斯大林的陋规，使苏联走向自由开放的道路。赫氏虽然将权力集中于一身，他也试图改革，至少为萧条的社会注入一点光和生命气息。他是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工于心计，重实际，却又有赌徒的缺乏理性和冒险精神。他懂得虚张声势，自吹自擂，威胁利诱的伎俩。他明白核战争的可怕，却又忍不住要扩张侵略。他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但措施却一无是处，赫鲁晓夫有农人的智慧及灵巧，教育程度不高，却有穷根究底的精神。他太容易冲动，容易受旁人的左右。谢夫成柯认为，赫氏的悲剧在于，他无法彻底地了解苏联体制的缺陷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导致的后果。于是，他被戴上“冒险主义”的帽子赶下了台。
如果说谢夫成柯对赫鲁晓夫还褒贬参半，那么他所看到的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十足的小丑。“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的强烈对比相当令我震撼。”勃氏的衣服剪裁合身，一件法国的衬衫使他显得甚为高雅，他的神态也颇为矫揉造作。这一切与赫氏极为不同，后者总是一身宽松的衣服，待人真心诚意，勃氏一派骄矜自持，观点陈腐，好似不太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
莫斯科流行着许多勃氏的笑话：“有个青年在克里姆森宫外大叫：‘勃列日涅夫是个白痴！’他立刻被捕，判刑十五天——因为侮辱国家元首，附加十五年——因为泄露了国家特级机密。”
另一个笑话是：勃列日涅夫死去好一段时间了，可是契尔年科还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勃氏自己。
谢夫成柯最后一次见到勃列日涅夫，是在一九七七年陪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访苏期间。“从那张硕大的沉重的桌子后头略略站起来欢迎我们的人，很显然地病势不轻。甚至在握手时，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僵硬和痉挛。这位当代共产主义世界最有声望的政治人物，双眼迟滞，显示他正在接受严密的医疗看护，七十一岁生日的前夕，勃氏一手扶拐杖，耳载助听器，脸上布满了风霜岁月的痕迹。”勃氏开始诵念准备好的草稿，全都是千锤百炼的陈辞滥调，声音就像机器人一样。讨论到防核扩散条约时，勃氏居然回头低声问道：“条约是否已生效？”谢夫成柯想不到勃氏的记忆衰退到这样的程度，当场怔住了。幸亏瓦尔德海姆不通俄语。葛罗米柯赶紧解释说，条约早在七年前就通过生效了。会谈结束告辞时，瓦氏赠予勃氏一枚联合国和平奖章。在五十分钟的会谈中，勃氏第一次露出生气活泼的模样，盯着金兴闪闪的纪念章像小孩一样咯咯地笑成一团。长久以来，勃氏就喜欢各种各样的勋章，从陆军元帅的大勋章到列宁文学奖奖章，他都一概包揽，挂在身上，琳琅满目。百姓中传为笑谈：克里姆林宫的外科医生可得给领袖多装一根肋骨，才撑得住他上百枚奖章的家当。
安德罗波夫继位的时间很短。谢夫成柯认为，安氏是政治局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他的手腕既温厚，又让人无从捉摸。与别的首脑不同，他不下命令，只是提建议，从不用断然的口吻说话。这种温和的表面只是误导，正如他的助手所说，他看上去像一张柔软的羽毛床，等到你跳上去，才发现底垫塞满了砖块。在文雅的外表之内，隐藏着冷酷无情的真面目。安氏从不赞成任何自由化政策，或者支持实质的经济改革。他残酷地摧抑“异化分子”，甚至连勃列日涅夫也搞不清楚，这名克格勃头子究竟把多少政治犯送进了监狱。人们都被他表面上那种喜爱艺术的文明知识分子的形象瞒过了。
之后的契尔年科，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登基。人不是绝顶聪明，可是做事很实际，契氏一向的态度相当苛求、粗鲁、独裁、傲慢，而又无比的自大。刚入政治局时，他常与勃列日涅夫一起纵酒狂欢，令那些不喝酒的元老颇为不满。平常他不太说话，却常会冒出一些尖锐的句子，干扰他人。他的部属不仅是在他面前，甚至在电话中和他交谈，都会整个都像矮了一截似的。契氏终其一生，主要的努力都是在党部工作时建立的，他一向坚决主张苏联全体上下都要纳入党的控制之中。他对中央委员会的动作了如指掌，堪称“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契氏自认为是勃列日涅夫理所当然的接班人，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头来仍然栽在安德罗波夫手上。安氏掌权后，他很长时间没有露面，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幸运的是，安氏死在他的前面，他终于坐上了总书记的位子，尽管他也同安氏一样，位子没坐热便一命呜呼了。
“大人物”原来都是这样一群卑鄙无耻之徒。谢夫成柯与他们同桌而坐，眼见“伟大领袖”轻率地论断是非，眨眼间又可以颠倒黑白；眼见他们虚伪腐败，无所不为；更眼见他们完全隔绝群众，不顾民心。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古老沉静的回廊里暗藏着一座博物馆，架上尽是主义教条，虽然清楚可见，早就变成化石了，就像嵌在琥珀里的苍蝇一般。“克里姆林宫是全世界最缺乏正直、诚实、开放的地方。从领导人私人生活，直到他们堂皇的政治计划，到处充满了虚伪作态。”这里，真正受到顶礼膜拜的只有权力，权力带来永无止境的需求，小至进口汽车，大到吞并别的国家。
于是，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犬儒社会。人们为了各种理由在双重生活的夹缝中匍匐前进：怕伤害到家庭、全然地依赖国家、以及怀疑是否有更好的选择——思考者只能变成疯子或酒鬼，要不就自杀身死。要想保持上层阶级的身分地位，不能光靠做作撒谎，一个人不是设法打倒别以人求自保，就是教人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克格勃大逞威风的根本原因。整个苏联社会，从最低阶层到最高职位，从出生到死亡，大家都有共同的最大特点，就是“猜忌”。每个领导人只要一步步往上爬，他的顾虑就随之更加严重。新获的权力越大，相对损失也就越多。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也无法信任，深恐有一天会被人给卖了。出卖别人是一种正常现象，勾心斗角，怀疑的算计已经变成一种高级艺术。“即使马基亚维利再世，活在当代莫斯科，他也必定叹为观止，自叹弗如。”
谢夫成柯的理想破灭了。尽管他功成名就，是苏联最年轻的大使级官员，并且将是副外长的人选，享受着丰裕的物质生活，但他对这一切丧失了兴趣。“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我终于放弃还有可为的指望了，虽然我正步步高升，可是想到自己一方面在心理上秉持异议，实际上都又得扮演官僚主义的应声虫，这种日子未免太可怕了。想到时时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处处要面对克格勃的阴影，还有党的疲劳轰炸，简直无法忍受。如果继续下去，我就得一直支持我痛恨的一切事物。等我登上极峰，才发现那儿不过是一片沙漠。”
最后，他选择了美国。在联合国工作期间，谢夫成柯有数年的时间详细比较两种不同的体制及生活方式。“许多美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强烈地吸引了我。我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说话行事。工作著作。我也想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可是在祖国我绝对没有这么做的机会。”决定投奔美国是艰难的：他不得不放弃已有的地位、特权、财富、前程、家庭，到一个新的国度开始一个普通人的新的生活。然而，自由是无价的，仅仅为了自由，谢夫成柯也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做专制国度的大人物，还不如做民主国度的一介平民，这就是谢夫成柯信念。他背叛的是一个行将消亡的组织体系，而不是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二十年后，历史证明，谢夫成柯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是一个高尚的叛徒，因为在人类社会的进程里，自由是一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回忆是无可指责的
只要它服务于某种目的；
正是由于鼹鼠的懒惰，
造成了它自身的退化。
——尤金尼奥·蒙塔莱《大鹞的叫声》
最近读到三本好书：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所著的《天朝的崩溃》、叶曙明所著的《草莽中国》。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像历代历史家那样以道德判断为准绳。明朝是一个最道德的朝代，同时又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朝代。根本弊端在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地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我在定陵参观时，见到诸多介绍文字，涉及万历帝时皆咬牙切齿，愤激之辞溢于言表，好像大明帝国毁在他的手里似的。黄仁宇却认为，这名“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人”的万历皇帝，“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的产物”。对于一种中毒甚深的文化与制度来说，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都无补亦无害。万历并非天生就是虐待狂、分裂人格，他的种种乖张行径，完全是灿烂的文明所赋予的。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这种文明的精髓，他就像一只不安分的蛹，被精美的丝一圈圈地缠住。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习兵，那么年纪轻轻地充当“活死人”的皇帝还能干什么呢？朱翊钧是历史漩涡里的悲剧人物。这使我想起罗伯——格利耶在《重现的镜子》中所说的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即使从医学的角度上看他们都是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