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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三国那些人那些事-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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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回,马超向曹操“挺枪直杀过来”,于禁出迎,八九个回合就被淘汰,张郃出阵,硬是打了二十个回合,再后来曹洪更是发挥出色,居然坚持了四五十个回合。马超面前,曹洪和张郃是菜鸟,按照回合比例,于禁则是超级菜鸟了。紧接着后面第五十九回,于禁从背后射了马超一箭,居然被他闪过去,还把自己人李堪给射死了,马超回马来杀于禁,于禁吓得拍马便走。这个喜剧一般的战斗场面,在突出马超神勇的同时,也说明了于禁是一个垃圾武将。菜鸟本来没有错,但是菜鸟出来领兵就是错了。第四十五回,“群英会蒋干中计”,曹操斩了蔡瑁张允,于禁和毛玠接替二人带领水军,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第四十六回,罗贯中借诸葛亮之口表达了对菜鸟于禁的不屑:“吾闻曹操换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这两个手里,好歹送了水军性命。”
  《三国演义》里的超级菜鸟于禁在曹魏集团里其实是一个超级大腕(当然投降关羽后一文不值了)。于禁与乐进、李典、吕虔同属于曹操时期的早期重要将领,多次攻城拔寨,斩将杀敌,深得曹操器重。
  据《三国志》,206年曹操上表为于禁、张辽、乐进三人请功,说于禁三人“武力既弘”(武功高强),那于禁绝不会还不如史书上无任何武功记载的曹洪。论武功,于禁可能不是马超的对手,但是绝对比曹洪高,甚至可能还比张郃高。张郃,在正史里也是“以巧变为称”。《三国志》有一个特点,对武功高的人都有明文记载,可是《三国志》并未描述张郃的单兵作战能力,倒是多次提到于禁斩杀敌将。曹操在那次请功时还说于禁等人“无坚不陷”,哪里有困难往哪里去,看来于禁也不是一见马超就“拍马便走”的胆小鬼。据《襄阳耆旧记》(东晋·习凿齿),蔡瑁投降曹操后,官运亨通,“遂为魏武从事中郎、司马、长水校尉、汉阳亭侯”,最后寿终正寝。另据《三国志·江表传》,蒋干虽劝降周瑜失败,但并无盗书中计之说。既如此,便无于禁带领水军一事。赤壁之战,于禁应该没什么责任。
  那次请功,曹操是把于禁排在第一位的。即使是在《三国志·乐进传》里,在记录请功的结果时也是把于禁排在第一位:“于是禁为虎威(将军);进,折冲(将军);辽,荡寇(将军)”。
  曹操时代,外姓将领鲜有都督大军远征者,能做个前锋就算是重用了。张郃、徐晃大多是被夏侯渊都督,张辽大多是被夏侯惇都督,乐进多和李典、张辽等组合使用。当然,战事频繁时,曹家班忙不过来,外姓大将就有机会领一小股部队过过元帅的瘾。例如,张辽曾经都督张郃、牛盖深入天柱山讨伐小蟊贼陈兰、梅成,带的兵肯定不多。可是,于禁是个例外,219年,曹操一下子拿出七支部队让于禁带领去和关羽过招。樊城,与刘备和孙权的地盘接壤,曹操必须派最有能力也最靠得住的人去,这个人,他选择的是于禁。《三国演义》


第七十回,“水淹七军”的“七军”,罗贯中只说“七枝重兵”,“皆北方强壮之士”,并没有说有多少人。可是,《三国志·吕蒙传》中记载:“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擒)禁等,人马数万”,看来,于禁当作大礼送给关羽的“七军”,是真正的“重兵”。
  曹操时代,能带这么多士兵的外姓将领,唯于禁一人而已。
  曹操为什么如此器重于禁呢?
  专家炒作的“快男”———
  那天在某地看到一选秀节目的海选场面,好家伙,比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襄樊之战汉中之战的人还多!那么多人选秀,进十强的才有几个?哦,十个!可是,谁能说出2009年全国“快女”十强里都有谁?我只知道其中有一个曾轶可。曾轶可在进前七时被淘汰了,可是现在似乎她最红。为什么?专家推荐呗!传说中的“中国校园民谣之父”高晓松和所谓“中国原创音乐教父”沈黎晖使出吃奶的劲来力挺曾轶可,“台湾偶像男孩之父”包小柏不满曾轶可晋级愤然退出评委团,更让大众对曾轶可产生了兴趣,结果,唱歌绵羊音的曾轶可红得一塌糊涂。
  绕着弯子说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于禁就是幸运的“曾轶可”。当年埋没行伍之间的他经专家炒作,成了曹操初期提拔最快的“快男”。三国时候,想通过从军博取功名的人比今天做“快女”梦的人还多,可是,在讲究名气门第的东汉末年,是金子却被埋在死尸堆里的将才又有多少!曹操的三十万青州军里,难道没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于禁”吗?
  这个力挺于禁的专家,就是在《三国演义》里被诸葛亮骂死、实则寿终正寝的王朗。王朗当时是曹操的司空军事(相当于总后勤部或总装备部总司令),绝对核心人物,并且他以学识著称,资格又老,是曹军内部的权威专家。
  于禁出生在泰山脚下,没有什么背景,规划人生时,他似乎只有两个选择:做泰山石敢当或做泰山挑夫。做泰山石敢当需要有法术,于禁肯定没有。做泰山挑夫太累太苦,于禁似乎不情愿。
  济南、乐安的黄巾军徐和、司马俱丝毫不怕泰山奶奶的法力,在泰山周边大搞恐怖活动,济北鲍信招募反恐部队。鲍信,泰山郡平阳县(今山东省新泰)人。在今天,从新泰乘车去泰山,走京福高速公路,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鲍信给新招募的士兵点名,一个叫于禁的士兵,腰板挺直,目光锋锐,声音洪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问,于禁和他是老乡,亲不亲,家乡人,他就给了于禁一个不大不小的“官”:都伯。都伯是曹操创的一个“官”,曹操在《步兵令》里说:“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有不进者,什长杀之;什长有不进者,都伯杀之。”五人为“伍”,领头的是“伍长”;十人为“什”,领头的是“什长”;都伯,相当于后来的百夫长,是统帅百人的最下级军官。唐代诗人杨炯有诗为证:“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从一开始,于禁的“杀气”就被鲍信发现了,所以让他做可杀“什长”的都伯。可是,没等于禁开禁杀人,他的鲍老乡就因为救曹操而被黄巾军杀了。曹操高额悬赏鲍信的遗体,未找到,他就找人用木头刻了鲍信的模样,然后祭奠山寨版鲍信。
  这一天,曹操正对着山寨版鲍信伤心,有人来报:泰山那里有一个叫于禁的,领来了六七十人,说是鲍烈士的部下。虽然按照曹操的《步兵令》,都伯手下都应该有一百个人,可是,因为战斗减员,都伯手下往往只有六七十人。曹操才懒得问于禁是谁呢,他说:“把这个‘于’什么,编进景兴(王朗的字)的部队里吧,他管着后勤军需,亏不了鲍将军的部下!”过了几天后,王朗来找曹操,神神秘秘地说:“主公,有一个叫于禁的兵十分了得……”曹操眼里的兵就是蚂蚁,他问:“于禁是谁?”王朗说:“这个于禁,以前在允诚(鲍信的字)手下做都伯,前几天来投奔主公……”曹操这才恍然大悟,依稀回忆起是有这么一回事儿。王朗说于禁具备大将军的才能。曹操笑了:“有这么夸张吗?我自己还不是大将军呢!”当时的大将军是袁绍。
  王朗说一个都伯能做大将军,和说村支书能做国务院总理一样不靠谱,他这样说很明显有炒作的意味。《三国志》上说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看来他善于搞宣传,应该精通炒作学。他要是不这样炒作于禁,曹操能注意于禁吗?为什么王朗如此热衷炒作于禁呢?红包?《魏书》上说王朗清俭自律,亲家的礼他都不接受,更不用说于禁了。再说于禁可能也拿不出钱来。“潜规则”?更不可能了。那就只能说王朗是伯乐了。《魏略》上说,王朗“常讥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穷贱”,如此看来,王朗是“恤贫贱”的,于禁当时应该是属于“贫贱”阶层的。可是,数不胜数的“贫贱”,王朗又为何唯独极力推荐于禁?应该说是王朗对于禁有惺惺相惜之感。《魏略》记载,王朗“多威仪”,王朗长有一张法官脸,相由心生,王朗应该具有法学倾向,后来他在曹丕称帝后做了御史大夫,负责全国执法和检察工作,更说明他是一个法学家了。这样的一个人,会喜欢怎样的人呢?答案是很明确的。于禁表现出下级军官中难得的法学倾向,被王郎发现了。
  有王朗这样的专家推荐,没有家世背景的于禁,很容易就成为“快男”了。最起码,于禁很“快”被曹操叫去面试考察了。很多人才不是连个面试机会也得不到吗?三国“快男”于禁从此乘上了人生的“快”马,春风得意马蹄疾。
  从原始股到绩优股———
  兖州的曹军,议论纷纷,说一个叫于禁的小子,泰山奶奶保佑他,被曹操一下子提拔成了军司马。军司马,千石秩的官,和县令同级,可以配公车,带仪仗。曹操一见于禁,就让他做了军司马,当时,夏侯渊是和曹仁是别部司马,于禁与二人成了同级干部。三国“快男”于禁提拔得真“快”啊!
  军司马带的仪仗是斧,象征惩戒之权。很明显,同样具有法家思想的曹操一眼看中的是于禁的法治才能。这时的曹操,事业刚刚起步,谁加入他的队伍,谁就是原始股。于禁幸运地成为曹操手里的一只原始股。原始股往往是潜力股。于禁也真得像曹操在205年为他写的请功书里写的那样“当敌制决,靡(无)有遗失”。对陶谦:他攻下广戚(今江苏省沛县城东一带);对吕布:他在濮阳城南打败吕布二营人马,不久又独自率部在须昌战胜高雅,最后又在下邳见证了吕布的被擒,又和曹仁、史涣攻打支援吕布的眭固,斩了眭固;对袁术:他包围袁术集团的骨干桥蕤,斩了其麾下四将;对张绣:他先后从征到宛和穰县(河南省邓州市)立下赫赫战功;对黄巾军:他更是一点都不含糊,有一次曹操的大营在汝南遭到刘辟、黄邵等黄巾军的偷袭,他率军全歼来敌,斩了黄邵等人,尽降其众;对叛将:他与臧霸等攻梅成,梅成举众三千余人投降,他一走,梅成复叛,与另一叛将兰成联合起来,于禁督运粮草,帮助张郃平叛,他又奉命进攻昌豨,迫使其投降。
  曹操早期,哪一个战场没有于禁的身影?不对呀,好像还没提到生死攸关的官渡之战呀!官渡之战时,于禁干啥去了?官渡之战,于禁有大手笔,做英模巡回报告会去了。
  大汉天子到处跑,“忠诚”曹操迎许昌,唯恐圣上累身子,曹操代君发号令。曹公的阳光,普照着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黄河以南,淮、汉以北的大部地区。看来,皇帝这个道具确实有用。占据黄河以北的袁绍不高兴了。他极端仇视曹操的事业,想把皇帝这杆大旗抢过来。他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调动十万精锐步兵和一万骑兵,从邺城出发进兵黎阳(今河南浚县),陈兵黄河北岸。娘啊,天啊,不得了啊!黑云压城城欲摧,黄河北岸的甲光真晃眼。战?退?和?降?许昌的城砖也在考虑自己的退路,甚至有人已经偷偷地给袁绍写去了表忠信。
  200年3月,袁绍手下大将颜良率领着郭图、淳于琼,渡过黄河,包围了白马(今河南滑县)。曹操采纳荀攸的声东击西之计,决定派一小股部队,前往延津,做出要渡河的架势,吸引袁军主力,然后曹军主力再袭击颜良。派谁去延津做忽悠袁绍的托儿呢?形形色色的“托儿”当中,最难选的就是“战托”。前往延津的“战托儿”招聘条件至少有三条:第一,忠诚,要是墙头草去了,倒向袁绍一方,那就是《三国演义》中周瑜的“赔了夫人又折兵”了;第二,能干,要是窝囊废去了,一触即溃,那就起不到牵扯袁军主力的作用;第三,善于统兵,当时失败的空气弥漫在曹军上下,军心不稳,要是都让士兵跑光了,那也完不成任务。
  “托儿”们说:当什么“托儿”也不要当“战托儿”。“饭托儿”能吃一顿,“婚托儿”能谈情说爱,“战托儿”则遭遇生死劫。曹军内部,将士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既是做诱饵,那就不是主要战场,不会立什么大功的;有人说,既是诱兵,兵力不会有多少,可是引诱的却是袁军主力,这可真是老鼠和猫做游戏———玩命啊!
  曹操愁坏了,第一,“战托儿”不好选,第二,选出来的不一定愿意干,强扭的瓜不甜,派一个不情愿的人去,执行力不强,容易产生“内耗”。就在曹操愁眉不展的时候,于禁站了出来,大声说:“泰山于禁愿意领兵前往延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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