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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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国家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一样。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违反军事程序。违反程序也是事实。但是见鬼！自己每次为了以色列连命都不顾时，每次尽职尽责做点事情时，总是会有一些加里西亚人让他有一种受挫之感，发脾气骂他，或者罚他的款，就像他到达特拉维夫的当晚那个地方法官那样。还有完没完？
有一件事阿弗纳不能做，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有这种感觉，他就保持缄默。
“我告诉你，”他对伊弗里姆说。“我不是在给你们这些家伙干活。记得吗？别命令我做什么！”
他的爆发使伊弗里姆笑了起来。“噢，在我还没有向你扔东西之前，”他说。“从这里滚出去。滚……哦，等一等。你提醒我了，我想让你把这个签了。”
阿弗纳拿起那张长长的打印得密密麻麻的纸。“这是什么？”他问道。
“读一下。”伊弗里姆说。“你会认字，是不是？”
阿弗纳看着那张纸，一时还不想去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从伊弗里姆桌上拿起一支笔，签了。也许又是一份牙科保健计划之类的东西。
在特拉维夫，阿弗纳在去机场之前去看了一下他的父母，首先是他的母亲，然后是父亲。两次感觉都非常不好。
跟往常一样，他的母亲敷衍了一两句关心的话——感谢上帝，你还好好的——之后，话题立即转向了以色列和这个世界的背信弃义，竟然允许战争发生。阿弗纳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命运跟以色列的命运比起来，母亲对后者的担忧要多得多。自己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和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比起来，后者对她的影响也深得多。她忧虑的是以色列这个以色列那个——她也总是不断地表达这个愿望，即再过一两年等阿弗纳的小弟弟贝尔到参军的年龄时，国家就和平了。
阿弗纳想，也许这个想法不当，母亲总是操心贝尔是否平安，似乎不在乎他也许会在战场上牺牲。无论是阿弗纳的什么事情，她似乎都不感兴趣。他也不能把自己在欧洲干的事情告诉她——她心里一定在猜测，他在“为政府做什么事情”——但她却问都没问，他有些痛心。甚至连泛泛的询问都没有，没有问过葛拉，也没问过肖莎娜，只关心贝尔和以色列。在阿弗纳看来，自从母亲把他送到集体农场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
去看父亲的时候，感觉也很糟糕，只是原因不同而已。
父亲变得更老了，更加多病了，更加脆弱了。而同时他们两个人之间又是那么相似——不是外表上的相似，而是他们思想和情感上的相似——阿弗纳看着他的父亲，就像看着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他能看见自己二三十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不可思议的。父亲一定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一再重复：“等着吧，再过几年，你也许也会坐在这里，等他们给你打电话。他们要把你榨干。很久之前他们就把红宝石锁起来了，而你还在等着。但你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明白。你别信我的话，你自己看吧。”问题是，阿弗纳开始相信他父亲的话了。
他迫不及待地到了机场，连斯蒂夫和罗伯特追上他的机会都没给，就飞回了欧洲。
11月份过去了，12月份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虽然什么也没发生，但这段时间的活动却不少。实际上，正如卡尔所说，他们从来没有这么事倍功半的。几乎每天他们都会得到关于一两个目标的新的传闻。尤其是萨拉米，总是在报告说他首先会在巴黎出现，然后会在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出现。
关于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的传闻也很多。他是惟一一个从那年1月到9月完全消失的目标。阿布·达乌德因绑架侯赛因国王的内阁成员未遂，在约旦监狱里关了七个月。他是2月13日在约旦被捕的，被捕之后在电视上首次公开承认“法塔赫”和“黑色九月”之间的关系（没有“穆萨德”的特别消息）。两天后，他跟“黑色九月”的共犯们一起被判处死刑。但是，侯赛因国王给他们减了刑。1973年9月，在赎罪日入侵西奈和戈兰高地之前不到三个星期，阿布·达乌德（跟几年来国王的军队抓获的差不多一千名敢死队员一起）从约旦监禁中释放出来。自那时开始，如果线人的消息可靠的话，他在欧洲国家的每个首都都出现过。
没有得到萨拉米的准确线索，突击队员们开始不安了。阿弗纳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仍然好好的，行动仍然迅速高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都有些力不从心了。自他们执行这项任务以来，已经一年有余，也付出了应付的代价。阿弗纳跟自己的部队一起战斗是个安慰，这也正是阿弗纳一直希望的。但是现在，胸口上的紧张感又回来了。
比以前更加紧张。
至于其他人，不管他们承认与否，阿弗纳都不怀疑他们的压力。汉斯花在古董家具生意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斯蒂夫有一次说得相当尖刻，这也许是他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留在法兰克福的主要原因。他甚至开始获利了。罗伯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精心制作一个玩具。几个星期以来，他只要一有空，就把时间花在这个玩具上。阿弗纳曾看过一眼，好像全部是用牙签做的一个弗雷斯大转轮。
在这些人当中，卡尔看起来是最为怪异的。他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只是坐在床上看书，嘴里叼着空烟斗。他习惯这样。但是近来他时不时地抬起头来，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有一次他转向阿弗纳，说：
“你相信灵魂轮回吗？”
“什么？”阿弗纳诧异地回答道。
卡尔没有重复这个问题。他摇了摇头，又埋头读书。阿弗纳之所以记得这一次，主要是因为正好轮到卡尔做晚饭了——他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这是一件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的损伤性事件。虽然卡尔多才多艺，但烹饪术并不在他的才艺之列。由于阿弗纳扮演着“顽童母亲”的角色，总是操心每个人吃饱没有，吃的东西是不是卫生，所以常常在其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告奋勇地替别人做饭。但是突击队中的这位哲学家不让他做。“轮到我了，就该我做。”他说。“我的砂锅炖鸡肉不好吃吗？”
这位全神贯注于灵魂轮回的卡尔这次出了问题。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连炉子都没有打开，就把砂锅炖鸡肉端上了桌。
1974年1月7日，突击队终于得到可靠情报。情报来自“爸爸”，是关于阿里·哈桑·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的。据说，他们两个人要在靠近列支敦士登边境的瑞士小镇萨甘斯见面。在一座天主教堂里。
“他妈的，”卡尔看着地图说。“一个小镇，只有阿尔卑斯山上的三条山路，又是冬天。利勒哈默尔的一幕又要重演了，可能更糟。”
“不一定，”阿弗纳说。“由于这是一座边境小镇，所以突袭之后，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会进入列支敦士登，然后直接进入奥地利。他们在菲尔德可能还有一个接待委员会。但是我们可以开车回到苏黎世。而且，我们可以在车上放些滑雪橇，直接滑到圣莫里兹，或者达沃斯。达沃斯更近。和那些滑雪的人混在一起。我们现在就在达沃斯给五个德国商人订了房间。”
“还是只有三条路。”卡尔摇着头回答道。
事实上，还没有三条路。第二天，阿弗纳和卡尔开着车在萨甘斯转了一圈——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仍然记得利勒哈默尔的教训，不希望那么多人同时出现在那座瑞士小镇上——路易斯又送来了情报。稍微有点变化。两个恐怖头子将在瑞士小镇旁的一座教堂里见面，但不是萨甘斯。他们将在阿尔卑斯山瓦伦湖另一边的一座小镇附近见面，与萨甘斯比起来，这里离苏黎世近几英里。从人口上来说，这座小镇要比萨甘斯稍大一点，但更为偏僻。这座小镇名叫格拉如斯，只有一条高速公路——A17号高速公路——从这里经过。向北，通向苏黎世，向南，向西，经过阿尔特多夫，绕过雄伟的琉森湖，到达卢塞恩市。
格拉如斯位于瑞士中部，北纬四十七度，东经九度。这里既有落叶阔叶树，也有针叶常绿树。年降水量四十至六十英寸。这就意味着1月份多雪。
据说萨拉米和达乌德1月12号星期六要在教堂里见面。11号星期五那天，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开着两部车，侦察了这座小镇。罗伯特和卡尔留在苏黎世的安全屋里。
偏巧这个时候，罗伯特病倒了，腹泻不止，无论吃什么东西在肚子里都留不住。他病得很厉害。如果到星期六还没有好转的话，阿弗纳就考虑让他留下来。不过，罗伯特不同意。最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以前都是斯蒂夫开车，这次由罗伯特来开逃离现场的车子。斯蒂夫和汉斯跟阿弗纳一起实施袭击。这种安排并不理想，斯蒂夫的车开得比罗伯特好，而且这个地方的路特别凶险。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似乎是惟一的选择。
星期五那天，天气虽晴朗，却非常寒冷。教堂位于小镇的边缘，正门前面是一个广场，广场中间有一个小喷泉。教堂后面是一块墓地。从广场上只走几步就到了那扇宽大的双层门前，在一扇门翼上有一个小门。这个小门跟大门不一样，好像从来都不锁。在教堂里面，狭长的中殿一直通向圣坛。阿弗纳对教堂——包括对犹太教会堂——无论它是作为一个建筑物，还是作为一个敬神的地方，都一无所知。这是他第一次涉足一座教堂。从彩色玻璃画窗上折射进来的光亮使他很好奇。
入口的右边有一扇门，进门经过中殿之后，是一个相当大的房间，好像是个综合图书馆和接待场所。房间中间有一张大木桌，木桌上全是书籍和宗教宣传小册子。墙边排列着更多的书籍。在后面的那面墙上有一扇门。门里面是一个楼梯。向上，通向楼座和管风琴所在的地方，向下，通向教堂地下室的各个房间。
汉斯认为，这里是他们惟一可以见面的地方。教堂后面的圣器收藏室不适合见面，牧师们的住宅似乎也不与主楼相连，只是一些小屋。神父们不是住在附近的房子里，就是住在地下室的房间里。由于这个原因，汉斯认为去楼梯底端的所有房间里查看是不安全的。他们第二天用几秒钟就可以冲进去。进去、出来都没问题。一个突然袭击，恐怖头子就落网了。只要一个人守在楼梯顶端，他们就无处可逃。
事后回想起来，这个方案也许还设计得不够细。但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出乎恐怖分子意料。而且，时间也紧迫。他们追了萨拉米一年多——谁知道下一次机会还要等多久？
晚上在小镇上过夜是不可能的。这里虽然有几家旅社式的酒店，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头天晚上订五个人的房间、杀人之后当天就离开是最容易招徕别人的注意的。也许还订不到五个房间。这里离苏黎世只有四十五英里，离卢塞恩的距离是离苏黎世的两倍，从卢塞恩到苏黎世有四十英里。但是阿弗纳还是决定走一走这条路线，作为他们在教堂里完事之后逃跑的一种选择。突袭之后，他们也许有必要兵分两路，一辆车开往卢塞恩，另一辆车开往苏黎世。晚上，阿弗纳给路易斯打了一个电话，要他在卢塞恩再订一间安全屋，以防万一。
第二天是12号星期六，天气温和了一点，天空阴沉，偶尔有小雪。通向苏黎世的高速公路上光光的，而通向格拉如斯的公路上却有成片成片的积雪。
阿弗纳、斯蒂夫、罗伯特和汉斯开着一辆车，卡尔开着另一辆车跟在后面。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把贝雷塔。这些贝雷塔手枪是阿弗纳从安德雷斯的那个瑞士商人连兹林格那里买来的第一批武器。当时，阿弗纳把这些武器和护照一起留在了瑞士。汉斯建议，现在最好使用这些武器。
阿弗纳和斯蒂夫还决定每个人带一颗烟幕弹。小小的滤毒罐——可以在市场上买到——正好放进短大衣的口袋里，虽然并不是很舒服。但是，正如卡尔和阿弗纳所认为的那样，在地下室里搞袭击对他们最有利。恐怖分子不可能跳窗而逃，而如果他们选择待在房间里，那在三十秒之内他们又无法防御。不过，他们也许不会待在里面，而会从门里鱼贯而出。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目标。从楼梯上仓促撤退时，烟幕弹是最好的掩护，比其他什么东西都好。它跟手榴弹不一样，不会发出声音，不会惊动任何人。被别人发现时，突击队已经在去卢塞恩的半路上了。
也许吧。“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也绝不能保证这一点。”这是罗伯特听了这个突袭方案之后的评价。
阿弗纳也在犹豫，但是无论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