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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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安德雷斯这样去联想了，他还有可能会接受阿弗纳的解释，他只是一个佣工，收集恐怖分子的信息是为了再卖出去。他会以为阿弗纳把它卖给了竞争对手，而不会想到他儿时的朋友会去突袭谁——托尼也不可能告诉他。他不是傻瓜。
　　但汉斯是对的。这件事情有时候确实很荒谬。也许聪明一点的做法就是不要想得太多。他们只是特工。如果他们得知老板甚至伊弗里姆秘密参与其中的话，那这一切就会非常明显了。也许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这一切更有意义了。
　　在巴黎，阿弗纳让安德雷斯拨了路易斯的电话。电话号码是托尼给他的。很明显，这是左岸一个小酒馆的电话。安德雷斯以自己的名义给路易斯留了言，告诉他在哪几个时间可以给他宾馆回电话。
　　第二天晚上六点刚过，路易斯回电话了。当时阿弗纳和安德雷斯正在安德雷斯的房间里，他拿起分机。
　　“你好，路易斯。”安德雷斯用法语问道。考虑到阿弗纳，他立即改成了英语。“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在巴黎，他给你捎来了托尼的一个口信。”
　　“我正等着呢。”路易斯回答道。他的声音很轻，但充满了阳刚之气，跟电视主播的差不多。他的英语有一点口音。“如果他方便的话，告诉他今晚九点在这里见我。”
　　安德雷斯瞥了一眼阿弗纳。“我想九点没问题。”他说。“但我想他更喜欢在皇家蒙梭饭店前面见你。你肯定知道，在欧奇大道。”
　　“我当然知道。”路易斯回答道，听起来有点挖苦的味道。皇家蒙梭饭店是巴黎有名的酒店之一，决不便宜。“他住在那里吗？”
　　阿弗纳对安德雷斯摇摇头。
　　“不，我想不是。”安德雷斯回答道。“但他想在那里见你。”
　　“好吧，”路易斯简短地回答道。“告诉他我九点到那里。我会停在……前面，哦，是一辆黑色‘雪铁龙’。菲菲跟我一起。”
　　“菲菲是一只狗。”路易斯挂断电话后，安德雷斯解释道。“会客时他经常带着它。呃，至少你去找他时不会那么麻烦。”
　　阿弗纳对这样的习惯表示理解。他也不介意随身带着查理，甚至在执行任务的整个过程中都不介意。他实际上就住在皇家蒙梭饭店，但暂时还不必让路易斯知道。甚至安德雷斯都不知道。阿弗纳告诉他，他会住在朋友们的家里。这个时候，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虽然“安全”这个词只是一个玩笑而已。零风险！他们航行在未知的水域，但没必要让那些扛着卡拉什尼可夫步枪的人轻易地抓住他们。
　　九点钟，那个人敏捷地打开一辆黑色“雪铁龙”的乘客位旁边的车门。他三十出头，穿得很体面，是那种漫不经心的体面。他长得很好看，有点胖，像托尼。但五官轮廓要分明得多。“住嘴，菲菲。”他对后座上汪汪直叫的阿尔萨斯牧羊犬说。“这位先生不会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东西。相反会给我们东西。”他补充道。然后转向站在人行道旁的阿弗纳。
　　“我希望你的狗懂英语。”阿弗纳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厚厚的信封，一边回答道。
　　路易斯大笑着伸手去取信封。他朝信封里看了看，那一叠一叠的百元大钞连点都没有点一下就放进了公文包里。“谢谢！”他说。“你是只想把这个给我，还是想一起去喝一杯？”
　　“如果只是随便吃点什么，”阿弗纳说。“那就这么定了。”
　　“好。”这个法国人答道。“在巴黎有非常喜欢的去处吗？”
　　听起来还不错。如果路易斯想设埋伏的话，他就会提议去一个地方——他很显然知道阿弗纳知道这一点。“这条街上有一家小餐馆。”他对路易斯说。“我觉得不错。”
　　路易斯顺着阿弗纳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点点头。“我二十分钟后到那里找你。”他说着，猛地关上车门，开走了。阿弗纳希望他不要走——但他能理解路易斯，他无非是不希望坐在餐桌旁，手里抓着一个装有一万元现金的公文包。
　　这家小餐厅叫欧奇烟店，离戴高乐广场只有一两个街区。坐在人行道上的桌子旁，可以看见凯旋门，这与阿弗纳通过名信片了解的大城市相符。然而，在这个11月份的夜晚，他选择了餐馆里面的一张桌子。二十分钟后，路易斯来了，没带公文包，也没带那只阿尔萨斯牧羊犬。他很高，当然不瘦，看起来比在车里高多了。他的脸跟法国老牌影星伊夫·蒙当很像——非常精致，有点厌世，但非常惹人喜爱。阿弗纳立刻喜欢上了他。出于某种原因，他感觉路易斯跟他是同一类人——比托尼更像同一路人，比安德雷斯更更像同一路人。
　　路易斯似乎也喜欢阿弗纳。他们第一次谈话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谈了几个小时。吃完晚饭，他们闲逛到凯旋门，然后一直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到协和广场，又走回来。大多数时候都是路易斯在讲。
　　很久以后，阿弗纳想起这次谈话时才明白那个法国人讲的是什么。他当时有些走神，没听懂多少东西。路易斯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时候提到的一些事件、作家或观点阿弗纳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说的主要意思似乎是，这个世界是个相当可怕的地方，充满了战争、痛苦和苦难。许多人似乎认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个世界变得很糟了。只有人们成为宗教信仰者或共产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还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个解放阿尔及利亚、妇女跟男人平等，或者加拿大人停止屠杀小海豹的问题。但所有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按照路易斯的观点，这个世界不可能治理好，除非所有现存的机构被抹去——如他所说，变成“一张白板”——人们又可以白手起家。因此，他说，对明白这个的一群人来说，其他人是否在为这个事业或那个事业奋斗并不重要，是否在为未来的什么主义还是在为教堂的荣誉而摧毁一个地方并不重要。路易斯解释道，只要人们把它摧毁了，他们就帮了人类社会的忙。理解这一点的一个小组织——一个名为“集团”的非常小的组织，它更像一个家庭——会帮助这样的人，无论他们是否赞同他的事业。路易斯说，更确切地说，这个“集团”赞同每个事业。如果你停下来考虑考虑这一点，那么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没有不正义的事业。
　　当然，“集团”并不是为被摧残的地方和人而欢欣——只有疯子才会感到高兴——但是他们明白，人们把一切摧毁得越迅速、越彻底，摧毁掉这些事物的速度就越快。就这么简单。
　　阿弗纳并没有因为路易斯说的任何话而有丝毫动摇。如果他越夸大其词，或者说得越热烈，阿弗纳就越会把它看成是胡说八道，比法兰克福安德雷斯的那些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本科生的空谈还要荒谬得多。但路易斯的说话风格是冷漠、自我贬低和幽默，或者是一种要么接受要么拉倒的斩钉截铁的风格。他就像一个非常沉着地站着表演的喜剧演员，总是让阿弗纳开怀大笑。即使他严肃的时候，也不是认真的。“看看那些所谓的强国，”他说。“看看中央情报局，常常被自己的尾巴绊倒，或者看看穿着邋遢裤子的克格勃，他们都是野蛮之徒。再看看巴黎，看看周围：一千年的历史，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交到他们手上？
　　“如果你原谅我这样说的话，我们永远比他们要聪明。我们甚至在女人的体验方面都要比他们稍强一些。”
　　又过了一年之后，阿弗纳才完全明白路易斯在他们第一次在巴黎散步时说的话——或者他为什么说那样的话。阿弗纳的第六感觉亮起了绿灯，但是真正明白他的话是在又进行了两次突袭、花了几千块钱，直到他见到了“爸爸”本人——路易斯的父亲——之后。“爸爸”曾是法国反纳粹游击队员。他头发灰白，脸色红润，看起来有点像阿弗纳的父亲。不同的是，他穿着老式的黑色衣服，怀表上粗粗的金链子从他的胸前垂下来。“爸爸”这位爱国的法国人，曾经在法国被占时期炸毁过许多德国卡车和火车——他眨着眼睛解释说他曾经爱上过这一行。“爸爸”这个精明理智的法国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个愚蠢的农民——在战后意识到，可以从世人无可救药的激情中赚到很多钱。“爸爸”曾经把路易斯和他的两个弟弟送到索尔邦大学，并不是让他们在这座著名学府吸收必学的书本知识——书本知识，狗屎！——而是让他们留意其他热情大胆的青年男女，这些人也许将来对“集团”有这样或那样的帮助。
　　阿弗纳也许永远理解不了“爸爸”和他的家人——包括路易斯在内的三个儿子，一个年纪稍大的叔叔和两三个堂兄弟——他们在欧洲经营着这样一家了不起的支持恐怖分子的组织。比如，他一点也不理解“爸爸”的政治策略。实际上，它们似乎与他们第一次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散步时路易斯模模糊糊解释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没有多大关系。表面上，“爸爸”藐视所有政府，包括法国政府，还说，他决不给政府干活，也决不允许“集团”中的任何人给他们干活。一谈到美国、苏联或者英国情报部门，他总是耸肩做鬼脸，甚至朝地上啐唾沫。哦，狗屎！“穆萨德”，狗屎！
　　他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似乎特别厌恶，他认为他们有一个反对欧洲大陆人民的巨大的阴谋。虽然他也不喜欢俄国人，但似乎俄国人还没那么招他烦，他对德国人的憎恨甚至都没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那样强烈。实际上，他之所以谴责英国人，似乎是因为德国人、俄国人、两次世界大战，动荡不安的非洲和中东的关系。是因为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帝国，从法国人那里夺走了一个帝国，还是因为战后又这么急匆匆地将它拆散，“爸爸”才这么谴责他们不得而知。作为一个热爱欧洲大陆的人，一个天主教徒，甚至一个农民，一个普通人，一个把自己看作光荣的法国革命的继承人，“爸爸”似乎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比目前世界上的任何一场冲突的历史都悠久得多。这场战争的起源消失在欧洲历史的迷雾中，也消失在他自己的脑海里。这场战争是反对傲慢的英国女王和奸诈的英国贵族。这些贵族在海伦娜岛把砒霜放在波那巴·拿破仑的汤里。
　　但是如果“爸爸”看见森林有困难——至少对阿弗纳而言——那他看见树木却没任何困难。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他和他的儿子们熟悉地下活动这个稠密森林中的每一棵树木。在法国当然是这样，在欧洲也许也是这样，或许在全世界都是这样。说“集团”了解每个参与无政府主义革命这个巨大的极其复杂的网络的恐怖分子、招募员、组织者或间谍的信息，那是夸张，但说他们了解相当一部分人的信息，并且会把这些信息卖给愿意而且能够出资购买的人，则一点都不夸张。正如路易斯和“爸爸”在他们对阿弗纳有了足够的信任之后，自豪地向阿弗纳指出的那样，他们决不——至少决不有意识地——卖给任何政府。与政府打交道有违他们的原则，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觉得太危险。政府和情报机构太不可靠，太不讲道德，而且效率低下，充满谜一样的办公室政治。他们甚至不知道“荣誉法典”的含义，那是盗贼们的法典。
　　除了出售信息之外，“爸爸”也出售服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抗德的那些年里，首先学到的东西就是需要给游击队员提供安全屋、交通、食品、衣服、武器和证件，还需要人在任务完成后对所有事务，有时候也包括尸体，进行处置。这样的工作——还有监视工作——秘密行动在哪个国家进行，就由哪个国家的普通男女来承担，这样会更好、更容易一些——这些人在他们从事合法职业的过程中也许就能成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家。只是一个钱的问题而已。“你对锁了解多少？”他们稍微熟悉一些之后“爸爸”这样问阿弗纳。“我——我给你派个锁匠来。你要挖墓穴？那我就给你派个挖墓穴的人来。费用不高，不是吗？”
　　作为农民的“爸爸”，他最伟大的发现是，有些人为了一点小钱什么事都愿意干。许多人愿意做很多事情，几乎每个人都愿意做一些事情。比如，任何人都不会只满足于一点糊口的钱。一个司机开车，一个制造枪炮的人制造武器，或修理武器。为了让他们得到这些“小”费，要他们额外做的事情不要告诉他们的管理部门。这个——在不可靠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以外——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干。这确实意味着要在许多国家支付许多人的工资，但“集团”的经费充足，可以支付这些费用。
　　“爸爸”的另一个伟大的发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