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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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雷斯给他打电话时大约是在午夜。真是令人吃惊：他们谈起话来好像没有分开过几天。他们约好第二天在歌德广场的户外咖啡馆见面。阿弗纳提前十分钟到了。提前赴约已成为他的一个习惯，他得以防万一，即使跟一个儿时的朋友见面也是这样。早点到，以防意外。但他遇见了一件让他非常意外的事。
阿弗纳坐在那里，安德雷斯从拐角一出现他就认出来了，也许只有三十码的距离。不过，他已不像他儿时的朋友了。他认出他是照片上的一个人，要他牢牢记住的一个人。一个不太重要的德国恐怖分子。他以前是个学生，现在是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一个成员。不是一个大人物，只是一个走卒而已。
阿弗纳看着安德雷斯停下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始朝咖啡馆露台上的那些人望去。他又让他看了几秒钟，好让自己收回思绪。
这时安德雷斯的视线停在他身上。他离他越来越近。
“你是阿弗纳吗？”他轻轻地问道。
阿弗纳打定了主意。他站起来，大笑起来，然后像以前一样，用拳头在他朋友的背上捶着。真是运气好啊，只有傻瓜才不觉得他们的重逢不是因为运气好。
安德雷斯只知道他儿时的名字，这个名字阿弗纳在部队里改了，他部队里的人都把名字改了。他没有把自己的职业告诉安德雷斯，甚至连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当空中警官都没有告诉他。什么也不说最简单。让安德雷斯说。谁说得清他有朝一日会通过他跟什么人联系？
这种考虑具有预见性，阿弗纳没法知道自己的预见有多准。没法知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自己的一生会彻底改变。
但是那天下午在歌德广场路边的咖啡馆里，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回忆往事。除了追忆往事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提。安德雷斯几乎没有透露自己的任何消息——他说他从大学里辍学之后一直想当作家——阿弗纳对自己的工作同样说得含糊不清。他说他在为以色列一家皮革公司干活，经常跑欧洲。他们的谈话没有涉及政治。分手之前，安德雷斯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阿弗纳可以随时打这个电话跟他联系，或者留言。
从那时开始，阿弗纳只要一去欧洲，就去找安德雷斯。有时候他们见面喝一杯啤酒就完了。有时候他们只在电话里说说话。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回忆过去的时光，好像他们已人到中年，而不是二十三岁的年轻人。阿弗纳觉得安德雷斯在重续他们往日的情谊时显得非常谨慎。阿弗纳也不逼他，顺其自然。有一次，他告诉安德雷斯他要去苏黎世，安德雷斯请他从瑞士寄一封信。
“是给一个女孩的。”他向阿弗纳解释道。“我告诉她我要出去一趟。”
阿弗纳替他寄了这封信，没有问他信里的内容或者调查这封信的地址。这是他帮他的一个忙，也是安德雷斯的一份信用证，他有朝一日会收回来的。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就打定主意——虽然他也犹豫过——不把他们接触的情况告诉“穆萨德”。这不是一个忠诚不忠诚的问题，而是一个他父亲说起过的问题。
阿弗纳刚刚开始训练时，他的父亲就知道了他的新职业。他没有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他父亲在“穆萨德”组织里的老关系告诉他的，也许是他自己推理出来的。“自来水厂怎么样？”有一天他问阿弗纳。还没有等他来得及回答，他又接着说：“你真蠢。但生活是你自己的。”
“这是你最好的建议吗？”阿弗纳问道。他父亲摇了摇头。
“你不愿意接受我最好的建议，”他回答道。“所以再给你也没有用。但我要给你第二个好的建议。一旦进去，就要努力工作。按程序办事。做个人人喜欢的人。但别把自己的底牌都亮出来，袖中总要有一张牌。”
于是，阿弗纳决定只字不提安德雷斯。这样会更加安全。如果有人看见他们在一起——认出了安德雷斯——他只不过是一个儿时的伙伴而已，阿弗纳没有把“穆萨德”给他的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跟他联系起来，没想到他是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恐怖分子。疏忽了，仅此而已。他是他口袋里一张可以降低风险的王牌。
接下来的两年，时光飞逝，平静无事。阿弗纳继续享受着工作带给他的乐趣。上司似乎对他的表现也很满意。作为一名特工，他的级别仍然很低，没有从事过真正的情报收集工作，但分配给他的任务在逐渐升级。偶尔还会让他持公务护照飞往欧洲的首府城市——雅典或伦敦——到那里之后，当地“穆萨德”的头头会给他提供另外一个护照，让他换一种身份，比如说，一位西德商人。他拿着这个护照飞往另一个城市，比如苏黎世或者法兰克福。到了那里他就去见一个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以色列特工——一般是一个东方犹太人——向他通报或汇报情况。按惯例，扮成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特工是不带回以色列做例行汇报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登机时被阿拉伯特工发现的风险。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欧洲，都是这样。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操作的，他们的四分之三的秘密情报都是在游客众多的首府城市交换的。
关于这个，阿弗纳发展了一套有些挖苦意味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要论秘密接头的话，伯明翰跟伦敦一样好，法国东北部城市南锡跟巴黎一样棒。但是——间谍也是人，如果可以在巴黎待一个星期的话谁愿意在南锡待着？阿弗纳当然不反对这种做法。这是对工作的一种额外补贴。
那个时期，阿弗纳的很多任务就是直接或间接地防止恐怖活动的发生。1969年夏天，阿弗纳加入“穆萨德”组织。在这之前不久，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浪潮迅速蔓延到很多国家。
1972年秋天以前，恐怖分子袭击的主要是以色列以及西方国家的空中运输及设施。1970年2月21日，他们炸毁了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喷气式客机，导致四十七人死亡。同一天，一架运送邮件的奥地利飞机在前往特拉维夫途中被炸毁。在这一系列恐怖袭击发生的前几天，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在慕尼黑机场把手榴弹扔进一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汽车里，造成一死十一伤，包括不得不做截肢手术的以色列著名演员汉纳·玛隆。同年9月6日至9日，五架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只有一架飞机——一架飞往阿姆斯特丹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波音707——侥幸逃脱——空中警官开枪打死一名劫机者，活捉其同伙、女恐怖分子雷拉·卡尔德。另一架飞机被劫持到开罗，并将其摧毁。另外三架飞机被劫持在约旦的道森军用简易机场，扣押了三百名人质。这三百名人质最终被释放。条件是交换先前在瑞士、英国等地被抓的恐怖分子。
尽管这次袭击大获成功，但恐怖分子很快就后悔了。数周之内，约旦国王侯赛因把所有的恐怖组织驱逐出境，在驱逐的过程中还杀了很多人。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黑色九月”组织的形成。
几十年来人们忽视了政治恐怖这个武器。新的一代只不过重新发现了这个武器，许多值得尊敬的国家或运动都曾一度使用过这个武器。
1971年，“法塔赫”首次进行恐怖袭击，目标是鹿特丹的油库，然后——为报复侯赛因国王杀害自己的同胞——袭击约旦的航空公司和位于开罗、巴黎和罗马的政府机构。“法塔赫”首次袭击的成功使他们的胆子更大了。那年年底，袭击行动开始升级。11月，几名持枪歹徒在开罗喜来登酒店前的台阶上暗杀了约旦首相。两个多星期以后，他们在伦敦向约旦大使扎伊德·雷法伊开枪，使其受伤。
而“黑色九月”恐怖分子在以色列的首轮袭击却没有那么成功。1972年5月，他们劫持了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比利时喷气式客机，想以此交换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三百一十七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可是，以色列伞兵突然冲进飞机，逮捕了两名“黑色九月”劫机者，从而使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上升到三百一十九人。
阿弗纳的部分任务就是在欧洲的机场里闲逛，在恐怖分子登上飞往以色列的飞机之前把他们识别出来。这项工作虽然靠推测，但也不全靠推测。有时候有人会向“穆萨德”报告，近期有一次恐怖袭击。可是他们对诸如恐怖分子在哪里登机，登上哪一架飞机，有多少人，他们的身份又是什么等细节却不甚清楚。恐怖分子通常是年轻的阿拉伯人，但从理论上讲，恐怖分子可能是任何年龄的人，也可能是任何国家的人，或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也可能男女都有。有些同伙还可能不知情。
并不是所有的恐怖活动都是蓄意破坏或劫持飞机，有些恐怖分子带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在以色列境内活动。还有一些则在被占领土上招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从事间谍活动或破坏活动。
“穆萨德”曾对可疑分子作过某种描述。他们确实存在某些共同特征，但每个细节都符合的人很少。比如说，通过审问被捕的恐怖分子，“穆萨德”对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恐怖袭击前四十八小时的活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纵情作乐。住在最好的酒店里，身上的钱通常只够买一张去以色列的机票。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要在他们声称要去的这个国家订房，也说不出要去拜访的朋友或亲戚的名字。绕道去以色列也是他们通常的做法。因此，一个自称学生的年轻人却住在日内瓦最昂贵的酒店里，身上揣着一张从巴黎、罗马或者雅典到特拉维夫的单程票，却没有打算待在以色列任何地方的人，被看作是可疑人员。
跟处于压力下的人们的行为一样，恐怖分子的行为还可通过其他方式来断定。他们旅行时，行李通常很少，要么是一个粗呢包，要么是一个小手提箱，而且喜欢紧紧抓在手上，或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而不是放在空座上或候机大厅的地上。他们会抽很多烟，而且频繁上洗手间。他们不能专心致志地看一本书或一本杂志，通常会哗哗哗地翻着。对他们来说，全神贯注似乎很难。如果准备劫机的话，他们会有三四个人在一起。候机的时候，他们从不坐在一起，但是会频频地交换眼神。（一名“穆萨德”特工曾在阿姆斯特丹斯希波尔机场，通过与照片对照认出了一名恐怖分子，并通过这名恐怖分子紧张的眼神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另外两名恐怖分子。）从行动的位置来看，靠走廊的位置应该更方便一些，但恐怖分子们似乎更喜欢靠窗的位置。
“穆萨德”心理学家把以上这些叫做“投影描述”，但并不一定很准。事实上，它不具备什么科学性，有些是常识。但如果没有那种特别的感觉，或者没有特别的推理能力的话，仅仅依靠这些描述是很难的。阿弗纳执行过几十次这样的任务，可警钟只敲响过两次。有一次，所有的特征都具备——可在审问那对年轻夫妇时，除了发现了大量的麻醉品之外，其他什么致命的东西都没有发现。而另一次被他抓了个正着：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那个人是在西岸招募恐怖分子的重要成员。他身上揣着一张双程票，但他不抽烟，不上洗手间，在候机厅没有跟任何人交流眼神。阿弗纳搞不清是什么促使他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并建议等那个人一到就扣下来审问的。他的确是个阿拉伯人——但其他许多乘客也是。
不过，也不能说阿弗纳已成为反恐专家。这期间他承担的都是一些较为低级的任务。这适合他。因为，首先，他不认为这些任务低级。其次，这些工作一般都在国外。在国外就意味着旅行。到1971年末他甚至连纽约都去了：这是最远的一次旅行。梦想最终成为现实。
尽管阿弗纳不再是空中警官，但他仍然不时地承担一些安全任务。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行动，就是把一个叛逃者——从来没人告诉他这人是谁——从西柏林偷偷弄回来。这个任务很复杂。后来阿弗纳开着一辆以色列航空公司运送食品的卡车穿过机场周围栅栏上的一个缺口，径直向停在那里的一架波音707开去。他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个人。另外一次是作为戈尔达·梅尔的贴身保镖去巴黎。这次旅行平安无事。
阿弗纳和肖莎娜再也没有理由不结婚了。他们终于在1971年结婚了。当时阿弗纳在野外训练。肖莎娜大学毕业还没有结婚，很可能会被拉去服兵役。但这不是他们决定结婚的主要理由，虽然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跟其他男人一样，阿弗纳觉得两个人没有正式绑在一块很舒服。
阿弗纳在旅行时没有做过对不起肖莎娜的事，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