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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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你们有些人觉得这一趟应该要花很多钱，这些钱是由以色列国家派发给你们为个人谋福利的。现在我在这里提醒你，不是。我只提醒你一次，每个人我都只提醒一次，我不会再告诉你这些。我要发票。
我要你执行公务时花的每一分钱的发票。如果你要搭出租车，可以，你给我发票。如果你要租船，可以，你给我发票。如果没有，就要从你工资中扣除。
如果你搭出租车，最好是出于工作需要。我会问你为什么要搭出租车。能坐地铁就坐地铁，能坐公共汽车就跟其他人一样，坐公共汽车，走路也行。你花了不该花的钱，我就从你的工资中扣。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工作需要，那就花吧。你的工作特殊，而不是你特殊。在我这里不管你做什么，你不是英雄。你把希特勒绑到这里来，我要说，发票在哪里？长途电话是不是打给私人的，是不是打给你女朋友的？如果是，自己掏钱。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你们有些人觉得你们在为富有的银行家巴隆·罗斯柴尔德干活。你们别指望会得到很多钱。我怎么跟你说呢？你不是在为银行家巴隆·罗斯柴尔德干活，你是在为以色列干活。谈到钱的话，你是为我干活。”
那个加里西亚人停下来抬起头，望着阿弗纳的脸。“请明确告诉我，”他说，“我有没有没说清楚的地方。”
阿弗纳站起来。
“你说清楚了。”他回答道。他心里想的是：你想怎么样？人总是按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切。你这个加里西亚老贼也许是个顺手牵羊的高手，自然会以为别人也是这样。
就阿弗纳来说，他被冤枉了。不仅阿弗纳被冤枉了，其他很多人也被冤枉了。那些热衷于偷窃的人——别说偷窃了，就是赚钱的人——也不会加入到这些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月薪只有六百五十以色列镑的人的行列里来。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们被送往野外训练之前惟一正规的考试是心理考试。很显然，上层人物们对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而不选择那个感到好奇，尽管大家总是开玩笑——你这样做一定是发疯了，诸如此类——但很显然大多数受训人员都认为自己是非常正常的人。阿弗纳当然也认为自己是正常人。其他人——嗯，也许有点古怪。但是心理考试的结果似乎不同。阿弗纳总是有一种直觉，要证明自己是合适人选，有些测试必须做点调整。
压力并不是来自考试，考试很简单。在阿弗纳看来，这些考试很有意义，而且搞清楚他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之后还能不能解决一个数学难题也非常有意思——虽然他的数学从来没有好过。答案很迷人，也让人满足。他不仅能够，而且愿意回答得更快一点，更准确一点。
其他几门考试都是通过耳朵来完成的。阿弗纳必须了解他们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答案，然后设法给他什么答案。不管这些答案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在他看来，重要的是，“穆萨德”似乎对特工的某些品质并不满意。但没有这些品质他就不可能、也不会被招来做特工。听起来就让人发疯。
比如，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穆萨德”根本不喜欢约翰·韦恩这个角色，甚至那个荷兰男孩的角色。说得更准确一点，他们只希望约翰·韦恩独自跟全城的烂仔较量，而不希望他首先动手。他们痛恨英雄。如果“痛恨”这个词太重的话，至少是他们不喜欢或不相信英雄。阿弗纳觉得他们不希望特工在工作中获得的享受超过一定的程度，他们甚至不希望他们对敌人怀有非常强烈的感情。比如，一个受训人员，他是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相当痛恨——这不奇怪，因为他们在1949年杀死了他们全家。阿弗纳从教官的眼神中看得出来，这位亚历山大人在组织里的前景并不光明。
按照“穆萨德”的观点，一个理想的特工应该精确、可靠、镇定，犹如一台精心制造的机器。在一个层面上，他对于工作的热情应跟电脑芯片或磁极罗盘差不多。虽然他不应该愚蠢无知，或者麻木迟钝，但他的表现也不应该依靠他对任务的“感觉”。还有，他也不能创新，也不能忠于职守。他应该是充满激情的爱国者——但不应有丝毫的盲目。他应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应脑袋空空，没有任何想法。他应该是一个蛮勇之夫和一个执业会计师的混合体。总之，他应该集那些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找到的品质于一身。
就阿弗纳来说，这是一个白日梦。他不具备这样的品质。在他看来，他认识的其他受训人员也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嗯，坦白地说，都各不相同，就像特拉维夫大街上那些普通人一样。他们都爱国。但在以色列，特别是1969年，谁不爱国？如果那样的人是“穆萨德”心理学家想要的，那他就是那样的人。他感觉到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样的。任何心理测试都不会同时考虑到他，也考虑到生活向他提出的挑战。
另外，阿弗纳也知道，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约翰·韦恩，他们绝不会后悔选择了他。他将成为他妈的自他们招募特工以来最好的特工。他将拯救以色列一千次却无人知晓。当他工作多年成为他人的榜样以后，以色列总理写来了感谢信时，他也许会把这封信拿给他的母亲。“你做了些什么？”她这样惊叫起来。他只是说：“喔，我不能告诉你。什么也没干。”
当然，阿弗纳无法最终知晓他是不是愚弄了“穆萨德”心理学家。也许他们从他身上没有看出来那个荷兰小男孩。也许看出来了，但适合他们。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让他飞起来了。确实是这样。他的第一次野外培训任务去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如果他姑妈的朋友及时给他找到一个工作的话，他也许早就在这家航空公司工作了。他当了一名空中警官，负责保护飞机上乘客的安全。
其他人也许认为这是最底层。但对阿弗纳来说，他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虽然不是飞机驾驶员，但总算能飞了。即使飞机起飞只在机场上空转一圈，他都觉得很棒了。但飞机不只是在机场上空转圈，它飞到了世界各地。仅仅几个月之内，阿弗纳就飞过了欧洲许多大城市，全部是公费。
虽然他训练时是情报特工，但起初分配给他的工作并不是收集情报。当然人们也不把这种秘密情报跟间谍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那个时候，真正从事情报工作的间谍相对来说比较少。毫无疑问，也有几个特殊的特工混进政府担任要职，也有几个特工去拍摄军事机密。像埃利·科亨这样具有传奇经历的间谍很少。大多数特工干的跟阿弗纳训练的内容一模一样。
阿弗纳要做的事——除了在以色列航空公司保护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人身安全之外——就是暗中监视公共场所。他自然要把观察到的东西作详细汇报。比如他就在巴黎奥利机场待了整整一天，对机场进行研究，记下出口和入口、能够进入飞机跑道的各类交通工具，还有监控器的位置。无论这些监控器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都记下来了。他假装给几个空姐摄像，摄下了几个海关和护照检查处换岗的情形。
在罗马、伦敦和雅典，他在指定的阿拉伯和俄罗斯大使馆外要么待一个上午，要么待一个下午，不能太显眼。至于怎样做到不显眼，这是他自己的事。在旅游城市就是坐在咖啡馆里也有意义——阿弗纳的第六感觉总在提醒他，要避免刻意的伪装——在伦敦，在大使馆对面的公园里遛狗也是很自然的。有一次在罗马，他租了一辆卡车，在上面放一个“绕行”的标志，在利比亚大使馆外辅道的下水道里忙了开来。
有时候他只需要汇报进出大使馆的车辆，把来这里或停在附近的车子的车牌号记下来。然而更多的时候，他要把照片上的一个人的面部特征记下来，然后报告他是否看到过这个人进出大使馆。阿弗纳不用跟踪他，只需尽量靠近他，并予以确认。
有时候，他跟一个办事员差不多，干的活跟训练的内容不相干，跑差、给递送情报的人酬劳，或者——正如他后来所说——与一个女孩在伦敦租安全屋。安全屋必须靠近至少两条主要高速公路，还要储存一些食品。他们扮成夫妇去租房。房子的周围全部住着中产阶级。那个女孩是伦敦的永久居民，她住在另一个地方。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步骤，安全屋的钥匙就保存在那里。
阿弗纳以极大的热情和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执行各项任务。坦白地讲，他从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当他听说——他总是不时地听说——另一个受训人员在进修通讯、摄影或语言方面的高级课程，明显在为向高层渗透、获得长期居留权或者收集更多复杂的情报做准备时，他甚至一点都不嫉妒。当一个人每周都能去一个不同的大城市时，谁会想去学习伪造证件或制造炸弹的高级课程呢？如果他们命令他去学习高级课程的话，他也会尽力去学的。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一个人待着，坐在罗马的一家咖啡馆里，或者在巴黎递送包裹。阿弗纳估算了一下，要是用他的工资的话，至少要积攒一年才够他旅行一次的费用。而这样的旅行他每周都有好几次。
到现在，发票的事简直可以说让他发疯了。他会发疯的——他毕竟是个“野客”，“野客”都非常细心——他在“穆萨德”老巢遭遇这位加里西亚人的祖宗，使他在花政府的每一分钱时都要再三核实。并不是因为那个老加里西亚人吓唬了他，而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个老家伙得逞，抓住他的把柄或者对他的花销提出疑问。阿弗纳宁愿花自己的钱办公事。有时候他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在巴黎，他在买一杯菠萝汁时，意外地把现金收支票据搞掉了，只好回到阿拉伯大使馆对面的咖啡馆，在拥挤的游客的脚下寻找，“像个十足的笨蛋，”他心想，“如果敌人知道加里西亚人怎样管理‘穆萨德’的话，他们只需要找到那些趴在地上寻找五法郎发票的人，就找到了以色列特工。”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另一个集体农场。他这个“野客”又置身于加里西亚人之中了。但他并不烦恼。事实上，在“穆萨德”这个组织中，一个“野客”也许还是一笔财产呢。在集体农场，那些加里西亚人并不真正需要他：他们靠自己就能把每件事办得好上加好。但是在这里，特别是在欧洲工作的一线特工中，有个古怪的“野客”并没什么害处。像加里西亚人这样聪明、勇敢的人，他们是不会消失在幕后的。由于他们特有的举止言行和生活态度，同化不是他们的强项。这样，语言的问题就来了。从总体上来说，以色列是个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父母或祖父母为东欧人的年轻以色列人很少有外语说得好的人。也许是因为“野客”身上有比较多的德国人或法国人的血统，所以他们常常被误认为这些国家的人。他们不喜欢身上穿着西服，脚下穿着跑鞋。
阿弗纳总是在欧洲才有家的感觉——比在以色列更觉得像在家里一样。欧洲人购物、过马路、订餐、叫的士的方式更适合他。人们的穿着或打招呼的方式，女士们回望男人的眼神，都与他心目中人们应有的举止行为一致。虽然他几乎没有学过巴黎或罗马的艺术、建筑和历史，但他确实知道哪里旅馆干净、便宜，什么东西在哪里卖以及哪条路去机场最便捷。他也知道哪里有咖啡馆和夜总会。他是火车时刻表、邮局作息时间表和便宦纪念品方面的专家。他喜欢的很多东西都在喧闹、高度发达的欧洲城市里。他喜欢这里的氛围。
除此之外——跟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不一样的是——阿弗纳在欧洲有私人关系。他在法兰克福上学时最亲密的朋友安德雷斯就在那里。
坦白地说，他第一次去法兰克福时，还没有想起安德雷斯。这不奇怪：在这之间的十一年间发生了那么多事——集体农场、“六日战争”和“穆萨德”组织——但他记得外公。阿弗纳一直想着法兰克福那些著名的建筑物。但在飞回特拉维夫的途中，他想起了安德雷斯。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在电话簿中找他的电话号码。
他没有找到安德雷斯的号码，但找到了他父母的。他们好像不知道——或者说不想告诉阿弗纳——他在哪里。他们让他去找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个年轻女人。她在电话里非常冷淡，声称不知道安德雷斯的任何消息。
阿弗纳凭他的第六感觉回答道：“噢，也许我搞错了。我住在假日酒店411号房间。我还要在法兰克福待一天。”
安德雷斯给他打电话时大约是在午夜。真是令人吃惊：他们谈起话来好像没有分开过几天。他们约好第二天在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