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阴谋-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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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正代表药物学进步的药品屈指可数。”世界上处方量最大的抗凝血药波利维（Plavix）实际上“并不比阿斯匹林……更有效。”然而，其价格却是阿斯匹林的二十七倍！这要感谢塞诺菲—安万特制药厂。
在影片中的“药城”，药品生产首先涉及制药商及其股东们的利益，它是世界上赢利最大的工业，远远超过农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和军工业：2007年的销售额高达六千九百五十亿美元，而其在市场营销上的投入更是其科研投入的两倍。法国是超过德国和英国的欧洲第一大药品生产国（2007年的销售额：三百四十亿欧元）。
伪君子的誓言
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卖掉“药品”。为此，法国制药工业协会（LEEM：老板工会性质）主席克利斯蒂安·拉汝克斯（Christian Lajoux）在其饶有趣味的口误中宣布：操纵、伪造以消除药物的负面效应，误导和影响处方医生，通过资助和控制其培训，使其无法切断和我们的利益联系。用巴黎奈克尔医院附属医学院前院长菲利普·伊文教授（Philipe Even）的话讲，专家更像是医药公司真正的“雇员”。通过收买他们，这些公司可以达到控制监管部门和卫生权利机构的目的。而那些不知不觉间，心甘情愿地选择轻信，那些像顺从的羔羊一样习惯着盲从，那些在催眠的环境里缺乏信息，有时甚至对自己也漠不关心、不负责任的病人还能怎样？
在损害公民健康的危险下，药品却总是能够越卖越多。制药业为了最大程度的攫取利润，在从研发到销售的每个环节上都下足了功夫。菲利普·伊文一语道破：“制药业哄骗、影响、损害、腐蚀医学业，但是……它只能腐蚀那些愿意被腐蚀的人。”而那些要为保护公众健康负责的政治权利机构、卫生机构、健康保险机构、医疗从业人员、还有传媒业都没有真正履行他们的义务，尽到他们的职责。
美国人马西亚·安吉尔（Marcia Angell）在其2004年出版的《制药公司的真相：它们如何欺骗我们，我们如何反抗》一书中揭露的正是这样的典型模式。这位哈佛教授、美国科学院医学部成员、《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前主编认为，这个模式提供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参照：“大型制药公司一方面减少抗疾病新药的研发，一方面推动疾病的发生，以便更多地销售他们的药物。成百万的正常人被他们诱导着相信，自己罹患了不存在的或被夸大了的疾病。”
“药人”，药厂，药商们会为制造出新的疾病，建立和发展了这样的市场而感到恐惧吗？不可能！在这个链条的尽头，是喝得醉醺醺的病人——纳税人。在他们的酒杯里的是又贵又苦，有时又抑制神经活动的鸡尾酒。祝你健康！
“非洲，制药老大哥的试验场［7］”
以此为题发表在2003年10月《外交世界》上的文章写到［8］：“被极低的成本和极少的监控所吸引，药物实验室在非洲测试他们的产品，而置那里病人的安危于不顾。面对试验事故的不断增加，某些测试不得不中断进行。此偏离正常轨道的现象揭示出，制药业为了解决北半球人口的健康问题，开始将南半球人口作为试验品……”
在南半球的许多国家，在《纽伦堡公约》签署地的千里之外，制药公司枉顾所有的职业道德、操守和伦理，展开大规模的药物临床试验。《纽伦堡公约》是1947年对纳粹医生审判之后颁布的医学界公约，它第一个规定：在没有得到参与者同意，提供的资讯过于简单，监控不足，对病人和民众不利的情况下不得针对人体进行医学试验……然而，当今的临床试验为了评估病人的耐受度及衡量药效，建立起一种新药形式化、精密化、有效性和商业化都必不可少的程序。每年全球都要进行将近一百个临床药物试验，10％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其中的1％选在非洲。
“制药老大哥”的叫法来自2005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的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小说《不朽的园丁》（2001年）。书中描述了一起发生在尼日利亚的真实事件：医药公司在那里非法展开用于脑膜炎治疗的抗菌素药物试验。据作者言，该试验致使一些非洲儿童死亡，一些则终身遭受后遗症的折磨。事件发生十四年后，受害者的父母试图在美国法庭状告这个医药公司，2007年，尼日利亚政府终于开始为这些受害人提供法律上的支持。
2001年3月，一些世界最大的药品实验室将南非政府告上法庭，指控它进口，然后仿造可以治疗其四百七十万艾滋病人的非专利药物。三年之后，在全球强烈的抗议声中，在一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首脑（包括格哈德·施罗德）的施压下，他们终于不得不放弃了指控。
制药老大哥和他的完美世界
和控制世界的老大哥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制药老大哥掌握着帮助人们减轻“生活重压”的药物的控制权。其主要武器：通过媒体洗脑，使人们相信，那些合法销售却令人生畏的药品对精神健康必不可少，从而产生依赖效应。
和《药人》一样，查里·梅达瓦尔（Charles Medawar）和阿尼塔·哈顿（Anita Hardon［9］）在《失控的药品？抗抑郁剂与善意的阴谋》中揭露出制药业如何越来越少地投入公共卫生，而越来越多地寻求控制公共卫生的事实。透过镇定剂和抗抑郁剂的例子，作者将目光投向药品促销，市场营销，以及情绪控制药物“百忧解”（prozac）和“赛乐特”（paroxetine）的处方和使用问题。
作者质疑：
——那些被认为应该接受治疗的精神问题，是真的存在还是被高估了？
——抗抑郁剂真的有效吗？
——病人会对药物产生怎样的依赖？
——药物是否具有副作用？
该书还揭露出服用抗抑郁剂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而这已是得到证明的事实。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它的英国同行——医学安全委员会——最近都建议医生不要再开具血清回收抑制剂（盐酸氟西汀—百忧解类抗抑郁剂）的处方，因为实验观察显示，十八岁以下年轻人服用该药后容易产生自杀倾向。
虽然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抗抑郁剂的用量呈减少趋势，然而法国仍然是欧洲精神类药物最大消费国。根据欧盟卫生政策评估最高办公室2006年6月的一份报告：“这些药品的消费，特别是镇定剂和安眠药的消费，法国比其他国家平均高出两倍，与德国，英国和荷兰的消费量差别尤其显著。”我们比我们的邻居们更消沉沮丧吗？
在法国，超过五百万人口服用抗抑郁药物。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是，我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被神化了的化学品：百忧解。这个“幸福小药片”是当今著名的抗抑郁剂的开路先锋：盐酸帕罗西汀、怡诺思、氟伏沙明、西酞普兰、左洛复、别忘了还有著名的复方地西泮片，或者三唑伦……据传这些药物对控制暴力、自杀和杀人——包括儿童和青少年暴力倾向效果显著。尽管对于这些药品的药效，处方的合法性、导致性错乱的副作用，以及产生对药物依赖的质疑不绝于耳，然而什么也阻挡不了它们成功的步伐。
开具药方的医生在这里扮演最根本的角色。在80％的病例中，是普通科医生，而不是心理科医生开出这些精神类药物的处方。如果是普通科医生负责精神疾病的诊治，根据或大或小，或真实存在，或来自想象的病人对病情的抱怨开出药方，如果是他们站在第一线，结果怎样？只是短暂出现轻微不适的人，被和真正出现病理症状的人放在一起对待。此外，处方的时效性也很少被重视：应该短时服用的（四分之三服用镇静剂的患者服用期超过六个月，而该类药品最长服用期限仅为三个月）却开了长期的，而本应当服用时间长一点的，却被开得过短。
根据前面所提到的最高办公室的报告，所有年龄阶段的人都是此类药物的消费者：“年长者特别容易长期而频繁的服用，5％的儿童和青少年也是它的消费者，并呈现上升趋势。四分之一的女孩儿和将近五分之一的男孩儿在十八岁之前服用过精神类药物。”
上述药物主要有哪些种类？
——镇静剂（或者安定剂）：最常开的药物（特别是在长期服用的情况下），属于苯二氮平类，可以降低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被用于治疗焦虑症。然而经常发生病人自行服用的情况，最终导致完全失控的成瘾状态。
——安眠药（或者催眠药）：法国是安眠药的世界最大消费国（比英国和德国高出三倍多）。以前安眠药和镇静剂因其化学分子相同，都被列入苯二氮平类药物。如今，安眠药已不再被划入此类。基于其治疗焦虑症的明显效果，已成为医生最常开具的药物，对于需要长期服用的人来说更成为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安眠药都有短期的催眠效果，但在大量服用，以及与诸如酒精等其他药品一同服用时，药发性毒瘾会成倍增加（从几周到几个月不等）。
——安定药或（具有神经生物学效果的）防治精神病的安神药：最古老的具有麻醉，止痛和镇静效果的神经类药物。被用于治疗诸如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狂躁抑郁症、妄想症、幻觉症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和抗抑郁剂旨在增大神经活动相反，安定药是要减少它的活动：作用于神经元，抑制大脑中诸如多巴胺一类的传输，驱使镇定效果的产生，激动和不安情绪被遏制和消减，使之趋于缓和，安定药所谓“非典型地”在血清素上起着作用。
所有人都上了药瘾？
使用镇静剂和兴奋剂进行治疗的人并没有意识到，正如酒精和烟草一样，这类药物具有很强的危害性。它改变我们的行为，使得我们逐渐扩大对它的需要量，而最终在生理和心理上彻底摆脱不了对它的依赖。我们一边吸食着它，一边还在认为自己可以离开它。这种不断上升的毒瘾，占据神经递质的位置，将可以“催眠”生理和心理疼痛感、引起愉悦感、引发自杀效应的内啡肽（endorphine）释放出来。
益普索（Ipsos）2006年5月的一项有关“法国人和药品：态度，行为和风险认知”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在精神类药物的消费者中，69％的人必须服用才能睡着；9％的人为了缓解压力和焦虑而服用；7％的人已经开始上瘾；17％的人表示，其亲人或朋友正面临这样的处境。
抽烟，死亡……
开场：
在电影《本能》（1992年）中，蛇蝎美女作家莎朗·斯通摆弄着手中好似诱惑道具一般的香烟，接受迈克尔·道格拉斯的盘问。她交叉着魔鬼般的双腿，发出致命的性的召唤，而迈克尔·道格拉斯也是烟不离手，那么孤独无助地对这位女作家上瘾着迷，直到致命的抚摸变成手中的冰镐。
溶接：
该片编剧乔·艾泽特哈斯（Joe Eszterhas）为曾经大量吸烟致使自己得上喉癌后悔莫及，他在影片上映十年后对《纽约时报》表示［10］：“我们是一个每天差不多杀死一万人的大工业的广告代办处和销售主力军。一个好莱坞明星手中的香烟就是一个朝向十一到十四岁孩子的手枪，当小家伙变成成年人的时候，手枪就开火了。”
闪回：
也许是因为不惧怕可以开火的武器，西尔维斯特·史泰隆在一些年前（1983年）签署了一份五十万美元的合同，同意在其接下来的五部电影中，面对摄像机，抽“这个小东西”。这个兰博，也是一个烟鬼！
重回：
2005年9月21日，美国联邦政府在华盛顿民事法庭控告五个最大的香烟商：菲利普·莫利斯（万宝路），R·J·雷诺（云斯顿、骆驼、沙龙），布朗和威廉姆森，洛利拉德（剑牌、马瑞拉德）以及维克托。
美国政府要求：没收其1971—2001年间，由误导年轻人无视烟草危害性而实现的两千八百亿美元的非法所得（根据2005年9月12日《洛杉矶时报》的计算：六百七十五亿收入，加上两千四十亿的利润和损害赔偿）。这些烟草卡特尔被指控，曾经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产品营销，它们蓄意将青少年作为锁定目标，诱导他们相信“柔软”，“清淡”或薄荷味道的香烟对健康的危害小之又小。在律政司向法庭提交的诉状中，其罪名还包括操纵香烟中的尼古丁和添加剂含量以提高吸烟者对香烟的依赖性，以及封存证明吸烟有害的科研报告。烟草公司还被指控在完全拥有科学认知和技术能力的条件下，没有采取任何减少其产品有毒含量的举措。
事实上，这五家被起诉的烟草公司“老板”曾于1953年在纽约广场大酒店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