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杜拉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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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给了玛格丽特。她读了以后很高兴，感谢我说：“你，至少直觉是对的，你知道什么叫文学。”接着，她又补充道：“文学，我不喜欢这个词。这个词无力。文学作品，那是什么东西？”
“哪个词更好？”
“啊，作品，是的，写作就是这么回事。”
她经常坦白道：“写作，我谈得很多，但说到底，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我有时记下这些短句：
“假如书中没有音乐，那就不叫书。”
“当作家意味着自我毁灭。”
“我发现书就是我。书中唯一的主题，就是写作，而写作就是我。”
她有一天还给我一个建议：“小说的唯一问题，你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谁在说？’”
我向她引用马蒂斯1的这些句子。那是我刚从她的故乡卡多…康布莱西的一个展览会的墙上读到的：
“我急于工作，受到一种不知什么东西，受到一种我今天发觉对我这样一个正常男人的生命来说十分奇特的力量的驱使……
“在旺斯小教堂的创作中我才醒悟过来，我明白了，我一辈子勤奋工作都是为了这个人类大家庭，必须通过我的中介作用，让它得到一点新的美。
“所以，我只是一个中介人。”
她说：“对我来说，这也一样。有时，我重读自己的着作，会不禁落泪。我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写出来的。怎么可能这么美呢。”
在这一点上，她也是真诚的，而且也确实很谦虚：“在一本书中，不仅要有言外之意，而且要懂得不要什么都想知道。”
女友杜拉斯（15）
“你知道，培根1也这样。他像马蒂斯和我一样，他不知道是谁在画他的画。”
玛格丽特刚遇到弗朗西斯·巴松，为《文学半月刊》采访他。
“培根和我谈的是同一回事。画家和作家能相通。他也是，刚好落在他头上，就像一场事故。他也需要喝酒。他对我说，安格尔2作画前会哭上几个小时。尤其是画肖像。我曾问他谈论‘作画的幸福’是否跟谈论‘写作的幸福’一样蠢。他答道：‘一样蠢。’我们一起大笑。”
我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她谈论弗朗西斯·培根，甚至忘了她曾跟他有过一段友谊。玛格丽特很少提及她所认识的艺术家或作家。她不炫耀与知识分子的任何非凡的友谊。她更乐意讲述与某个对她来说不同寻常的人，或某个有钱人、有权人的交往：电影制片人，银行家。当我问她过去与作家们有什么联系时，她总是含糊其辞。当代文学界的人士似乎对她也不怎么感兴趣。除非当她想出一个好句子，想嘲笑他们。有时，我试图唤起她的回忆：“乔治·巴塔耶1呢？”
“对，那是个朋友。我不像他那样喜欢萨德2。但《被咒部分》是部重要的书。”
“但巴塔耶的小说，读来不能不发抖。”
“啊，使你发抖了。《母亲》也许……”
她没有再说下去。她喜欢谈论普通人。对于思想家和作家，她常会暴露自己的秘密，或充满敌意。她不愿意跟任何人平起平坐。大名人，是她。为什么还要提别人。
她知道自己是大名人，远在写作使她家喻户晓的《情人》之前。用她自己的术语来说，是“世界性作家”（她反对用“国际性”这个词，认为太滥了，太普通了）。
1981年，我们一起去罗马。她被邀去梅迪希别墅。到了以后，她拒绝住在那里：“一个用来创作的地方，使人想逃。”她让人安排住在酒店里。尽管如此，让·莱马里，梅迪希别墅的经理还是与别墅的原经理、画家巴尔蒂斯为她组织了一场晚宴。宴会期间，话题跳到了巴尔蒂斯厌恶的蓬皮杜中心上。对他来说，蓬皮杜中心是一种异端：艺术应该因个性而流行。让它能被众人接受，那是一种荒谬的堕落。蓬皮杜中心是个旧货集市。
对玛格丽特来说，蓬皮杜中心妙不可言：人们可以成群进去，就像进教堂一样，里面有给人以启示的东西和三王来朝。总之，人民接受这种艺术。
谈话变成了争吵。在场的老巴尔蒂斯年轻的日本太太、让·莱马里、一个朋友、我的金发小女孩卡罗利娜、玛格丽特的儿子乌塔，大家都不说话，不敢介入。任何意见都会引起对方的攻击。
饭后，大家平静下来，开始休息，但玛格丽特马上表示要走。咖啡一吞下，我们就不礼貌地成群走了，孤零零地留下有点精神失常的让·莱马里和巴尔蒂斯夫妇。
在大街上，玛格丽特哈哈大笑：
“得快走，否则巴尔蒂斯也要离开了。”
“那又怎么样？”
“明星总是第一个离开的。”
那次罗马之行，玛格丽特风趣幽默。她尽情地傲对他人、嘲笑别人。但按照我们追溯的时间，还没有轮到讲述这趟旅行呢！
女友杜拉斯（16）
70年代初，冬天的一个夜晚，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在巴黎的王子先生大街拐角遇到了玛格丽特。对她来说，那已经走得够远了。她很少离开圣伯努瓦大街。我差点认不出她来。那天晚上，她不再像一个小女孩，而更像一个女乞丐，像一个在城里迷了路的乡下女人。她疲惫不堪，挎着一个古怪的草编提包。我从来没有见她提过什么东西，哪怕是一只手袋。她把草编提包拉开一点，让我看见一团乱七八糟的纸张。也许是草稿，一份手稿……她说：
“里面的东西，谁也不放在眼里。”
她用了粗俗的词，而不是常用的词汇。一切都使她厌烦，蓬皮杜，比比皆是的蠢事，她本人。她一再说感到很厌烦。她想象不到人可以如此厌烦。她说得很小声，几乎听不见，好像我们被特务盯梢似的。我寻思她是不是喝醉了，但她的满脸愁容又表明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她无精打采。她说年轻人崇拜她，乌塔的伙伴们欣赏她最新的两部小说：《阿巴恩沙巴纳戴维》和《爱情》，说着，她的心安定了一些。评论界的沉默使她感到痛苦。这两本相继出版的书都没有受到欢迎。甚至没有《广岛之恋》出版后所受到的嘲笑和《劳尔·V·斯泰因的迷狂》出版后所受到的抨击。她说她讨厌孤独，讨厌与她的母鸡一道生活，讨厌诺弗勒。
她的眼镜反射着店铺的灯光。我不相信她哭了，要么是寒冷冻伤了她的眼睛。我们不能耽搁。我没想到建议她去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或掺热糖水的烈酒。我也跟她一样觉得不知所措。每当人们夸赞她有点过分或笑她笑得有点离谱时，我便想起那个草编提包、眼镜上的反光和降临在王子先生大街的夜幕。
我想让她振作起来，但那天晚上，我的哀伤更加重了她的哀伤。我们漂亮的朋友伊莱娜，阿兰·卡瓦利埃的妻子刚刚在汽车中自杀。70年代开年不利，我们要“改变生活”的冲动艰难地冷了下来。
我们一心要改变我们的生活。玛格丽特不是一个甘心失败的人。她在寻找新的斗争。女权主义者的斗争有段时间与她有关。在诺弗勒，在她家里，人们只能见到那些奉承她的妇女。她颇有分量地对男人进行一些诅咒，声称聪明才智是女人所特有的：“在这一点上我为男人们感到遗憾。但女人更深刻，更活跃，更清新，只要她们不人云亦云。”她宣称，每个男人身上都沉睡着一个伞兵。她回想起他们纠正她的语法错误时，要她干得更多更好时对她的捉弄。（在《痛苦》中，她引用她儿子的父亲迪奥尼斯·马斯科罗的话说：“所有的蠢话、傻话，你都说了。”后来，在《诺曼底海滨的妓女》中，她又引用扬的话说：“你碍手碍脚。”）
我对男人没有个人的心理学理论。我更关心妇女所承受的社会压力。我在巴黎郊区，在热内维里埃参加斗争，为堕胎争取权利，但我不把男人当做敌人。
玛格丽特提醒我说：“他们奉承你，所以你觉得他们不伤人。”她经常问我是否产生了感情。当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她又表示怀疑。我很少向她解释。不是因为喜欢保密，而是我所经历的浪漫史似乎达不到她想象的高度，讲起来会很乏味、平淡。我觉得她可能会对别的妇女跟她讲述的原始细节感兴趣。我没有告诉她我很痛苦，哪怕是我提及一段痛苦的感情，她也觉得我总是洋洋得意的（英国女王或蓬皮杜夫人！）。她总是这样下结论：“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有一天，她十分直接地问我对金发小姑娘们的父亲的感情，当时我与他一起生活。“你爱艾里克吗？”我向她描述了他使我产生的所有爱情和温情，结果我看到她脸上露出了一种怜悯的表情，一半是同情，一半是厌恶。她叹道：“温情，天哪！”她说，“温柔”是她从来不用的一个词。比“梦”字用得还少。“我不做梦，我思考。”她说爱情并不存在，只有热情还值得。我笑着说：“总算还有值得的东西。”
她没有笑，我满足于像温情这样平庸的感情，她对此感到由衷的遗憾。
女友杜拉斯（17）
我与艾里克同居，过着平静的日子。在这期间，玛格丽特对我不怎么感兴趣。她讨厌没有堕落或狂乱的女人，痛恨我的一个长得特别漂亮、大家都喜欢的女朋友。当我问她反感的理由时，她回答得非常干脆：“那是个狐狸精。”
她见我目瞪口呆。对我那位因单纯自然而迷人的女友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不合适的词了。她又补充了一句：“美，是不刻意寻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
“一点没错，”我说，“我的朋友正是如此。”
“那她太随便了。”玛格丽特理亏了，最后说道。
她很难忍受满足现状的人。对她来说，诱人的女子只有引起悲剧才显得可爱。在重罪法庭，她们很讨人喜欢。
玛格丽特不时地问我：“艾里克能满足你吗？”她的目光紧盯着我。无法避开她。我对她说艾里克是个靠得住的男人，他的爱鼓舞着我。她很快就改变了话题，但下次会重提此事，态度同样粗鲁：“艾里克不骗你吗？”她问得那么严肃，我不禁笑起来：“你觉得他会骗我吗？”“啊，不！”她气恼地说。
对玛格丽特来说，想在爱情中休息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可怜的。然而，她对我又有些宽容。也许是因为她猜想我的生活不那么平静，也许是因为当她感到太孤独的时候，我家中的热闹使她感到开心（“地理上的需要”）。也许是因为我一半是犹太人，所有与犹太人有关的、有点关系的、关系密切的东西都使她入迷。她常说，她宁愿是犹太人。当我回答说：“我可不干。”或“为什么？想进集中营？想到基布兹1去生活？”或说其他笑话时，她感到很不高兴。
这时，她会严厉地打量着我，虽然坐着，却也显得很高。她说贝京2是个“圣人”，因为他握过纳赛尔3的手。她说犹太国是个王国。有时，当她谈起犹太人时，她会古怪地停下来：“瞧我瞎扯些什么呀！”有时，她说些骇人听闻的东西，但荒谬得使人总以为她是在讲笑话。比如她说：“阿拉伯人很蠢。全世界的人都穿着西装时，你会看见他们穿着衬衣而不脱裙子！”她不想象如果这样概括犹太人的基本特点，可能也会使某些犹太人感到震惊。对于我，她说：“你有犹太人的性情和忧郁。”她表现出一种宽厚。她说我们讨厌同样的东西。有一天，她在饭桌边列了一张单子：偏见、制度的压迫力，对大自然的破坏和对动物的残杀，遗忘边缘人（那时还没说“被排除的人”）心满意足。
“破坏大自然，残杀动物”，在这一点上，我让步了。70年代，我对自然环境漠不关心。玛格丽特感到很气愤，描写了一个悲惨可怕、将无法居住的世界。她触及了神圣的事物：“如果你看不到这场灾难，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今天，她的预言被具体化了。
我们在饭桌边的那场谈话，我已记不大清楚了。但我们谈过好多次。有时，借着酒劲，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开玩笑。有天晚上，她讲述了她与法国电力公司的争吵。她学着约瑟芬·贝克尔“我有两种爱”的曲调，唱道：“我有两个电表。”饭后，大家一齐唱起抱怨法国电力公司的许多歌曲。第二天，她把歌曲寄给了管理部门。
在那些年头，谁是“大家”？总是乌塔的同一些朋友，电影院的同一些朋友：男技术员、女技术员以及他们的情人和孩子。毫无例外。毫无外交礼节。一点也不赶时髦。夏季的周日，我们到处走动，公园的长桌边，可能有二十来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不断轮换：在“人民战线”见面后，又在36号的纪录片电影院相遇。玛格丽特端坐桌子一头，这种“第一次有薪假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