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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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农民不参加现代化事业，如果民主和科学之风不能吹到广大农村中去，是说不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科学化的。
６。
“五四”时的人提出改造“国民性”
，改造“国民性质和行为”的问题。他们主要是由于抨击封建礼教熏染下的奴性心态而提出这个问题的。
如果以为经过７０年，“国民性”
仍然与“五四”时期一样，这不合乎事实。但是，我们的确还面临着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的任务。在战胜贫穷的同时，必须战胜愚昧。封建统治的坏影响和因循守旧、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的旧习气等等，既是和贫穷相联系，又是和愚昧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物质文明的建设，也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不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我们不可能有成现代化事业。
也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才能不断地提高。
为１９８９年５月５日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７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论文。原载《求是》１９８９年第９期，５月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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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历史概观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为清末之同盟会，而同盟会又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之成员组成。故以兴中会创立为中国国民党之诞辰是适当的。笔者谨于此祝贺中国国民党成立９０周年，并对中国国民党之历史试作一观察，当然是极为概略的观察。
一
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帝制，建立民国，是兴中会至同盟会之一贯主张。孙中山及其同志十余年间惨淡经营，艰苦奋斗，卒能实现其主张。
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发动乙未（１８９５年）
、庚子（１９０年）二役，所依靠者惟会党力量。甲辰（１９０４年）
，孙中山于日本留学生欢迎会上云：“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
（见《民报》第一号）。中流社会渐次卷入革命潮流，始于庚子以后，盛于癸卯、甲辰（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之际。
同盟会于乙巳（１９０５年）成立，适应时势潮流，团结了知识界中的革命分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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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年后，列名参加者一万余人，其与国内中流社会以上之联系，遂大大超过兴中会时期。
同盟会成立以前，梁启超尝执舆论界之牛耳。彼虽一度表示赞成革命，但其根本政治思想终不能逸出师门范围，主张不必推翻清朝而实行君主立宪或所谓开明专制。梁以其富于感情之笔锋，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颂赞西方近代民族运动与革命运动中之历史人物，鼓吹种种与封建传统相违背的人生态度与道德观念，其立论所起影响至深且巨。
许多青年经过梁启超之启蒙而趋向于革命，则为梁氏始料所未及。在同盟会之《民报》上执笔为文抨击梁氏之政治主张的诸撰稿人，以学问文章言，大都逊于梁氏，然终能使革命思想取代康梁之思想，而成为当时先进知识界中之主导思想。
同盟会及与同盟会有关之志士发动了多次起义，均告失败。尤以孙中山及其同志用很大力量，几乎带有孤注一掷之心情而发动黄花岗之役，亦告失败，使革命党人颇感沮丧。
但实际上，每次失败都推进了革命风潮，使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同盟会就其总体而言，实为一个很松散的组织，且成立后不久，内部又发生分裂倾向。同盟会的确不是作为一个严密的统一的组织来领导革命的。但同盟会以其革命的思想与纲领，以其成员之勇敢的自我牺牲的先锋行动，在整个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孙中山说同盟会为“中国革命之中枢”
（民国十二年中山著《中国革命史》）
，这是不能否认的。
有人不承认同盟会为辛亥革命之领导者。其根据为，武昌起义并非同盟会之预定计划，孙中山也有“武昌之成功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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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意外“之言（《心理建设》第八章）
；在武昌起义的准备中起主要作用的文学社为同盟会以外之一组织，而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又多有立宪派士绅参与，且起作用甚大。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吾人认为，断不能因此而否认同盟会之领导。
与文学社有关系之老人鉴于国民党官书上文学社之名竟湮没无闻，颇表愤慨（例如１９５２年出版章裕昆撰《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一书李六如所作序言）
，此情亦可以理解。武昌起义之准备工作，有同盟会会员组成之共进会参与，但主其事者实为文学社，而起义之发动，同盟会总部初未之闻。事实如此，不容否认。惟文学社及其前身以其他名义出现之组织多年坚持革命工作，均系受同盟会影响，故文学社社员于起义之后悉加入同盟会。武昌一举，天地翻覆。立宪派士绅纷纷附和革命，固然加速了清帝制之崩溃，但辛亥革命所遵循者实为同盟会之纲领，而各省推动革命之主力泰半亦为同盟会党人。同盟会领袖孙中山被推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自非偶然。同盟会所持之思想与纲领，实为当时唯一最先进的思想与纲领。辛亥革命之胜利，为中国人民之胜利，亦同盟会之胜利。这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或又云：辛亥革命虽然得到推翻帝制之结果，但民国徒有其名，成为北洋军阀卖国的黑暗统治的幌子，则辛亥革命谈不到胜利。康有为于辛亥革命后办《不忍》杂志，连篇累牍所申述者无非革命以后不如革命以前，共和不如帝制，从而加革命与共和以一切罪名。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看法。孙中山于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
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的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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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断之手段也。“
辛亥以前之报刊，每以危崖转巨石喻时局。保守者惟恐其转动，深惧其一动而不可止。从革命者的观点看，古老中国这一巨石，不经过长过程的转动，是达不到应有的结果的。辛亥革命既已使巨石剧烈转动，虽一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但前进之势无力可以阻挡。从历史的观点看，须确认辛亥革命取得了伟大成就。
二
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经历了一段坎坷颠踬的年代。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
，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意在取得议会多数，建立袁世凯统治下之责任内阁。国民党之称盖始于此时。惟这次扩大改组与兴中会之发展为同盟会大不相同。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
，孙中山云：“试思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以来即伏阴毒。分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将吾党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负责任。
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
（中华革命党《第四号通知》）。
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
，陈其美致黄兴书痛切陈述改组后“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云云（陈其美此信在孙中山《心理建设》第六章中列为附录）。
反袁的赣宁之役（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此时，北京议会中之国民党人宣称赣宁之役系孙、黄个人行动，“与本党无涉”。黄兴以及在国外组成欧事研究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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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又与孙中山政见不合。国民党陷于瓦解。孙中山乃发奋重建中华革命党。新建之党虽以继续革命，坚决反袁为宗旨，但其组织方法和纲领均不足以团结一切革命分子，联系人民群众。因而在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反袁战争（所谓护国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中华革命党，而是原来依附于袁世凯的进步党人。袁世凯既死，以梁启超为首之进步党人结束护国之役，转而依附段祺瑞。中华革命党无法继续存在，遂恢复国民党之名称，继又改称中国国民党。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
，孙中山始在广东依托于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之实力，进行护法运动。陆、唐初不过利用护法运动，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孙中山不能与他们合作下去，愤然于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离开广东。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又以陈炯明之力重回广东。陈为国民党人，且曾标榜社会主义，但他所走的仍是地方军阀老路。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
，陈叛乱，护法运动不得不宣告失败。
陈独秀于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评论进步党与国民党云：“进步党不乏贤达可敬之士，唯愚评论进步党也，急切功名，依附权贵，惮于根本之改革，是其所短耳。以此原因，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玷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成功。”
（《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其言良是。孙中山及其同志虽亦思利用军阀的力量，但宁失败而终不与军阀同流合污，这自然是他们的荣誉。
护法运动之无成效，固由于北洋军阀得帝国主义支持，穷兵黩武，其势甚强，然运动本身有其弱点亦不可讳言。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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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约法屡遭北洋军阀任意废弃，已黯然无光；民元国会之成员泰半为官僚政客，其存其没，殆为世人所不重视。革命党人致力于恢复民元约法，重开民元国会之护法运动，远不足以一新国人之耳目。护法运动既无广大群众之支持，遂不得不借助于地方军阀实力，而军阀又终不可恃。以是，革命党人陷于无以自拔之困境。
于此尤可注意的是，自中华革命党取消之后，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几年间，几乎可说是在若有若无，若存若亡之际。邹鲁云：“洪宪告终，袁世凯死，曾通令海内外各支分部、交通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邹著《中国国民党史稿》卷一，３９０页）。但此时，既无国民党之章程、纲领，亦未见矫正民元国民党流毒之任何作为。
邹鲁又云：“民国八年十月十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同上，２８７页）。
盖以此时才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三十二条。
次年十一月，又颁布“本党总章”
，继又修改规约为三十条。在总章与规约中属于政治纲领性质的规定极为简单，组织方面的规定则较繁。邹鲁云：“时北方为徐世昌所盘踞，南方亦为陆荣廷所占有。故党务不能在国内公开，进行者唯海外耳。以故八年十月十日所定之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
（同上，２９１页）。
其时，国民党在上海设一总部，民十年（１９２１年）孙中山重到广州后，成立一广州特设办事处。规约中规定每年开一次大会（意为全国代表大会）
，但此种大会在民十三年（１９２４年）
前从未举行。直至民十二年（１９２３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始发表一宣言。
当时国内党员为数不少。
邹鲁云：“但组织缺乏，不特党员之行为言论纯任自由，甚至一经入党，住居何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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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何业，亦莫之悉。故名有数十万党员，实则贤者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不肖者或挂名投机，或自由进退。组织不全，因而训练不能周到，故有党员不明党义，遑言政策“
（同上，３１５页）。
此时，国民党的思想落后于形势，亦不容讳言。孙中山于民九年（１９２０年）一月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书，颇重视五四运动后革命思想之潮流，其言曰：“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国民党至少是未起带头作用。
民八年（１９１９年）
孙中山先后令戴季陶、沈玄庐等办《星期评论》，又令戴及胡汉民等办《建设》杂志。
此二刊物虽起相当影响，但其立论往往左支右绌，殊少建树，均于发刊一年后自行停止。
由于国民党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