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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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遇到许多问题，例如，“分田无论如何要分几次。头一次总是富农瞒好田，不能将田分别上中下三等调查好。头一次总是富农中农领导，贫农没有权”
（第２７６页）。
又例如，兴国初建立的农村政权有“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
、“强奸民意”这些坏事，对此毛泽东说：“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分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
（第２４６页）。像这类的问题，也是以往的农民革命所不能不遇见而且不可能解决的，即使他们已经提出了平分土地和建立乡村新政权的任务，例如太平天国。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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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关于农村调查》（１９４１年的一个讲话记录）
中说：他在１９２０年看了几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第２２页）。这里所说的“只取了它四个字”
，其实是形象地说明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没有这种指导是不行的，不在这种指导下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行的。研究从哪里开始？就是要从了解实际情况，从调查开始。
毛泽东１９３０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第２页）这几句话，极其通俗而又精确地表达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如果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那就或者只是背诵书本上的公式，或者只是把在过去的条件下曾经适用于某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当成永远不变的办法，或者简直只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无知妄说”。总之，都不能得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而只能使实践走到歪路上去。在这点上，我们党几十年来是既有正面的经验，又有反面的教训。
毛泽东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依据的思想路线，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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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人们必须注意了解新的社会情况，了解群众实践中的新经验，研究如何解决实际生活提出来的新问题，这样才能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
当人们的认识赶不上客观形势的时候，或者当客观情况发生着大变化的时候，着重提出这一点当然显得特别重要。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
，以为有了某个“本本”就能“保障了永久的胜利”
，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他说：“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
（第８页）这里所说的保守路线就是指那种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的事物、新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情形。因此，必须用具有丰富的生动的内容的实际生活来克服这种保守路线，基本办法就是提倡调查研究。
当然，毛泽东在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遇到的社会变化和我们现在的社会变化，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那时是在封建的土地关系统治下的农村阶级斗争激烈展开的时候，现在是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毛泽东的下列的话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第８页）。
在这本调查文集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调查研究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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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采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即是对社会的各部分进行仔细的分析，然后才能加以综合，认识其总体。他的农村调查研究是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的。在阶级社会中，当然要特别重视阶级分析。现在我国社会已经是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国现在社会中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在这个范围内，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必要的。对于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也必须进行分析，以求得细致的了解。例如，有的同志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中的居民分别为以务农为主、以务副为主、以务工为主的几种人，这种分析的观察显然是有意义的。所以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仍然是在调查研究中所应该采用的方法。对于现在作社会调查的同志来说，这本调查文集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可供借鉴的。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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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
六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中国，并且迅速地和中国的工人运动、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在它的幼年时期，就显示了在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舞台上前所未有的新的活力。
在那时，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陷入绝境，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先例打开了中国人民（首先是他们中的先进分子）的眼界。他们逐渐懂得，中国民族的命运，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命运一样，唯一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最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以为，只要把西方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搬到中国来，就能够解决中国问题。
不久，他们通过实际经验看到这样做是不行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和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资本主义很不发达。无产阶级的队伍不大，但是能够发动起来的农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除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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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以外，特别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还能够从其他一些阶级和阶层中找到同盟者。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中国革命运动，直到进入社会主义的门户，不能不走一条独特的道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也不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
，以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中国的历史发展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时，必须注意这种特点。
为了使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通过自己的经验，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一国的国情不是一成不变的。革命就是要把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但人们只凭头脑里设想一个新世界的方案，是不能实现这种改造的；必须从旧世界的实际出发，合乎客观世界发展规律地进行改造事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对国情也是这样。人们必须从国情的实际出发，才能改造落后的国情。
一般地说，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一般的原理。特殊地说，在中国这一点就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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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能够处理好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反之，不能够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成为空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只能得出错误的方针。
１９３０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这是我们党第一次自觉地提出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所谓“本本主义”是指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搬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或者套用外国来的某种模式和公式，也就是指教条主义。为了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７页）。
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的观点。年轻时的马克思已经这样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４３３页）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
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决定的。
正是由这种国情出发，产生了无产阶级必须争得，也能够争得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产生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而配合以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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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产生了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产生了无产阶级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等等。
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艰难（包括挫折和失败）
，才完全掌握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
３０年代初期，使中国革命陷入了严重危机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状况，特别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这两部分的事实，不了解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的特点。他们不是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而只是照抄照搬什么“本本”上的“公式”。这些“公式”有的可能是有普遍意义的，但由于没有同具体情况相结合，变得毫无用处；有的只是从别国的经验中得出的，全不适合中国的尺寸。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清除了３０年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提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他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
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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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坏。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２８５、２８６页）
１９４９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在１９４９年胜利后，我国以不长的时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虽然由于１９４９年的胜利而结束，但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仍然充分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