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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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似乎正在侵蚀那些单边主义的鼓吹者们试图扩大的霸业根基。


　早该变为现实的梦想　
　
　　事情本来可以不必这样处理的，现在也不必非这样处理不可。过去有，现在仍然有别种选择。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美国和联合国都没有对停火提出严格的条件，但这一看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其实，当时的伊拉克军队已全线溃退，而多国部队竟然在这个时候不打了，反而要求伊军指挥官准备停火。在没有接到什么指示的情况下，多国部队统帅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于1991年3月3日与伊军将领会晤，商定了停火条件。联军没有要求萨达姆或者萨达姆的任何代表签署任何投降书，也没有提出诸如要求伊拉克解除武装，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保护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联军曾经鼓动他们发动起义，反对萨达姆政权）等条件。萨达姆等于就此逃过了一劫。施瓦茨科普夫当时的确要求过伊拉克的固定翼飞机不得在美军附近飞行，但是对直升飞机却没有明文限制。因此，当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在联军的鼓动下发动起义时，萨达姆派遣直升机对他们进行了大肆屠杀。华盛顿后来把这种结局归咎于需要照顾沙特人对什叶派穆斯林的恐惧心理。但是，当时在场的美国和沙特高级官员对我说，事实上，沙特人是想帮什叶派穆斯林的。不管怎么说，美国最终还是在伊拉克南部设立了禁飞区，但对于挽救什叶派穆斯林则是晚之又晚矣。后来，联合国于4月份颁布了687号决议，令萨达姆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外长虽回函表示接受这一指令，但发生关键性变化的时机已经错过，这时只不过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罢了。　


　　假如美国与其盟国（当时还的确是盟国）在停火时即对伊拉克提出解除武装的条件，要求萨达姆签署一份附有实际条件和执行办法的正式文件，我们早就可以做现在声言要做的事情了，世界舆论也会全力支持我们。当时在该地区的美国高级专家曾对我说，如果联军提出这种要求，萨达姆肯定倒台。可是，我们却放纵萨达姆，让他把军事上的惨败变成了政治上的大捷。当时的大部分美国领导人如今仍在现政府任职，其中包括切尼、鲍威尔、沃尔福威茨、法伊特和哈斯。如今，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国会和联合国当时只让他们把伊拉克人赶出科威特，而向巴格达推进很可能会导致联军四分五裂。就其本身而言，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回避了一点，那就是，根本不存在向巴格达推进的必要，有必要的只是强迫伊拉克接受胜利者提出的条件。大家兴许还记得，我们曾为这帮领导人大摆过庆功宴；在曼哈顿为他们举行过抛投彩带的欢迎式；因为他们举目共睹地战胜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还在国会为他们举行过授勋表彰仪式。其实当初我们应该用一片唏嘘之声迎接他们的，因为他们把事情办砸了，而且是糟糕透顶。　


　　他们原本可以缴获却没缴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事情办砸了；他们任凭萨达姆用直升机镇压他们鼓动起来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所在地区的反叛起义，把事情又办砸了；他们对战后缺乏规划，对伊拉克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说句公道话，他们听从那些担心该地区出现权力真空的盟友的话，结果再次把事情办砸了。当时他们就知道萨达姆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毒气弹，也晓得萨达姆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他们肯定希望，也许甚至相信，他手下的军官有朝一日会发动军事政变，但是他们也准备接受萨达姆留存下来这一事实，因为他们认为萨达姆已经战败，今后不会再构成威胁了。　


　　不过，还是暂且不谈这些吧。当时这一切对许多人而言都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假如美国批准了与美国最初的提议非常接近的京都议定书；假如美国成了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的缔约国，或者至少在与国际刑事法庭条约作对方面有所收敛；假如我们签署了禁止地雷的条约，禁止轻武器贸易的条约，没有抽去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主要内容，支持了防止灭绝种族公约和有关妇女地位的公约等；假如美国一直带头重新定义和改造北约，重新定义美国与欧盟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其它已经过时的冷战时期的机构的关系；假如我们没说“自由本身遭到了不敢露面的懦夫的攻击”，也没有说“他们憎恨我们的价值观和各种自由，”而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们遭到了宗教狂热分子”的攻击（这些人曲解了我们的价值观和政策，正如当年十字军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一样，他们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企图洗雪那些编造出来的冤屈。这些冤屈跟他们自身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有关，而我们曾承诺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困难）；假如我们落实了阿卜杜拉王储提出的和平计划，而不是去称阿里埃勒·沙龙为“爱好和平的人”（在以色列都不会有人这样称呼他，更不用说在阿拉伯国家了）；假如美国总统在“9·11”事件之后没有说：“你们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就是反对我们”，而是利用世人对美国的极大同情，飞赴巴黎、柏林、莫斯科、北京、开罗、德黑兰、汉城、东京和伊斯兰堡道一声“谢谢”。假如布什把世界各国领导人召集起来，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收集一下各国对付恐怖分子的情况和堵住恐怖主义源头的建议；假如美国没有公布它那旨在防止任何对美国霸主地位形成挑战的势力抬头的先发制人战争的新战略。以上这些“假如”如果成真，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再譬如，假如美国把伊拉克问题提交给安理会，并为此展开真正的辩论，而不是为了显示自己举足轻重而挑战安理会，那么，国际社会是否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呢？即便反对的势力依然庞大，但会不会有人更加真诚地支持美国的立场呢？即便最终美国要单独采取行动，会不会冒较少的风险呢？因为这样一来，美国的做法就会被认为是一次例外的单边主义行动，而不会被认为是一连串单边行动中的最近的一次？我相信，如果我们被看作是良好的国际成员而不是无赖国家名单上的候选国，我们现在会面临好得多的选择。　

　　朝鲜的形势又会怎样呢？假如我们没有严厉斥责韩国总统金大中，而是把他请到华盛顿来，就如何对付北朝鲜向他征求意见；假如我们没有称北朝鲜是“邪恶轴心”的一部分，而是一直保持与北朝鲜金正日主席的接触，向他保证美国一定会将答应给他，而他也迫切需要的发电设备送到；假如我们主动提出通过谈判签署和平条约，最终结束朝鲜战争，像我们所承诺的那样主动在外交上承认北朝鲜，而且没有为了防御“像北朝鲜这样的无赖国家”而极端重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情况；我们何须处理朝鲜危机？政府何须令人可笑地使劲解释，为什么朝鲜虽然拥有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而且还在生产，但是却比不上萨达姆的威胁大。还有，如果我们没有宣布打预防性战争的战略，北朝鲜还会如此明显地惧怕我们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如今事情发展到面前尽是糟糕的选择这种地步，我们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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