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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龅厍堑谌蟪隹谏獭Ｃ拦牟固梢员Ｖっ拦┟�1磅棉花挣70美分，而无需考虑世界价格（2003年1月为55美分/磅）。另外，这笔补贴不限种植面积。美国的种植者去年的收成创了记录，达到了近100亿磅，造成了产品大量充斥世界市场的局面，使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农民将价格远远推到了盈亏平衡点以下。简言之，美国的补贴意味着：世界上最高成本的生产者将棉花倾销到世界市场上，将低成本的生产者逼得无法从业，然后他们就会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这并不是资本主义应当运行的方式，但从马里的角度看，事情的确就是这样。马里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十个国家之一，一个连基本保健和教育都给它的人民提供不起的地方，如何去谈论与美国的补贴抗衡。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报告估计，若取消美国的补贴，将减少美国的产量，使世界棉花价格回升，给西非和中东国家带来多至25亿美元的额外收益，对一个许多人一天靠不到1美元生活的地区来说，这算得上是一笔财富。
这种补贴损害的还不止是世界上的棉花生产者，同时也不利于美国将与全球贫困做斗争作为反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容易容留恐怖主义集团，是贫苦和不稳定造成的。为了打破这个循环，美国已开始强调发展援助和贸易开放。例如，美国在马里每年花4０００万美元用于教育、卫生和其它发展项目。但是，这笔资金几乎完全被国营棉花公司因世界棉花价格下降而损失的3000万美元抵消了，这个穆斯林占绝大多数、有着1110万人口的国家的痛苦，反而日益加深。农场主联合会的一位领导人莫迪·迪亚洛说，“这就是美国前进的方向。它想从经济上和军事上称霸世界。”所幸这种情绪还没有化为行动，但西非那些一贫如洗的居民正在越来越多地涌入欧洲的城市，留下来没走的在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里见到巴基斯坦和中东毛拉的机会就更多了。有报告称，有些马里人和其他人还被派到国外去接受宗教训练。在西非，美国式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没有长着一副科林·鲍威尔那种能唤起希望的面孔，而是长着一副冷峻、伪善的面孔，让人产生的是滑向激进主义，也许是恐怖主义的欲望。解决这一问题所耗费的成本，当然大大超过花在补贴或援助上的费用。
有一位马里人，国营棉花公司的总裁巴卡里·特拉奥雷，有一个很有创意的解决办法。他说，“美国付钱给他们的农场主，不让他们种棉花岂不更好。”这话说得太正确了。事实上，三角洲的农场主可以种玉米、大豆、或者是小麦，都比他们种棉花成本低得多。他们不用补贴就可以拿着这些粮食到世界市场上去竞争。可是，埃德·赫斯特对此的回答却是：“我用我的棉花采摘机只能经营棉花。”因为埃德和他那些棉农同胞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农业委员会都有很有势力的朋友，未来一个时期内，他肯定还得用他的采摘机经营棉花。这样做最终会花美国和世界多少钱，只有时间知道。
永恒的钢铁
然而，布什总统2002年3月对钢铁产品的进口广泛征收应急关税的代价，却能够立即知晓得一清二楚。30％关税带来的冲击，将美国钢铁用户的成本提高了30亿美元，同时使外国钢铁生产商和进口商的利润减少了20％。那时美国正在为发起新的一轮贸易自由化谈判做出努力，目的是将业已熄火的全球经济之车重新发动起来。在这个关头采取保护主义行动，引来了世界各地一片批评之声，认为这样做恰恰违背了美国正在为新的贸易自由化谈判极力推行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又一次证明美国无视盟友的请求，为了一己私利在单方面采取行动。实际上，这是总统为了正确的原因在做错事。由于不可思议之力的推动，某些行业往往附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航空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行业很少有赚钱的，但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不管它在经济上是否有意义。似乎没有航空业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钢铁也是这样。它曾与蒸汽动力和铁路一道，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支柱。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在钢铁生产上雄居世界之首，并以它在这种重要商品上的领先地位标志着它的霸主地位。为了赶上英国，先是德国，后是美国，对自己的工业采取了保护措施。它们这样做，被看作是新兴强国崛起和英国衰落的信号。20世纪初，日本加入了这场游戏；二战结束后，欧洲煤铁联营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以至于最后组建今天的欧盟，起到了先导作用。冷战期间，苏联尼基塔·赫鲁晓夫宣称，共产主义一定会埋葬资本主义，除了其它办法之外，就是要在钢铁生产上压倒它。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从韩国和马来西亚，到墨西哥和波兰，都认为必须将钢铁工业作为工业化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世界的钢铁生产能力大大增强了。
钢铁厂一旦开工，想关掉它就很不容易。钢铁厂需要投入非常大的资本才能增加收益，建一个要花10到20亿美元，其固定成本占生产1吨钢总成本的35％～40％。由于固定成本比率高，只要收益能覆盖至少一部分固定成本，即使相当亏本地生产和销售钢材也算经济。除此之外，钢铁厂要直接雇佣大量的人，甚至还会比较间接地使那些给钢铁厂供应物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业也雇佣大量的人。人们常说到“钢城”之类的话，这是因为钢铁厂常常是整个城市或地区的命脉。另外，作为一种源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阶级战争的老牌工业，钢铁业在各地的工会组织都很健全，政治影响力也很强。因此，在过去这些年里，各地的新厂在增加，老厂也没关闭，相反一直在艰难地维持着，尽管常常亏本销售。在美国以外的世界许多地方，都是一边成立卡特尔以支撑钢的价格，一边拿着政府的大量补贴。其结果是，生产能力的增加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有些分析家估计，世界上大约10亿吨的钢铁生产能力的近1/3是多余的。
过去二十年间，过剩的产品大都流入了美国市场，导致数十家美国钢铁公司破了产，1800万吨生产能力流失，美国钢铁企业的劳动力从1982年的459万人缩减到了今天的139万人。这些令人痛苦的统计数字主要是由三项原因所致：美国市场的相对开放，美国政府对钢铁业的援助相对缺乏，以及美国养老金和保健制度的特殊性。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虽然招来了不少批评，但美国事实上还是进口市场中的首选。个中原因在于，即便它采取了异乎寻常的行动，但跟其它任何一个大的市场比起来，还是容易进得多。从贸易统计数字上看，这一点非常突出。美国市场的进口量大约为241％，而欧盟市场的却只有193％，日本市场的更不足以为道，为10％。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欧洲、日本和其它国家都受制于相互默契的商业约定，这些约定的目的在于控制进口，具体操作则通过行业协会和相互关联的公司构成的集团进行。另外一个因素是，政府以投入公有资本、吸收债务、或者是准备关键性基础结构的方式，向不少非美国钢铁业提供了大量援助。最后一个因素是养老金和保健的“遗赠成本”。
即便得不到外国竞争对手获得的那种保护和公共补助，美国许多钢铁生产商还是大幅度削减了成本，增强了生产力，以便在美国市场的消费者面前保持成本竞争力。（美国每个工时的产量从1980年的705吨增加到了2000年的1429吨，德国的同比是67与1279，日本的是632与1341。）然而，尽管他们缩小了规模，削减了人手，背负的养老金和保健开支数额却越来越高，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失去竞争力。在大多数钢铁生产国，保健和养老金都是由社会出。在美国，这些当然是由雇主出。在钢铁业，这是公司与钢铁工人联合会谈判的合同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协议，退休者和下岗工人，连带他们的家属，只要活着，就继续享受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养老金和保健费。往往是在政府的重大压力下达成的这些协议和遗赠成本，意味着一个139万人的工业得支付两三倍于它那么大工业的养老金和保健费。这些费用不仅本身是个沉重的负担，而且还会对该工业采取更加富有竞争力的举措形成掣肘。从全球看，趋势是朝着合并与建立规模宏大的生产设施发展。但由于哪家公司都负担不起它所并购公司的遗赠成本，这种趋势在美国尚不大普遍。因此，虽然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合并在经济上很有意义，但只要有遗赠成本问题存在，合并就不会发生。
在解决钢铁业调整问题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久已可以像其它国家政府一样，把遗赠成本先承担下来，或者对那些美国贸易法认为对美国工业造成重大损失的进口货物征收应急关税。根据法律，要获准征收这种关税，美国工业必须提交复苏计划。然而，这种计划历史上通常都实现不了，关税的征收只能暂时缓解低价竞争。若是提高汽车和机床公司这类用户的成本，这些行业也会因此而失去竞争力。另外，这样做还会对出口经济造成损害，对国内工业提高效率则于事无补。
显而易见，在2002年3月那个时候，比较可取的办法应当是美国政府承担部分遗赠成本，使该工业更具竞争力。有一次，我见到位居美国几大钢铁公司之列的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得知钢铁业其实也愿意走这条路，这样就可以采取合并及其它措施，将钢铁业提高到世界级水平了。欧盟贸易委员会专员帕斯卡尔·拉米以及各类日本官员也曾对我说过，欧洲和日本都不会反对美国实行这样的政策。布什政府决定弃而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的办法，一是出于政治上想迎合钢铁工会的愿望，因为后者喜欢那种选择；二是出于想避开任何含有工业政策意味的东西这种市场基要主义经济观。对这个行业的问题作出反应当然没错，但反应的方式却在国外引起了巨大的负面反应，损害了美国的信誉。正值它自己要求进行新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之际，美国却简单行事，将其成本转嫁到其它出口国的头上。以这种方式对政治问题做出反应，直接违背了它自己提出的自由贸易原则。
奇迹之源
全球化其实还有一面，这一面我是通过切身经历体会到的。首次接触是1958年，我乘船从纽约去阿姆斯特丹到欧洲去当交换留学生之时。我们的航程共十天，船费大约相当于今天坐七、八个小时飞机的钱。如今我还记得看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和运河周围每一个可以想到的地方都停满了自行车时那种诧异的感觉。那时我才16岁，几个月前刚刚得到自己的第一部汽车。可是，这里连老奶奶都在骑自行车。我在阿姆斯特丹登上开往瑞士巴塞尔的火车。作为一个铁路人的孙子，我很高兴地发现它在由蒸汽机车拉着跑，我在家还从来没见过这东西。在我要住的阿尔卑斯山脚下那个瑞士小村庄里，我逐渐习惯了正冲澡时热水突然没了的现象，还学会了每天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由于冰箱太小，盛的东西不够吃一天以上。那时候的欧洲，说它穷，穷得和发展中国家不一样；说它富，富得和美国也不一样。
1964年，我到日本去读研究生，时间差不多是诺曼·麦克雷在《经济学家周刊》上首次宣布日本“奇迹”的时候。可是在我看来，它根本不像什么奇迹。那里的交通工具主要也是自行车，不是汽车。我和妻子租了一套日本朋友所谓的“豪华”公寓房间，里面没有热水，没有浴缸，没有煤气灶，取暖用煤油炉。夜里，我们睡在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洗澡得去公共浴室，煮女儿的尿布用一只类似本生灯的火炉，出门戴薄纱口罩，以防吸进东京的有害空气。我们从来没看见过富士山，直到坐着汽车专门去观光才看见它的真面目。我们的日本朋友一周工作六天，从来不休假，居住状况类似美国人说的野营。但是，日本也不是很穷，可它远不如欧洲富，更别说美国了。
两年后，我回到荷兰，在美国驻鹿特丹领事馆当副领事。八年的岁月带来了惊人的变化。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来了，火车全换成了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随着北欧天然气田的开发，这个迅速发展的行业正在往住房里安装中央供暖系统。那种古怪的小食品杂货店也正让位于超级市场。不久，我明白了富起来的主要因素。总领事告诉我，我的主要任务是促使美国在荷兰投资和荷兰向美国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