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礼物2-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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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拉斯博士正坐在布奇逊中心医院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他是美国极负盛名的心脏移植专家,这家医院的心脏科主任。他翻开助手刚刚送来的—个新进院病人的病历。“坎贝尔,三十二岁,血型:O型”。病历详细记载了坎贝尔心脏病病史,并诊断他最多只能活四个月。麦克拉斯拿起坎贝尔的心肌X光图,看到坎贝尔已经扩大的心脏,不禁轻轻叹息。全美每年有一千多人需要进行心脏移植,而心脏的来源又是这么少,如果在四个月内没有一个因为意外事故而死,而其家属又同意捐献心脏的人,坎贝尔必死无疑。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麦克拉斯的思绪。他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麦克拉斯博士,我是凯琳·布尼,我是代表总统给您打电话的,”她的声音尽管柔和,但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我们要给您送来一个新病人,弗尼斯先生,您知道他是总统的高级顾问。我们希望您能给他第一流的治疗,通过心脏移植挽救他的生命。”最后,她还加了一句:“您知道他对国家的重要性。”
“我恭候弗尼斯先生的到来,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给他最好的治疗。”白宫的电话,引起麦克拉斯高度的重视。
第二天下午,两辆豪华的大轿车驶进医院,弗尼斯在几名助手的陪同下,住进了布奇逊中心医院609室。弗尼斯六十二岁,涉足政坛多年,虽然深受病痛折磨,但两眼仍炯炯有神。陪同前来的白宫医生告诉麦克拉斯,弗尼斯最多只能活五个月,他迫切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麦克拉斯阅读了他的病历,发现他和坎贝尔身材相当,而且血型也相同,他的心不由得颤动了一下,他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是否有资格接受心脏移植手术,还要对病人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检查。弗尼斯和坎贝尔的检查报告很快都出来了,弗尼斯身体由于受心脏的影响,肾脏和肝脏的受损程度已超过了标准,而坎贝尔的受损程度没有超过标准。肾脏和肝脏的受损程度如果超过—定的标准,就不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他决定首先通过积极治疗,恢复弗尼斯肾脏和肝脏的功能,以达到心脏移植所规定的要求。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弗尼斯和坎贝尔离死神越来越近,但还是没有适合他俩的心脏。而最让麦克拉斯感到担忧的是,虽然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弗尼斯肾脏和肝脏功能的损害并没得到多大的恢复。麦克拉斯觉得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白宫三天两头打电活询问弗尼斯的病况。全院上下眼睛都盯着他。说实话,他并不希望在这几个月内有新的心脏。因为那样他才不会面临困难的选择,即使两个病人都死了,他也没有什么责任。但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天职,他对自己会闪过这种想法感到可耻。
正当弗尼斯和坎贝尔的生命之火渐渐熄灭的时候,从美国全国心脏服务中心传来消息,在八百英里之外洛基山旁的一个小村庄,有一个年轻人因车祸意外死亡。据送来的资料表明,这个年轻人的身材和弗尼斯与坎贝尔相仿,而且血型也是O型。
院长布里奇知道这个消息后,迅速来到麦克拉斯的办公室。一走进办公室,他就高兴地叫道:“麦克拉斯,我刚才已将这个消息告诉白宫了,总统得知后非常高兴。”“可是我还没决定谁先接受心脏移植,”麦克拉斯有点不高兴地答道。
布里奇对麦克拉斯的回答感到惊讶,“那你现在就必须决定。”院长大声说道,接着头也不回地走出麦克拉斯的办公室。
院长走后,麦克拉斯坐在桌前陷入沉思,他反复翻阅放在他面前的两份病历,谁先做?弗尼斯还是坎贝尔,坎贝尔还是弗尼斯,选择一个就可能给另外一个判了死刑,这太残酷了。他知道如果救活弗尼斯,那会给他们这个医院、他本人带来巨大的好处,毕竟弗尼斯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而坎贝尔是一个花匠,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即使不治而死,对医院和他本人也没多大影响。但弗尼斯并不符合心脏移植手术的要求,如果给他移植,最多也只能活一年半载的,而另一个可以靠这颗心脏多活十年、二十年的年轻人就必须死去。想到这里,麦克拉斯使劲地摇了摇头,不,不!这是他———一名医生的良心所不容的。怎么办?作为一个心脏移植专家,麦克拉斯素以雷厉风行、大胆果断著称。而这在外人看来非常简单的决定,却难住了麦克拉斯,他正面临严峻的挑战。选择良心,他将失去一切;放弃良心,他将拥有一切。麦克拉斯一时难以决定,他来到609病房,惊讶地发现弗尼斯整个人变了,有心脏的消息似乎已给他注入了一剂兴奋剂。弗尼斯高兴地对麦克拉斯说:“博士,这一消息太令人鼓舞了,当然我对那个不幸死去的年轻人也深感遗憾,但是我要活,我要活!”弗尼斯已经认为这颗心脏非他莫属了,虽然他也知道隔壁的坎贝尔也在和他等候同一颗心脏。
607病房,坎贝尔无神的大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这个消息并没有带给他任何喜悦,有没有心脏对坎贝尔来讲都是一样,他知道白宫要人弗尼斯和他等待同一颗心脏,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这颗心脏医院都会优先照顾弗尼斯。反正他已做好死的准备,一切都无所谓了。看见麦克拉斯走进病房,坎贝尔挣扎着从床上仰起身子,苍白的脸上现出一丝痛苦的微笑。他吃力地说道:“博士,不要为我担心,我还没死,我”他喘了一口气,用劲说道:“我还可以等。”麦克拉斯扶他躺下,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出了病房。
从607病房出来,麦克拉斯看了看表,晚上八点三十分,再有三个半小时,负责运送心脏的医疗小组就要回来了。时间紧迫,他要赶快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他飞快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院长布里奇已经等候在那里。他把决定告诉了布里奇。布里奇高声叫道:“你知道你这个决定对这家医院、对国家、甚至对你个人的前途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知道,我们已对弗尼斯进行了最好的治疗,可惜他的身体状况并没达到手术的要求。我是一名医生,不是一名政治家,对任何病人我一视同仁,不管他的身份的高低。现在,我的职责就是让极其宝贵的心脏能在病人体内最好地发挥作用,让他们活得更长,所以我选择了坎贝尔。”麦克拉斯直视着院长回答着,字字句句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你不能这么做,你简直疯了,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我已经答应白宫了,你叫我怎么向他们解释?”布里奇声嘶力竭地喊起来。
“我会向他们解释一切并承担一切后果,”他拿起话筒,“通知坎贝尔,他明天凌晨一点开始进行手术。”生命之光将在坎贝尔身上重现。
一个月后,609病房弗尼斯那颗疲惫不堪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弗尼斯的死成了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医院董事会迅速做出了解雇麦克拉斯的决定。麦克拉斯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但他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尽管失去了一切,但他却在巨大的压力下,始终坚持住了自己生活和行医的准则:公正和良心。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