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勒泰-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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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为晚了几天，就给堵在了桥头，原先的那些熟悉的守林员和检查人员全撤换了。边防站的人也死活不给办边境通行证。

那两天又刚好连下了两场雨，想到木耳此刻正长得好，真是急坏所有人。于是有一些人忍不住绕过桥头，从西面那条早已废弃的天堑般的古牧道上翻过去。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估计已经到了，开始大包小包地摘了。于是更多的人都决定这么做，但大部分人到了跟前都退了回来——那条古道实在不是人走的路。

就是能走我们家也不能那样做。我们毕竟是开商店的，还有货物，必须得从能通车的路上过去。

很多人都是深更半夜出发，做贼似的摸黑徒步进山。被逮着就狠狠地罚款，但罚了还是要想法子再上。

我妈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四处受气。到了最最后，她一咬牙，给某些人许诺，下山后一定给留几公斤木耳，又花额外的钱办了一堆证件，这才被特别允许过了桥。

但是进了山才知道，里面已是一片混乱，里面所有的人都急于下山。在那里，抢劫的消息不时传来。据说就是那些逃荒到这里的内地人干的，他们以为他们来到了一个没有秩序的地方——而实际上似乎也是如此。这深山里的稀薄社会的确从没有过被明确监督着的秩序，一切全靠心灵的自我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和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可那些人不，那些人在有钢铁秩序的社会中尚无可躲避地遭受到了伤害，更别说“没人管的地方”了。

他们下不了山，木耳脱不了手，换不到钱，买不到食物，活不下去。于是就抢。

这一带驻扎的毡房大多是把羊群交给别人寄牧的家庭，羊群已经到了后山边境上一带，毡房子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守着家里的牛群，生产一些乳制品。

那一阵子弄得大家都恐慌异常，一下子觉得无所依附。这深山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无从抵御，无处躲避还是祖国好，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公安局深山里的安宁其实是一种多么脆弱的安宁呀

牲畜继续被残忍地处理。沙依横布拉克彻底与世隔绝了。

我们轻易不敢出门进林子。而每当走出帐篷站在门口远眺，看到四野仍然寂静浩荡，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并且将永远也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似的。我们想到那呼啸的森林某处有木耳，它们因为再无人打扰而正肆意漫延着可是我们只能这样站在帐篷门口，抬头往那边长久地看。

那一年生意简直没法做，失去牛羊的牧人很仔细地支配着拿到手的一点点很少的政府补贴。商店生意异常惨淡，什么也卖不出去。虽然也弄了一点点木耳，但下了山还不够用来给领导们“还愿”的。

第四年，我们周密地商量了一个冬天后，决定为木耳豁出去了——商店和裁缝店都留在桥头，由我和外婆守着；我妈、我叔和我妹都轻装上阵，每半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回一趟家。

我妈的主意最多，她没事就在那里想啊想啊：怎样才能进山时间更长，去到的地方更多，而且永远不会为给养发愁呢？最后她想到的好办法是，买一辆农用的、挂着小拖斗的小卡车进山。

她想得很美，开农用车进山的话，不仅可以带够一两个月的食品，也不用随身背木耳了，把车开到再也没法往里开的地方停下，然后一个人守着车，两个人到附近转，天黑之前回来。一个地方转遍了再把车开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去的地方又多，又快，又安全。

她又觉得这样子的话，车利用得还不够充分，于是给守车的人也找了个活干，就是养鸡。养它百十只，平时关在笼子里，放在车上。在一个地方停驻时，就把鸡放出去自己找吃的，晚上赶到车底下，四周用铁丝网一拦——就这样带着一车鸡在山野里流浪，每个人和每分钟时间都不会有闲的，而且还随时有鸡蛋和鸡肉吃。

但是农用车哪怕是二手的我们也买不起，于是她只好退而求其次，决定买个小毛驴算了。

这个主意倒是很令我欢喜，哪天不用采木耳了，我还可以骑着它浪迹天涯。

我妈说：“让它驮着锅灶被褥什么的，慢慢地在山里面走，走哪儿算哪。小毛驴很厉害的，多陡的山都能爬上去。”

我妹妹说：“为什么不干脆买匹马呢？马驮的东西更多，而且还跑得快。”

我妈说：“马吃得太多了！夏天还好说，冬天怎么办？草料那么贵的”考虑得真周到。

我妈又说：“等有了钱就好了，想买啥就买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后来，想到人多胆壮，她又到富蕴县约了几个亲戚和老乡一起去。

还打电话到内地老家，联系了好几个生活比较困难的老乡。他们听了都很高兴，愿意立刻出发来新疆。

春天，桥头爆满了，到处都有人靠着自己破旧的行李露宿在河边的废墟里。

桥头还来了个铁匠，专门给大家打制挖野货时使用的工具。

似乎在一夜之间，旧马路边的一排破土房子突然被打理一新，出现了好几家非常便宜的饭馆子和小旅店。后来还来了一对漂亮的姐妹，在马路尽头开了理发店。再后来一家大的饭馆被老板改装成了一个简陋的“舞厅”，里面有柴油机带动的大音响，挂满了彩色灯泡。一到晚上，就有男人聚集在里面通宵达旦地喝酒、赌钱。

拾木耳挖虫草的队伍在去年下山前就分成了几大派，具体怎么分的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有仇恨。深山里出事的传闻不断，这传闻中的的确确发生的事情就有两三茬，受伤的人永远残废了。由于情况混乱，聚居的人又多又杂，少了一两个人根本看不出来，今年边防上也紧张起来，经常有当兵的来查身份证并办理暂住证。但是检查完后，往往要打听木耳的事，到处留下话要求秋天给边防站联系几公斤。

又听说西面某处林防所组织了大规模的森林警察。

转过一堵破房子，断墙那边隐约传来话语：“怕什么，他们有枪，我们也有”

河边的树林里堆满了以塑料制品为主的垃圾。而老早以前，我们这里寥寥无几的居民们能产生出来的垃圾主要只是煤灰和柴灰。在更早更早以前，我听说煤灰和柴灰也是有用的东西。那时，万物滴水不漏地循环运行着，那时候的世界一定是无懈可击的。

所有的，伴随着木耳到来的事物，在你终于感觉到它的到来时，它已经强大了，已经不可回避了。

云母矿上的男孩来找我，我们围着炉子烤火。他对我说了很多事情，说木耳，说冬虫夏草，还说狗头金（成块的天然黄金）和黑老虎（黑云母）矿脉。他那么年轻，他还说要和我结婚他凑近了身子，炉火晃动。他十六岁。

他说：“一起去找木耳吧？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谁也没去过的，肯定多得很”

又说：“等有了钱就好了，以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雪渐渐化了，河流澎湃，又一个春天到来了。桥头通路的那几天，背了面粉、锅碗和铺盖行李的人们接连不断向北去了。彼此间有深隙巨壑似的，谁也不靠近谁，谁也不搭理谁。沉默而紧张。

来订购木耳的人出价据说出到了了五百块钱。

我们真有点害怕了，我对我妈说：“今年我们还去采吗？”

她也怕了，但她想了又想，说：“不去的话怎么办呢？你看我一天天老了，以后我们怎么生活”

那么我们过去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在那些没有木耳的日子里，没有希望又胜似有无穷的希望的日子里

那些过于简单的，那些不必执著的，那些平和喜悦的，那些出于一种类似于“侥幸”心理而获得深深的满足的还有森林山野的美好的强烈之处！永远强烈于我们个人情感的强烈，我们曾在其中感激过、信任过的呀几乎都要忘了！森林里除木耳之外的那些更多更广阔的

但是，就在那一年——木耳产生后的第五年或第六年——再也没有木耳了。

像是几年前它突然出现在这里一样，又突然消失了——木耳没有了，像是从来都不曾有过一样地没有了森林里曾经有过木耳的地方都梦一样空着，真的什么也找不到了大风吹过山谷，森林发出巨大的轰鸣。天空的蓝是空空的蓝，大地的绿是什么都不曾理会过的绿。木耳没有了，从此森林里的每一棵倒木再也不必承受什么了，它们倒在森林里，又像是漂浮在森林里。

忘了那一年里别人都是什么样的反应。我天天坐在桥头深暗的商店里，偶尔出去转一圈，走进明亮的白昼中，沿着河边散步，走得很边很边。河边的垃圾仍然在一日日地蔓延着，越堆越高我忘了那一年别的人是什么样子，大概是因为从此再没见过他们了。费了极大的努力而凝聚起来的生活突然间破裂了，依赖这生活的人也四散而去了。但生活还在继续。桥头纵然已成废墟，但仍然还在自己的惯性中有所坚持着桥头还是离世界那么远，我还是一个人也没看见。只看到他们日渐浓重的生活痕迹遍布四周。在我心里，有种种的，如同木耳的萌发一般微妙神奇的想法那么我就开始幸福了吗？那么我开始有所洞悉了吗？当发生在远方的每一件不可思议的消息传到我深暗的屋子里时，就会成为自己曾经在某处亲身经历过的情景似的。我表面上一点也不吃惊，但其实心里因为还是什么也不能明白而悲伤不已。

这些就不去说它了。说木耳吧——木耳再也没有了其实，我们对木耳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够啊！

是的，木耳没有了，我们加以它的沉重的愿望也没有了（暂时没有了吗？），我们的店又轻飘飘地搬到了山上。对来店里买东西的牧人们，我们还是报以微笑。然后又想到木耳没有了（暂时没有了吗？）生活在继续，看起来只能这样了。但却是永远不一样了。更多事物分秒不停地到来，并且正在加速。最巨大的变化就是种种巨大的变化都开始无影无形，几乎无从感知。木耳没有了，但“喀拉蘑菇”这个新生的词汇将继续流传，直到与其他所有的理所当然的古老词汇没什么不同。木耳没有了，总有一天，它的这场“没有”也会让人觉得其实并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那一天我一个人走进森林，看到浓暗中闪烁着异样的清晰。我走了很远，看到前面有人。那是我妈，她还在找。我远远地一眼就看到她手边不远的地方有一朵木耳，那是整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朵，静静地生长着，倾听着。但是她没有发现。她在那一处反反复复地找，还是没有发现。后来我又看到她脚下的苔藓上有蛇，也如同木耳一样静静地伏着。我不敢叫出声来，只好站在那里，很久很久之后，她才出于失望而渐渐离去了。

第三辑　九篇雪（1998…2001）

交流

让我苦恼的是，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让叶肯别克理解

“啊，叶尔肯，你怎么会在这里？”

“啊，你好！你好！好好”

“你也好！”

“是的，对对对！”

“你这是干什么去？”

“好的，可以可以。”

“我现在到市场那边去一趟。”

“是的是的。”

“这几天怎么不去我家玩了？”

“好！可以！”

“我外婆这几天生病了。”

“对对对！是的！”

我耐着性子，比划着对他解释：

“外婆就是那个老奶奶，躺在床上胳膊，不能动，呃，这个腿，也不能动不吃饭，难受极了”

“啊那太好了！好得很嘛！”

我真想把手里拎着的包拍在他脸上。转念又想，这也不能怪人家，他看我指手划脚指天划地的，可能以为我在和他谈天气。

“好吧，那就，再见吧。”

“好好好，再见再见！”这次居然听懂了。

我看到他满脸阳光灿烂地转身离去时，似乎也大松了一口气。

只有我妈才能准确无误地和这个人完成各种交流。倒不是我妈的哈语水平有多好，只不过是她更擅于想象而已。而叶肯别克则更习惯去误打误撞。误打误撞倒也罢了，偏还要陪上满脸诚恳的、“我能理解”似的表情。

在深山牧场上，有那么一些安静的清晨时光，那么的寒冷。进山收羊皮子的维族老乡总是围着我家沼泽边的炉灶烤火取暖。我外婆在炉边做早饭，他们一边烤火，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恭维我外婆高寿、身体好，能干活云云。而我外婆一直到最后都以为他们在向自己讨米汤喝。更有意思的是，我外婆偶尔开口说一句话，所有人立刻一致叫好，纷纷表示赞同，还鼓起掌来哪怕她在说：“稀饭怎么还不开？”

我和我妈缩在帐篷里悄悄地听，笑得肚子痛。

当然，总是有些东西，即使表达不畅，仍然易于理解的。比如友谊，比如爱情。小孩努尔楠只要静静地瞅你一会儿，你就不由自主会抓把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