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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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坚定的正统与传统的要求。 我清晰地看到，俄国的宗教探索与现代俄国的新一代是格格不入的，是与西方基督教格格不入的，并很少被理解。 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是很难理解俄国宗教哲学问题的。我们对于人道主义经验的思索是不同的。比起天主教徒、托马斯主义者和巴尔吉安茨的新教徒来，我提出的人的问题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的。 我要指出，与主动性相联系的异已性的感觉有时却给我以特殊的享受。 顺便还应当说，在青年人中所有的民族性都受到我的思想的欢迎。 我访问新基督教潮流的青年人，并和他们通信。 他们正准备着新的基督教世界。 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话使我非常高兴。
G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和最有教育意义的是和西欧的接触与交往。 首先，是和西方基督教的会晤。 有一年，在巴黎举行了一系列的国际性宗教会议。这些会议的发起人是我。在几年里，以俄国人为主，在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Ｍｏｎｔｐａｒｎａｓｅ（ＭｏｎｔHｐａｒｎａｓｓ林荫大道）
的俄国人住宅里举行了东正教和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会见。 有意思的是，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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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是第一次会见，并在俄国人的住地面对面地就宗教问题进行交谈。 天主教——现代派和天主教——托马斯主义者也同样是第一次会面。 他们与俄国东正教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斗争，也没有任何沉重的历史回忆。 这一年，这些会议的与会者都有很高的热情和兴致，对于群众来说，会议甚至过于多了，有使会议成为时髦的危险。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坦露出来的很少有共识，都是歧异的，但是对所有各方来说，这里是无宗教的和敌视基督教的世界沙漠中的基督绿洲。 在这些会议上就基督问题、宗教思想和神学特征的不同形式之同时存在问题达到基本的一致。 天主教世界的著名代表积极参加了会议，例如，后来成为获得多米尼加勋章的将军的日列，天主教现代主义激进派的代表拉别托尼尔，特别积极的是雅克。 马利丹。 还有杰出的新教徒——新教牧师别戈内尔，他是法兰西新教教会的首领，列舍尔教授——正统的加尔文派教徒（唯一的正统加尔文教徒，按其外貌及思想，人们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是从１６世纪以来得以保全下来的人）
，维利夫列德。 莫诺——新教中宗教与社会激进派别的代表。 我是这些会议的发起人，通常都很积极地参加会议。 但我内在地感到某种尴尬。 所有的人都从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教会谈到联合的感受。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关注东正教的宗教形式的说明，关注在东正教基础上揭示的宗教思想的特征。 我很清楚，在俄国东正教基础上所达到的一致，比起不仅在天主教而且在新教基础上达到的一致要少。 就真正意义上说，能代表东正教会发言的只有布尔加科夫，他是作为神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来讲话的，但他并不能代表东正教会内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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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意见。 他的诡辩学派式的神学理论并不为教会团体所赞同。 最为困难的是我的地位，我任何时候都不能谈论某种集体、某种党派或派别，特别是不能谈论教会。 我能表述的只是我的思想，只是我的世界观，我的宗教哲学，这些都明显地带有个人的特点。 西方的基督教徒（特别在我们最初会晤时）把我的思想看作典型的东正教思想，甚至把它当作教会的声音。 这种误解对我是很大的束缚，我努力排除它。 在俄国东正教团体和西方基督教团体的会晤与交往中产生了真正的误解，我绝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我却在这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是第一个在西方得到了很大声誉的俄国基督教哲学家，这声誉超过了索洛维约夫。我的书被译成多种文字，而且只有我的书被翻译。 很多人读了这些书，他们开始按照这些书来判断俄国的东正教。 令我惊奇的是，在英国我也特别地出名。 英国的某些团体和英国天主教的团体，当它们支持俄国东正教时，实际上常常是支持我。需要改变这种局面。人们开始按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俄国宗教思想（这种思想是具有特色的俄国现代主义，它并不赞许保守的教会团体）来评论俄国东正教的形式。 在侨民中保守的右的团体所关心的是维持与英国和美国的新教徒的交往，并不努力弄清误解。我的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总的说抑制了来自保守的教会团体对我的敌对表现。 一般地说，氛围是沉重的，在这种氛围中很少有诚实与正直，神学研究所的态度特别是模棱两可的。 后来我和神学研究所的教授们的关系完全断绝了。 我的天主教徒朋友们后来明白了，不可能把我看作东正教教会思想的体现者，而应把我看作个人主义的基督教哲学家。 在这里还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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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我们召开关于基督教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国际教会会议期间，更加保守的流派开始占了上风，到处可以发觉对权威与传统的爱好。 但是以天主教和新教为基础的最保守的派别和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保守派别是有区别的。 所有的西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尊重思想与文化，他们没有固有的蒙昧主义，而俄国东正教徒却固有这种特点。 在俄国人看来，最保守的英国人也是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他们全都热爱和尊重自由。但是，在西方基督教流派的面前，我完全感到自己是很“左”
的，是“现代主义者”
，我在西方基督教意识之前就提出新的问题，信奉自由与创造的宗教，而不是信奉权威与传统的宗教。 在国际基督教代表大会上我很尖锐地感到这点。 会上，新教徒占有优势，但这些新教徒有很多比作为东正教代表的我还要保守、传统、崇拜权威。 以至最后，我自己感到孤单，并且成了不被了解的和被误解的。 关于这些代表大会的性质，我不能认为对我来说是很深刻的。 在我的活动中有公开传授的和秘传的两个部分。 秘传的内容我仅在某些书和稳秘的谈话中表述。 只有外在地使用“现代主义者”和“左派”才是合适的，我故意使用它们，因为我不喜欢它们。 我秘传的东西是世界末日论的和神秘主义的基督教。 我根据自己的特点所公开传授的东西引起了最大的冲突。 基督教和新教的思想充满了对人道主义的反动、对新时代的反动。 这种反动在巴尔吉安派中表现得特别强，同时它也存在于托马斯主义中，尽管是以更复杂的形式存在。 我开始称我的学说为宗教的人道主义，令我最惊奇的是，西方的基督教和俄国的神人思想完全背道而驰。 比起正统的天主教和新教思想来，俄罗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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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接近于德国的神智学。 就基督教的社会反应来说，天主教和新教的思想是左倾的，是接近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远离社会的基督教。 我的基督教社会学、我的基督教要实现社会正义的要求，在西方得到了最大的支持。 为此，正如人们所爱说的，他们宽恕了我的诺斯替教的思想，我的哲学倾向，我的不大正统的关于人的自由和创造的思想。 在英国，我关于基督教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得到了特别高的评价。 三年后，我们的国际教会的集会开始消失了，但是产生了其他的更加深化的交往方式。在这以后，正如我所感到的，我们的国际教会会议与天主教和新教联系的紧密性削弱了，我发起了另一种形式的会议——在我家里举行的会议。 这只是赖于雅克。 马利丹（Ｊａｃｑｕｅｓ
Ｍａｒｉｔａｉｎ）
才得以实现。我与雅克。 马利丹是１９２５年我在巴黎时认识的。是通过孀居的列奥娜。 布伦认识的。我对布伦十分感兴趣，早就写了论述她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俄国第一次引起了对她的注意。 布伦由于我在信中向她描绘了莉季娅，引起了她对莉季娅的兴趣，很快便来到巴黎和我们相见。 孀居的布伦是出生于丹麦的新教徒，后又成了狂热的天主教徒，狂热地忠实于自己丈夫的思想，在女人中是很有才能的。 格一雅。 布伦是马利丹的朋友，布伦则是马利丹的美丽的神甫，出身是新教，又改宗天主教。 我读了马利丹的一些东西，我认为他是法国的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 人们说，他在天主教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 格一雅。 布伦建议一起去马利丹那里。 有意思的是，马利丹是广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 成为天主教徒后，他开始捍卫十分正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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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获得了现代主义的敌人和猛烈的批判者的名声。 我有反对托马斯主义，反对天主教正统派，反对迫害现代派的成见，但是，马利丹却使我十分喜爱，当谈到天主教和托马斯主义的敌人时，与他的有时十分生硬的写作方式相反，也会出现很宽容的情况。但在他写到笛卡尔、路德和卢梭时，是很不公正的。我喜欢他，这对纯理性的我来说是不常见的。我想，他也同样喜欢我。 我们的关系是很奇怪的，因为他竟然宽恕我的和他敌对的、完全不正统的思想，而他却不会宽恕其他人。对此可以这样作部分解释：我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法国人。在哲学上我一直和马利丹争论，我们有不同的哲学根源和不同的哲学世界观形式。 他完全被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 阿奎那所渗透。 德国哲学对他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我一直很奇怪，作为哲学家，他对德国语言的了解是那么差。但康德和德国哲学却是我作哲学思考的根据。马利丹是经院哲学家，而我这个哲学家却是存在主义的。 在这种情况下达成谅解是困难的。 不过，我们的所有交往还是富有成果的。 马利丹是神秘主义者，在精神的课题上与他交谈是很有意思的，他是一个很敏感和很易受时代的新学说感染的人。 但奇怪的是，这仿佛完全没能触动他的哲学。 他对于联系很紧的艺术领域、对神秘主义、对文化哲学和社会问题是敏感和易受感染的。马利丹第一次将托马斯主义引入文化，在我们交往的长时期里，马利丹有很大的变化，但他始终是个托马斯主义者，他使新的问题适应托马斯主义，也使托马斯主义适应新的问题。 他实际上是托马斯主义范围里的现代派。 当我认识马利丹的时候，他是“右派”。但在经历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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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成了“左派”
，甚至成了法国天主教中的“左派”领袖。 右的敌视他的天主教徒不止一次地写道，他受到我的有害的影响。 这在哲学上是不正确的，但在社会与政治问题上是部分正确的。 马利丹是出色的法国人，在他身上我没发现任何的民族主义特征。 他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越出封闭的拉丁文化的限制，使它对其他世界呈现出来。 他比热爱法国更热爱俄罗斯，马利丹有着与俄国知识分子类似的特点。 马利丹的房子与通常的法国房子不相似。在他的房子里有很多人，经常进行报告和讨论，最初马利丹那里举行的某些集会使我觉得很沉重，托马斯主义者的报告使我气闷，呼吸不到足够的空气。 但马利丹本人还是挺好，他完全不是演说家，不是好争论的人，他是作家，而且是很好的作家。 在讨论中他并不是机智的；他不带头进行反驳，他的反驳只是在后来才进行。 为了参加讨论，他必须作笔记，并且按条子来读。 这与我有很大的区别。 我的思维流动得很快，我能很快地弄清楚问题，并且带头进行反驳，甚至当发言者刚来得及结束时我已经开始进行反驳了。 这与我的思想不是结论式的有关，此外，我有主动的和战斗的气质。 马利丹有时有一种美学上动人的孤立无援和口齿不清，他完全不像一个作家。 他的托马斯主义的排他性和躁狂性较少。 还是在我们的国际教会会议上他就和拉别托尼尔搞得很不愉快很冷漠（拉别托尼尔力求脱离正统的托马斯主义者，不能忍受托马斯主义）。
我喜欢与拉别托尼尔交谈，常常比同意马利丹更多地同意他，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 但是，他敌视托马斯。 阿奎那，采取了几乎是狂躁的形式，而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去读他的作品。 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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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高兴，正像在我们的集会上和拉别托尼尔谈论多米尼加人日尔（他把自己描绘成教会大公）一样。我带头建议座谈更加隐秘性质的课题，这些课题与其说是神学的和教会的，不如说是与精神生活相联系的神秘主义的。 我建议马利丹在我那里进行这种讨论，他很高兴地同意了，并且着手组织这种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