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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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在费迪南德的瓦德斯顿的访客签到簿上的那些名字，为辨析他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在1881～1898年间经常出现的政治访客名单中，自由党人士略占优势：爱德华·汉密尔顿以不少于52次的到访数领先于其他人，然后是自由党领导人哈亭顿（10次）、自由党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哈尔科特（9次）、罗斯伯里（9次）以及迪尔克（2次）。其他的自由党人访客包括格莱德斯通、勒景诺德·布雷特、历史学家艾克顿爵士以及他的同事詹姆斯·布莱斯（后来的兰喀斯特公国的首相以及商会的主席），该党未来的领导人赫尔伯特·阿斯奎斯、卡林顿爵士（后来当上了新的南威尔士总督）以及达尔豪斯伯爵（后来当上了苏格兰的国务卿）。两位最常见的访客是自由统一党人士：总检察长亨利·詹姆斯，他到过17次，以及约瑟夫·张伯伦，他曾12次做过瓦德斯顿的客人，而且通常由他的儿子奥藤陪同前来。同时，几乎有与自由党人同样多的托利党人：哈瑞·查普林（农业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后来的地方自治政府的主席），他在瓦德斯顿停留过26次；萨利斯伯利爵士的侄子和继承人阿瑟·贝尔福（8次来访）；萨利斯伯利的助理私人秘书兼印度副国务卿乔治·科赞（也是8次）；农业委员会主席沃尔特·龙（5次）；伦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两次）；战争部次长布朗罗伯爵（也是两次）；以及外务部次长詹姆斯·弗格森爵士。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9）
就像费迪南德给迪尔克的信中所指出的，促使罗斯柴尔德家族脱离自由主义的并不只是帝国问题。他们对以城镇为根据地的激进的自由党人，比如张伯伦和德勒科本所倡导的社会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我不称自己是激进分子，”费迪南德解释道：
是由于我认为那些伟大的领导人，像张伯伦和您本人为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推行那些琐碎的措施根本就不值得，比如说废除那些可能会激发不健康的对社会和金钱贪欲的狩猎规则，而这种情况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已经在法国有了很好的例证；你们应该做的正事是在广泛的原则下管理好人民，并把他们带入到广阔的天地中。
甚至张伯伦关于由地方当局强制购买土地分配给工人阶级的说法都让纳蒂大为震惊。罗斯柴尔德脱离格莱斯通式的自由主义所反映的不仅仅只是对他那不温不火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不满，同时也是对他的政党的国内政策走向的不信任。为什么爱尔兰问题会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如此决定性的角色的一个原因，正是提高爱尔兰佃户的土地份额的提议唤醒了英国地主们心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的对保护自己土地财产的担心。
统一主义
尽管在那个时代有些人总是先入为主地把爱尔兰想成是英国的殖民地，爱尔兰其实从17世纪以来就一直是联合王国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800年起，爱尔兰的下院就一直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下院里。那里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很熟悉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事实上家族中有的成员根本就没有涉足过这个地方。安东尼与他的女儿们在1865年的时候到那里度过假，并且对他参观过的有些地方的自然风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费迪南德在三年之后去了那里，他对“特别荒蛮”的风光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但是发现了那里人民“最好客”——尽管他对于在都柏林被错误地当成天主教徒而倍感茫然。对于大多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来说，那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夏洛特在写于1865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它描绘成与最偏远的殖民地一样偏僻和奇异：一个当地政府“管理不善”的国家，世风粗俗，到处是醉汉以及无意间的暴力。如果纳蒂去过那里，现在似乎没有任何相关的证据保留下来。
然而，这个问题却是那个时期影响他的政治操守的所有问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有两个。不仅是那些巩固爱尔兰佃户在与地主关系当中的地位的企图似乎威胁到了所有财产所有人的权利，授予爱尔兰“地方自治”——也就是某种形式的下放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想法也似乎威胁到了联合王国的统一，而且会为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出现大范围的分权化情况开启不好的先例。正是爱尔兰问题这两个双重的重要性造就了这种非常规的政治联盟，有“年轻的辉格党人”纳蒂·德·罗斯柴尔德、“托利民主党人”伦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以及激进自由党人约瑟夫·张伯伦，并因此破坏了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主义，重振了后迪斯雷利时代的保守主义。
罗斯柴尔德在爱尔兰问题上反水的最初迹象出现在1880年，当时纳蒂在投票反对格莱德斯通的《爱尔兰土地法案》的过程中，参与了主要由贵族中的“年轻辉格党人”组成的群体，这个法案试图为那些不缴租的要求遭到地主拒绝的佃农提供补偿。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一种很原则性的说法，也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合同的神圣性。正如纳蒂告诉迪斯雷利的，他所关心的是这种方式带来的后果比“征用”还要坏。纳蒂是反对自由党领导层所制定的政策的人中最坚定的6人之一，两次投票反对《干扰补偿法案》，两次投票反对对方提出的修正案。这使他与辉格党中的显贵比如J·C·敦达斯、C·W·菲兹威廉姆和阿尔伯特·H·G·格雷（后来的格雷伯爵四世）处于同一战线。在1885年12月的选举结束后（这次选举给了帕奈尔的爱尔兰国民党在威斯特敏斯特得到了同等的权力），当格莱德斯通开始考虑更为激进的地方自治解决方案时，很显然纳蒂将会按提案反对者的原则来调整自己。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0）
事后我们可以知道，格莱德斯通的想法——“通过爱尔兰人的立法机构进行管理来作为与帝国事务的区别”——还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应该能在反对“罗马统治”的倾向在乌尔斯特冒头的这一敏感时刻令人信服地让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满意。设计中的爱尔兰议会只拥有有限的权利，而把国防、外交和海关留在了“帝国政府”的手中，同时取消或者说至少是减少了爱尔兰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代表权。如果托利党人的眼光能够放得更远一点，他们应该给帕奈尔提供一些与他们自己类似的东西（就像事实上他们想要去做的）。然而，对地方自治的反对与英国政党政治的内部动力的关联，远胜于爱尔兰自身的追求；至少，这是纳蒂幸存下来的信件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
格莱德斯通重新恢复对自由党的领导一度让纳蒂十分沮丧，因为他希望看到的是由哈亭顿（一位继承了德文郡公爵爵位的辉格党人精英）来坐镇。在一封写于11月29日的晦涩的信里，他告诉哈亭顿：“格莱德斯通的名字应该改成爱查波德”，并随附了摘自《旧约》的一份解释性的说明：“埃里的孙子被叫做爱查波德，或者‘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他在以色列人被腓力斯人击败后出生。”在格莱德斯通的儿子暗示过他父亲对爱尔兰的决定5天之后（1885年12月17日），纳蒂与伦道尔夫·丘吉尔举行了一次会谈，纳蒂在会上告诉他，为了萨利斯伯利的利益，应该考虑自由党分离的可能性，并解释说“约翰·莫雷和张伯伦已经被分开，前者没钱，只能依靠国家的工资，自然对G·O·M表示完全服从帕奈尔已经牢牢控制了格莱德斯通，而且后者已经把自己交了出去。”这次会谈的目的非常明显。丘吉尔和杜鲁蒙德·沃尔夫爵士（丘吉尔自诩的“第四党”中另一个关键人物）两人都已经在考虑“通过罗斯柴尔德为（与辉格党人）联合进行谈判”，尽管丘吉尔对爱尔兰与大陆进行进一步的政治“融合”或者一体化的想法，让很多辉格党人觉得令人吃惊的激进。
还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是辉格党中的哪一派愿意舍弃格莱德斯通分裂分子与保守党人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保守党人的政府一直要执政到1月30日。在《地方自治法案》于6月8日遭受致命失败前非常关键的几个月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做法就像是政治上的骑墙派。比如在1月8日，丘吉尔可以为萨利斯伯利提供来自自由党阵营塞瑞尔·弗劳尔出于礼节性考虑所提供的情报，塞瑞尔·弗劳尔刚好听到格莱德斯通谴责丘吉尔是“一个没有原则性的小流氓，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而从纳蒂那里得到消息是，他曾经告诉过布雷特“哈尔科特和迪尔克的看法是格莱德斯通先生会放弃《地方自治法案》，并且考虑他的同事们的意见”。为了鼓励###者，艾尔弗雷德告诉哈亭顿说萨利斯伯利愿意在由他领导的联合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长，他可以向丘吉尔保证：“关于哈亭顿投降的说法没有丝毫的证据；事情完全是相反的。”
到了3月份，注意力转移到了张伯伦的身上，他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渴望与格莱德斯通断绝关系。在勒景诺德·布雷特的一次晚宴上，贝尔福遇到了张伯伦，同行的还有两名重要的辉格党人，阿尔伯特·格雷和纳蒂。按照贝尔福告诉萨利斯伯利的说法，所有在场的人都“公开表示，张伯伦将会离开政府”，格莱德斯通给大家讲了很多他的爱尔兰计划，“让乔相信他至少是不会食言的”。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纳蒂和格雷确认他们已经计划好了在金融城里举行“一次大型的反对地方自治的大会”，尽管无论是纳蒂还是张伯伦都觉得这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然而，大会还是于4月2日在吉尔德厅召开了，而且纳蒂自己公开宣布次月在威斯特敏斯特宫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进自由统一党总务委员会，这标志着他与格莱德斯通最终的政治决裂。与他一起加入的其他有名的犹太人议员还包括他的堂弟费迪南德和弗兰西斯·戈尔德施密特，但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他们的犹太人身份，金融城的企业——包括乔治·高森、勒维尔斯托克和很多的其他人——都是绝对的统一党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1）
按照阿尔方索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期待的事实上是“一个哈亭顿—萨利斯伯利政府”，一个联合政府，换句话说，就是自由统一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达成。丘吉尔和纳蒂说服哈尔科特加入他们计划的尝试没有成功；而6月13日——《地方自治法案》在下院被否决后的第5天——在瓦德斯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张伯伦告诉贝尔福，他认为一个自由统一党…保守党联合政府“没有可能”。他能提供的至多是“对哈廷顿肯定的而且完全的理解，以及足够尽管不是完全的对我的理解，并通过在发言席后的各种咨询”确保“行动中有足够的团结性”。当纳蒂在三天之后见到他的时候，这从本质上说其实应该是哈亭顿的意见。
“摆脱格莱德斯通”的共同目标在一种报复的心态中实现了。那年7月份的大选结果对于格莱德斯通和《地方自治法案》来说是“毁灭性”的：选出的代表中保守党人316名，自由统一党人78名，而格莱德斯通派有191名，爱尔兰国民党人85名。苏格兰地区的失败特别惨重——“老头子屁滚尿流”——这里由纳蒂督促着丘吉尔和张伯伦竞选。脱离G·O·M在乡村选区的说法与费迪南德在艾勒斯贝利的一样。但是统一党内的和谐——反映在布雷特的记忆中的丘吉尔、纳蒂和张伯伦“三人齐心协力领导帝国的事务”——并不长久。召集“大量的自由统一党人”一起到门特摩尔打猎很简单，但是要让他们一起在政府里工作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早在12月份，萨里斯伯里、丘吉尔和张伯伦对政府的《县级议会法案》的看法出现了分歧，而且丘吉尔因为自作主张在同一个月讨论国防预算而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在次年的2月份，纳蒂对政府的爱尔兰政策彻底失望——一个他认为“非常腐朽的”胁迫和《新土地法案》简单混合的政策。“你会发现你的老同事被那些无休止的熬夜和越来越强烈的对一个强硬爱尔兰政府的要求弄得精疲力竭。”他这样对丘吉尔说。他预言，如果政府再不“小心，那种以某种形式出现的，认为地方自治更适合目前的混乱和不满情绪的想法将会反弹”。
纳蒂在这个时期真正的政治忠诚似乎只是对哈亭顿。布雷特告诉哈亭顿，纳蒂、丘吉尔和张伯伦达成一致的，是“维护好（自由）统一党，而且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