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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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后，他报告说他看到了一份来自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电报，想了解关于恺撒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我询问布雷希罗德，法国的金融家认为皇帝的辞世对巴黎交易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体下跌10％～15％。’他回答道，‘因为在一个新的君主统治下，俾斯麦的任期很不确定。’”一年之后，纳蒂告诉德国驻伦敦大使，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相互谅解是“除了少数几个大臣外最有理智的英国人”所期待的。事实是在1881年之后，土耳其债务比例的上升被柏林的资本市场所吸收——由德意志银行扮演领导角色——为解释这种亲德国的浪潮的出现提供了答案。
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观点看，英国—德国的亲善关系不利的方面是，这似乎潜藏着损坏英国…法国关系的可能。事实上，当由阿拉比·帕萨领导的反对图菲格总督无能统治的爱国武装起义使埃及的“双层统治体制”陷入瘫痪后，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法国1880年在摩洛哥以及次年在突尼斯出现的威信扫地的情况，可以解释格莱德斯通政府为什么对启动英国—法国干预的政策不是太热心的原因。这与格莱德斯通式的关于对埃及事务干预本身的神经质基本没有关系，他曾经在非常短的时间范围内，命令放弃了亚利桑德利亚（1882年7月），又推翻了阿拉比（9月）。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系列的惊人事件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在英国和法国政府之间做调停工作。在伦敦方面，这已经非常困难，因为纳蒂和格莱德斯通相互之间根本不信任；他们在法国的政治地位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但是为大众联合银行的危机帮了个大忙。
大众联合银行的兴衰作为左拉小说《金钱》的原型在前文中已经有所提及。现在让我们把它与第三共和国和东方问题的复杂政治背景结合起来看，因为在这些问题中，它曾经在一定时间内扮演了几乎与苏伊士运河同等重要的角色。从根源上看，大众联合银行产生于由朗格朗德·杜蒙梭发起并由赫希在19世纪60年代末继续推进的，建立一条通过巴尔干地区联结君士坦丁堡的铁路连接线——东方铁路——这个宏伟计划之中，但是这个计划在土耳其破产以及《桑·斯特法诺协定》把这原本属于土耳其的特许权部分转给了新近独立的巴尔干国家之后，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保罗·尤金·邦图斯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铁路工程师，在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动手构筑自己的奥地利—匈牙利商业帝国之前，他曾经为帝国与皇家御准奥地利国家铁路公司和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南线铁路工作过。开始的时候，他希望把法国的资本引到中欧的业务中。然而，当他于1878年从南线铁路离开的时候，他非常清楚需要在维也纳建立一个新的金融机构来挑战罗斯柴尔德…商工银行集团的统治地位。如果说在1878年以2500万法郎的资本金重新启动大众联合银行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在1880年建立奥地利土地银行。在奥地利财政部长塔夫的支持下，本图克斯购买了奥地利—匈牙利铁路和煤矿的股份，而且还试图在开发连接贝尔格莱德、君士坦丁堡和萨罗尼卡的铁路的时候取代赫希。后来他开始进行多元化投资，所以大众联合银行在整个欧洲大陆建立起了广泛的控股关系。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然而，大众联合银行基本上也就是按照地产信贷银行模式建立起来的另一家信托投资机构。与之前的朗格朗德·杜蒙梭一样，本图克斯采用教皇至上以及对抗罗斯柴尔德的借口来鼓动那些自我意识比较保守的天主教投资人到他那儿存款。卫道士德·恰姆博德伯爵是那些投资了大众联合银行股份的人之一。对这个企业的规模不应该被夸大：在其最顶峰的时候，其资产略高于
3800万法郎。然而，本图克斯增加其名誉资本的做法远远超过了他所能募集的真实认购，这也就意味着大众联合银行是一家投机性的、不切实际的企业，其长期投资类的资本项下是赤字，而用来弥补资产负债表的是短期的存款。到1881年12月，面值为500法郎的股票站上了3000法郎，但是银行的预计利润只是预估数，一点也不真实，而且尽管本图克斯自己不承认，大量的大众联合银行的股份（超过10000，价值约1700万法郎）由银行自己掌握。到1881年年底，由于法兰西银行开始推高利率，因此，其投机泡沫接近破灭。在1月4日后的两周之内，股价从3005下跌到了1300；而到了1月31日，大众联合银行不得不暂停支付。在他被判犯有金融行为不当罪，并且逃到西班牙后，本图克斯反复声称他是一个“犹太阴谋的牺牲品”，但是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事实上，就是靠一笔来自主要的巴黎大银行的贷款——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贡献了1000万法郎，才使巴黎的金融市场能够幸免于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倒闭风潮。（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形式的集体救援在8年后的巴林银行倒闭中再次在伦敦采用。）
大众联合银行倒闭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其倒闭的时机选择上。因为在1881年11月，倒闭发生的前夜，莱昂·甘必大成为了法国总理，他施行（表面上看起来）对外冒险、对内激进的政策。尽管导致他在位仅两个月就下台的直接原因是选举改革的议案在国民大会遭到惨败，但是也有可能是1月份的金融危机真正地击垮了他，使他的大规模债务转换和铁路国有化的尝试遭遇失败。这些证据仍然是推断性的，但是毫无疑问，甘必大的倒台（以及莱昂·塞回归财政部）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国际观点的角度的欢迎。1月25日，阿尔方索写信给纳蒂，警告他甘必大不愿意与英国在埃及问题上按由英国大使莱翁斯爵士提出的方案进行合作，而且对正在讨论中的《英国—法国商务协定》也产生了怀疑。纳蒂将信转给了迪尔克（时任外务部的次长），同时附上了他含糊的评论：“无法令人满意。”紧接着第二天，甘必大被迫辞职。过了不到14天，阿尔方索在法国外交部遇到了莱翁斯并问他：“关于埃及问题，希望我对德·弗雷辛内特先生说什么？在认真想了好一会儿后，他回答，‘告诉他让商务协定生效。’”看起来纳蒂和阿尔方索似乎正在扮演他们的先辈们之前所扮演的角色。作为新上台的法国政府非官方的交流渠道，纳蒂“按照迪尔克指出的意思”写信给巴黎，阿尔方索很确定地回复“整个法国内阁没有人对英国商务协定的重要性认识得比莱昂·塞更清楚”。尽管他们都习惯性地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机，格兰威尔和格莱德斯通也认为这个消息很“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来自阿尔方索的强烈暗示，法国政府不大可能反对英国摆脱阿拉比·帕萨的行动。按照阿尔方索的说法，对于参与全面的“武装干预”，法国政府可能会在议会遭到太多的反对，他和莱昂·塞都明确希望英国能自行行动。这个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格莱德斯通还正在期待着能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国际大会上达成一个多边的决议，尽管面临着来自他的内阁成员（特别是哈亭顿）要求单边军事行动的压力。当英国舰队在7月炮击亚利桑德利亚的时候——城里发生骚乱似乎为军事行动提供了更多的借口——阿尔方索很高兴，他注意到“英国在法律和秩序重新在整个国家建立起来之前不再会撤出；这对于那些在埃及有法律利益的所有人来说，是最好的保障”。之后还不到两个月，沃尔斯雷将军在特尔·艾尔·克彼尔取得了大胜，消息传来，他感觉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很难绕过这样的结论，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怂恿英国政府跨越了格莱德斯通很负责任的谨慎，并且（根据内阁7月31日的会议记录所示）强制性地去“推翻阿拉比”。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天正好是甘必大的继任者弗雷辛内特提出英国—法国联合占领运河区的建议被国会否决的日子。到9月7日，格兰威尔或多或少接受了纳蒂的观点，认为在埃及“不言而喻，英国将在以后保持领先优势”。如果没有法国很明显的默许迹象，这次的立场改变是否会有可能出现很令人怀疑，而法国方面的这些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乐意提供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阿尔方索和纳蒂会认为对埃及的占领存在困难：对于前者，是因为打算把这作为向俾斯麦发出英国—法国团结的信号，而对于后者，是想按与德国财政部长一致的步调行动。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给格莱德斯通设一个陷阱，可能找不出比引诱他占领埃及更好的办法了。格莱德斯通自己很准确地预言了这样一个行动可能产生的复杂情况；现在，他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些问题给困住了。第一，怎样重组总督的政府根本就是一堆乱麻。第二，存在着那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金融问题，而债权人应该在这方面得到优先的考虑。第三，还存在国内政治困境，因为格莱德斯通通过如此勉强地采用帝国主义手段的方式为反对党谋得了很多的方便。第四，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给另一个欧洲大国送去了一根大棒，而这根大棒是用来打英国的。
法国居然默许英国占领一片法国在很久以前获得了很大经济利益的领土，总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沃尔斯雷取胜后不足一个月，按照古斯塔夫给纳蒂的报告，以及纳蒂给格兰威尔的报告，巴黎流言满天飞，说英国政府已经在尝试从公开市场上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份，目的是绝对控股这个公司。这似乎是纳蒂希望政府做的，但是格莱德斯通仍然对当初迪斯雷利在1875年购买原始股份的有关任何事情都存在着深深的戒备——他一直觉得当时交易的情况都在故意瞒他，而且在很多条件下都证明与勒塞普斯和在运河公司内的法国股东们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
运河只是埃及问题的一部分。或许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下面将要讨论原因，格莱德斯通把埃及的金融看成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决定通过“欧洲的一致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俾斯麦式的现实主义政治时代，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布雷希罗德不久转达了来自柏林的信号，似乎暗示德国对英国的埃及政策忽然转变了立场，而且伦敦大会上格莱德斯通提出了他希望在1884年夏天打破僵局的想法。由于受到孤立，格莱德斯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埃及的金融重组委托给金融城里罗斯柴尔德和巴林的经典组合。8月4日，海军大臣诺斯布鲁克爵士——巴林家族的成员，尽管从未做过银行的合伙人——被派往埃及去调查这个国家的金融情况。正如伦道尔夫·丘吉尔在下院里愤慨地指出的，他的堂兄弟伊维莱恩·巴林（后来的克罗梅尔勋爵）已经以总领事的身份出现在开罗。“因此，”丘吉尔大发雷霆，
伟大的巴林银行的两名成员都得到了委托，按照我所能够理解的，他们获得了几乎是无限的独自处置英国在埃及的政治和金融利益的权利我希望指出，在这个关系中，实际上派两名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成员还是派两名巴林银行的成员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两家在规模和他们在东方的经济利益的程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如果女王陛下的政府提出建议——提出了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成员，根据他自身的条件以及他的公共地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派遣这样一位成员，那么从下院和整个国家可能就会发出很大的嘘声。但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和巴林之间似乎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考虑诺斯布鲁克过往的政治记录（他是前印度总督），丘吉尔的得分并不高，而且他声明说“这个国家的公共服务从此不再与伦敦城里的商业和金融私人企业有任何的联系”，这当然完全是一派胡言。但有意思的是，他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到埃及的政策制定中，会比巴林的参与引起更多公众的反对。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丘吉尔不知道的是，在诺斯布鲁克被派往埃及后的第二天，纳蒂给格兰威尔做了一个保证，他的公司会为弥补埃及当前的赤字提供100万英镑的短期贷款，尽管他明确地要求知道“政府会为他的贷款提供什么样的担保”。对更新这笔贷款的需要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对丘吉尔错误地依靠巴林家族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