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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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封建制度”的征兆——那些腐朽的资产阶级向过时的上层阶级的价值观投降；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门特摩尔修建的时间正好是列昂内尔公开挑战上院立法地位的时候。罗斯柴尔德争取英国的贵族地位是坚定不移的，而对这种决心的表达，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个家族为自己建造这些豪宅更具说服力。他们的房子不只是模仿了18世纪的乡间别墅，它们展示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力。他们为有影响力的客人准备五星级的宾馆、私人艺术馆，作为公司业务接待的中心。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9）

　　　　他们对建筑的具体选择也颇费心机。约瑟夫·帕克斯顿与这个家族的交情始于19世纪30年代，并于40年代为路易莎的岗特堡别墅提供了咨询服务；而他为博览会设计的水晶宫似乎才让这个家族相信了他的能力，放心让他做些比修修补补更为重要的工作。工程于1851年8月，也就是展览会的那一年，在门特摩尔动工，作品充满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灵感——帕克斯顿在心里把武拉顿和哈德威克的别墅作为了样板——对于当时的标准来说这是创新型的建筑，带有巨型玻璃顶的大厅、流动的热水和中央供热。对于梅耶本人、他的妻子、他的女儿来说，很难把它理解成家庭的住房。光底层就有很夸张的26间房子，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家宾馆，这里可以接待无数的宾客，并提供食宿。据信，这些来宾会时刻想到他们的东道主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那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比如由意大利雕刻家拉斐尔·蒙提所给出的例子），逐渐变成了罗斯柴尔德的商标一样的东西。门特摩尔同时也是一座艺术馆，打算把现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力与历史上很多非常脆弱的前代艺术品联系起来——因此，本来是为威尼斯总督建造的三只巨型的灯笼、各种哥白林挂毯以及大批16世纪意大利和18世纪法国的家具等被收藏了进来。

　　　　通过建造门特摩尔，梅耶为家族的其他人设定了标准。艾斯顿·克林顿在1854～1855年间由帕克斯顿的女婿乔治·亨利·斯托克为列昂内尔改建，这个工程相比较而言就只是修修补补的工作了。由于试图扩大已有的房子，斯托克没有办法让路易莎的“梦”实现，因为她希望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会慢慢地融入到这个小地方，我初次到这个地方时，认为这里是地球上最丑陋的地方”。相反，詹姆斯下定了决心要在费里耶尔超过门特摩尔。由于对法国建筑的专业水平不放心，更不用提当地的石匠水平，他找来了帕克斯顿和迈尔斯。接下这个工程让他们后悔不已，而詹姆斯却没有为在从法国建筑师安东尼·朱利安·赫纳德处找到了第二种意见而拒绝帕克斯顿的第一个方案感到有什么不妥；同时，英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在工地上对工资差异所造成的摩擦引发了罢工，并最终爆发暴力冲突。最后的结果——工程一直到1860年才竣工——是一个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风格折中的混合物。整个建筑搞得如此复杂，龚古尔曾经如此厌恶地评价它：“种树木和建水景就花了数百万，围一个城堡花了1800万，一次白痴般的可笑的无度挥霍，一份各种风味混合的布丁，一份愚蠢野心的果实，硬把各种有名的建筑风格都放到了一个建筑里。”俾斯麦认为它看上去像“底朝上的衣柜”。诗人和外交家维尔福瑞德·斯卡文·布兰特称它是“一个以最怪诞的路易·菲利浦的喜好装饰的怪异的帕玛俱乐部”；而一贯持反犹态度的爱德华·杜鲁蒙把它看做是“一个难以形容的古玩商店”。

　　　　然而，这还是一个代表着技术发展水平的事件：詹姆斯很有创意地把厨房移到了离房子有100码远的地方，以便不让客人闻到厨房工作的时候传过来的味道，并在餐厅下面修建了一条小型的地下铁路将其与地下层连接起来。而且像门特摩尔一样，它部分是彰显家族的实力（用查尔斯·亨利·科第尔的女像柱来象征罗斯柴尔德控制了地球的四面），部分是宾馆（住房超过了80间），还有一部分是艺术馆（大厅作为詹姆斯藏品越来越多而显得凌乱的“个人博物馆”）。所有的一切都大得让人难以想象（就像伊芙林娜说的那样，“这个地方太宏伟，没有办法不设立岗哨”），然而在内部却具有一种异域的戏剧性的氛围，这部分由舞台设计师尤金·拉米负责，他在吸烟室里画上了模糊的比较通俗的威尼斯壁画。普雷尼城堡由斯托克在1858年时为阿道夫建造，比较起来属于比较适度的。这座可以眺望日内瓦湖的路易十六风格的建筑起初准备建成阿道夫藏品的展览馆，他的藏品包括油画和艺术品——奇异的岩石晶体、宝石和木雕。这个位于布罗涅的建房工程由阿曼德·奥加斯特·约瑟夫·贝特林在1855年动工，工作的情况类似，尽管贝特林的灵感来自于路易十六的凡尔赛宫。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40）

　　　　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还可以看到罗斯柴尔德别墅的花园出现了非常壮观的转型情况。在费里耶尔，在帕克斯顿的指导下，出现了新的池塘，上面架有装饰性的小桥，还有精致的温室和温室花园。尽管夏洛特的女儿伊芙林娜更喜欢加奈斯贝里和门特摩尔的土地，但夏洛特在这个时期对费里耶尔的描写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她主要关注：

　　　　灌木、树木、花草、暖房及温室，还有温室内那些令人目不暇给的奇花异草。费里耶尔在我的眼中就是仙境，这里什么也不缺，满眼都是如画的风景詹姆斯叔叔从世界各地收集了野鸭、天鹅、雉鸡全部都汇集在一起——这里有橘子园、室内花园、水晶宫、农场、珍稀动物园——有野生的也有驯化的费里耶尔是无可比拟的它就像是阿拉丁的宫殿，有仙境般的公园、奇异的禽鸟馆、壮观的鱼群和满是甘美水果和鲜艳花朵的水晶宫。

　　　　在布罗涅，景观花园设计师波伊修建了一座精致的水景园，有瀑布和假山，而詹姆斯在他的奇异动物收藏中加入了“带卷毛的鹅”、白鸭子、埃及驴和会说话的鹦鹉。在普雷尼，阿道夫也有一座动物园，里面养着巴塔哥尼亚野兔、袋鼠和羚羊。甚至是那些更老的房子也重新设计了花园。尽管安瑟尔姆很少去，他还把西勒多夫的园子换成了摄政王公园的西勒仙版。他也增建了一个湖泊来吸引野鸭，还建造了大量的英国式小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乡村的家长式管理的早期例子，就像是各种动物和鸟类收藏表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动物学开始表现出热情一样。

　　　　这个家族在欧洲大城市里的住宅也没有被遗忘。列昂内尔从国会议员菲茨罗伊·凯利手里买下了皮卡迪利大街148号隔壁的房子，请尼尔森与英尼斯公司重新在两座房子的地基上建造了一座新的更大的房子。在施工进行期间，他们搬到了奈兹布里奇的金斯敦别墅暂住。要想对最后完成后的建筑留下点印象（这幢房子在公园道为缓解交通压力进行扩路时被拆掉），你只需要走进任何一家显赫的伦敦俱乐部：地下室是留给男仆的居室和酒窖，底层是宏伟的大厅，大理石铺就的楼梯把你引向一楼的接待室，二楼是私密的包房，阁楼是女仆的房间。厨房移到了花园里的平台下面。位于巴黎的几家饭店也是类似的规模，并且都是同样的基本结构。

　　　　当然，用合适的家具和饰物来填充这些房子的工作一直都没有能完成。夏洛特一次非典型的在巴黎的购物之行提供了一份购物清单，包括一组大理石物品，价值2000英镑；四个小的雕像；一个水晶吊灯；四座罗马皇帝的半身像；“两只精致的法国红花瓶，雕刻得美妙绝伦，内容表现的是海神尼普顿被几位特赖登海神和海仙女所围绕”，花费了5000几尼；一张桌子，150英镑。一年后，伦敦的艺术品商人给夏洛特看了一批东西，其中有一幅鲁本斯的画；“一幅伊尼哥·琼斯所作的漂亮的壁炉画；一幅同样精美的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肖像画，画的是一位美丽的妇人最后，当然也不是最不重要的，是罗素先生很早前就答应过的日本或者中国的藏品”。像（龚古尔）这种假内行，喜欢嘲笑罗斯柴尔德家族老是依赖艺术品商人的做法，他们最恶毒的故事之一是描写安瑟尔姆给了眼镜商人36000法郎，要求他发明“一架长柄眼镜，能给他那种用有品位的人的眼光来看作品的能力”；另一个是想象詹姆斯为了确保一幅韦罗内塞的画作能得到一个好价格，特意为商人的女儿举办了一次盛装舞会。真实的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已经身处艺术品收藏界的精英阶层，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了领军人物。“一幅很平常的小幅拉斐尔出价15万法郎——库伊普的作品92000法郎。”纳特1869年时从巴黎的一次拍卖会上向他的兄弟报告，“要想买画作的人，现在必须要很有钱才行。”或者像他的堂兄古斯塔夫说的：“瞬间花钱。”但是，如果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谁会有这种钱？

　　　　除此以外，19世纪60年代早期在纽科特对银行大楼的重建似乎是一个后来想起来的事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夏洛特认为新的建筑“相当绝妙，是为那些大生意所准备的”。它一直矗立在那里，见证着之后，政治（还不说艺术和建筑）在多大程度上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年青一代的注意力从这个目标的追求上吸引走。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

　　　　（1849～1858年）

　　　　我很高兴给那些我们大家都很讨厌的犹太人点颜色。

　　　　——凯沃尔

　　　　19世纪50年代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时期，至少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是这样的。首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詹姆斯对他一直心存疑虑——推翻了《共和宪法》，并且以他叔叔直系继承人的身份宣称自己是皇帝。其次，詹姆斯的金融对手阿希尔·福尔德——海涅称为“高兹河铁路总拉比”的本诺特的弟弟当上了财政部长。根据经常被引用的德·威拉…卡斯特尔伯爵的说法，福尔德告诉拿破仑说：“陛下，您绝对有必要把自己从罗斯柴尔德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们根本没有考虑您的利益。”第三，新形式的“通用型”银行，比如像工业信贷银行——由詹姆斯以前的助手佩雷尔兄弟创立——严重威胁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统治地位，这种威胁不只是出现在法国，而且出现在了整个欧洲大陆。最后，19世纪50年代国际局势出现了剧烈的动荡：从1815年开始就困扰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势力之间的大战噩梦成为了现实，首先是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和法国抗击俄罗斯和土耳其），然后是意大利战争（法国抗击奥地利和意大利）。

　　　　然而，这个说法其实在两方面存在着误导，主要原因是历史学家过分依赖于那些明显带有偏见的信息来源，比如于布内伯爵——出任奥地利大使的阿波尼的继承人——的日记，他们过分强调了詹姆斯在拿破仑政权下所经历的困难。另外，他们也过分关注于法国方面，而詹姆斯所经历的这些困难其实不应该被孤立起来看，因为就在同一时候，其他的罗斯柴尔德银行都非常繁荣。

　　　　两个皇帝

　　　　于布内把贝蒂与康嘉尼尔将军的关系描绘成一段罗曼史完全是一种恶意的中伤。事实上，最近重新发现的内蒂在阿尔方索去美国的那段时间写给阿尔方索的信表明，她对康嘉尼尔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这位将军给她的印象是一位“中等身材、消瘦、丑陋的男人，除了胡子以外看不到任何英武的东西，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很苍老，而且已经风烛残年”。当他在1849年与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尽可能地表现得善解人意，而且非常渴望去取悦人”，但“在这方面，他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没有在他身上发现我以前听别人赞扬他时所经常提到的坦诚与忠诚；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位双面人”。汉娜告诉迪斯雷利说，康嘉尼尔是一位十分拘谨的人，当他被邀请到罗斯柴尔德家与一位著名的歌剧演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拒绝了，而且“为邀请了一位公众歌手吃饭而对贝蒂进行了一番说教”。在这段时间，贝蒂也没有能回避出现路易·拿破仑的一些安排。她在4月份告诉她的儿子，元首“干得不错，每天他都能为他的法令和法律权威的原则找出一定的依据”。同样重拾信心的还有她自己，她“最终打破了坚冰，出现在元首的沙龙聚会里。再不出来对这种政治困局施加点影响，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