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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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重要性。在那些国家中,随着国家的独立、解放,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相信在东京盛会后,我们的工作将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最后,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尤其是井上靖先生,让我这个抱病的老人在庄严的大会上讲出我心里的话。同这么多的作家在一起讨论我们事业的前途,我感到很高兴。我坚信,人民的力量一定会冲垮一切的核武库!我们的愿望终将成为现实:在一个无核武器的美丽世界中,人们将和平利用原子能取得最大的成就。中国作家愿意和各国作家一道,为达到这个光辉目标而共同努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附录:核时代的文学(3)
祝东京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无题集》后记new
《随想录》第五集三十篇写成,我给这个集子起了一个名字:《无题》。三十篇“随想”篇篇有题目,收在一起我却称它们“无题”。其实我只是借用这个名字说明:绝非照题作文,我常常写好文章才加上题目,它们不过是文章的注解,所以最初三十篇《随想录》发表时,并没有小标题。那还是一九七八年年底的事,已经过了八年了。当初预定五年写成的书,到今天才勉强完成,更没有想到一九八二年起我又患了病。有人不相信我有病,他们认为我的生命力很强,经受十年的折磨后还可以精力充沛地做许多事。的确还有许多事留给我做,可是一旦生病,我就什么都完了。
我真的生了病,而且不止一种病,一九八二年是我生病最多、最痛苦的一年,接着一九八三年又是我治病、养病的一年。这些情况在前一个集子(《病中集》)里我已经讲过了。当时的困难比我在书中写的多,但想到“文革”十年的遭遇,我却又乐观起来(只要“文革”不再来,我什么都不怕!)。朋友们劝我少写或者不写,这是他们对我的关心。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枝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
我写以上这些话无非说明我的“随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凑起来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子的话,也有一肚子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我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因为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做我这一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能够主动还债,总比让别人上法庭控告、逼着偿还好。
账是赖不掉的。但是这些年我们社会上有一种“话说过就忘记”的风气。不仅是说话,写文章做事也都一样,一概不上账,不认账。今天发表文章骂你是“反革命”,过一年半载同你见面又握手言欢,好像什么话也不曾说。所以有些朋友听我说起偿还欠债,反而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他们说又不是你犯了大错、应该算清总账的时候,何必管那些事情?有人看见我常常纠缠在一些功过是非上,为过去一些表态文章责备自己,就劝我不要太认真。他们说你看报刊评论员经常写文章叫人说真话,讲东论西,谈天说地,仿佛一贯正确,从未记账认账,好像我讲出来就是真话,你只要唯唯诺诺,万事大吉。这样说过就算,岂不十分干脆?我的回答是:过去即使我习惯于跟着别人走,但做一个作家既不是高人一等,也不能一辈子人云亦云,我总得讲几句自己的话,何况我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篇幅。大家高谈阔论有什么用,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我劝过朋友,要把心交给读者;我责问自己:究竟讲过多少真话?!我应当爱惜手边的稿纸和圆珠笔,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浪费的了。读者也不想多听老人的唠叨,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
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们的判断。同这五本小书一起,我把我的爱和祝福献给你们。
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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