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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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疾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做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怀念萧珊（5）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一月十六日写完
毒草病
我最近写信给曹禺，信内有这样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我不想现在就谈曹禺。我只说两三句话，我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许久，头两场写得多么好，多么深。孙美人这个人物使我想起许多事情。还有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过一个戏（《桥》），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回来后也没有续写。第二幕闭幕前炼钢炉发生事故，工程师受伤，他写得紧张，生动，我读了一遍，至今还不能忘记，我希望他、我劝他把《桥》写完。
我呢，自己吹嘘也没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认我不是艺术家，今天我仍然说：“我没有才华。”而且像某某人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所说我写的都是破烂货，只有在解放后靠“文艺黑线”吹捧才出了名这一类的话，还可以作为参考。不过有一点得说明：事实证明所谓“文艺黑线”是“四人帮”编造的诬蔑不实之词，“文艺黑线”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称为“邪书十四卷”。这不足为怪，因为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视，就是不“正”的东西。靠了读者的保护，“破烂货”居然“流传”下来，甚至变成了《文集》。有人把它们当做“肉中刺，眼中钉”，也是理所当然。再说集子里的确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它们并不是毒草。我不止讲过一次：我今后不会让《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种单行本我倒愿意。不印的书是我自己认为写得不好，艺术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等等，等等。但它们也绝非毒草。
我一再提说“毒草”，好像我给毒蛇咬过看见绳子也害怕一样。二十年来天天听说“毒草”，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在“四害”横行的时期，我写了不少的思想汇报和检查，也口口声声承认“邪书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难道我们这里真有这么多的“毒草”吗？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后种了一些花树，二十年来我天天散步，在院子里，在草地上找寻“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草药”，一棵毒草也没有！倘使我还不放心，朝担忧，夜焦虑，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来，那就只有把草地锄掉，把院子改为垃圾堆，才可以高枕无忧。这些年来我有不少朋友死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种种奇怪的恐怖病（各种不同的后遗病）。我担心自己会成为“毒草病”的患者，这个病的病状是因为害怕写出毒草，拿起笔就全身发抖，写不成一个字。
我不是艺术家，也没有专门学过文学。即使因病搁笔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一月二十二日
遵命文学
我说我不是艺术家，并非谦虚，而且关于艺术我知道的实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认的：我写了五十年的小说，虽然中间有十年被迫搁笔。无论如何，我总有一点点经验吧。此外，我还翻看过几本中外文学史，即使丢开书就完全忘记，总不能说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
人们经常通过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很少有人只是因为想做作家才拿起笔。我至今还是一个不懂文学的外行，但谁也没有权说我写的小说并不是小说，并不是文学作品。其实说了、骂了、否定了也没有关系，称它们为“破烂货”、定它们为毒草也无关系，只要有人要读，有读者肯花钱买，它们就会存在下去。小说《三国演义》里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好像人是骂得死的。可是据我所知（当然我的见闻有限），还不曾有人写过什么谁骂死作品的故事。我的作品出世以来挨的骂可谓多矣，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后，好像是因为我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有人生怕我挤进亚非作家的行列，特地来个摘帽运动似的。“四人帮”不但给我摘掉了“作家”的帽子，还“砸烂”（这是“四人帮”的术语）了“作家协会”，烧毁了我的作品。他们要做今天的秦始皇。他们“火”、“棍”并举，“烧”、“骂”齐来，可是我的作品始终不曾烧绝。我也居然活到现在。
我这样说，毫无自满的情绪。我的作品没有给骂死，是因为读者有自己的看法。读者是我的作品的评判员。他们并不专看“长官”们的脸色。即使当时的“长官”们把我的小说“打”成“毒草”，把我本人“打”成“黑老K”，还有人偷偷地读我的书。去年七月我收到一封日本读者的信，开头就是这样的话：“一九七六年我转托日本的朋友书店而买到香港南国出版社一九七○年所刊出的《巴金文集》，我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今年四月才看完了这全书，共十四册。”（原文）一九七○年正是当时在上海管文教的“长官”徐某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时候，也是我在干校劳动给揪出去到处批斗的时候，香港还有人重印我的文集，这难道不是读者们在向“长官意志”挑战吗？
我这样说，也绝非出于骄傲。我是不敢向“长官意志”挑战的。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 ① 一类的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评〈不夜城〉》。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我第二次去越南采访前叶以群同志组织我写的，当时被约写稿的人还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给，我一再推辞，他有种种理由，我驳不倒，就答应了。后来，我又打电话去推辞，仍然推不掉，说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难，似乎有些害怕。当时说好文章里不提《不夜城》编剧人柯灵的名字。文章写好交给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我就动身赴京做去河内的准备了。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三个多月后我从越南回来，知道我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张春桥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标题我至今还说不清楚。同时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因为另一位被指定写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这样他反倒脱身了。
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我靠边的时候，在批斗会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说我包庇柯灵，我自己也做过检查。其实正相反，我很抱歉，因为我没有替他辩护。更使我感到难过的是第二年八月初，叶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含恨跳楼自尽，留下爱人和五个小孩。我连同他的遗体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一直到这个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誉才得到恢复。我在追悼会上读了悼词，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国文艺界失去这样一位战士，我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我在心里说：绝不让再发生这一类的事情。
在这个仪式上我见到了刘素明同志和她的五个孩子。孩子们都大了。把他们养育成人，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何况以群死后第二个月单位就停发了他的工资，做母亲的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这十三年十分艰苦的岁月是可以想象到的。这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她在“四人帮”的迫害下，默默地坚持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为我们祖国各条战线需要的年轻战士，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吗？
一月二十四日
长官意志（1）
我不是艺术家，我只能说是文艺的爱好者。其实严格地说，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说我是写家倒更恰当些。“写家”这两个字是老舍同志在重庆时经常使用的字眼，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作家”这个词组。我们曾被称为“小说家”。记得一九三三年上海《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