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上道德标签的疾病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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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是科学战胜疾病的历史，也是人权平等与歧视偏见做斗争的历史。
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低下，历史上人类为保护自身健康，在遭受病魔侵害里，常常受宗教或迷信观念的支配，将疾病视为上天的惩罚，或躲避、驱赶，或关押乃至大批残杀和消灭那些被认为患了传染性疾病或瘟疫的个人、家庭、社群部落甚至整个人种。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曾不断发生。
残害、驱逐或寻找替罪羊
中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三次瘟疫大流行，其中以14世纪的黑死病最为严重，它夺去了欧洲大陆上1/4的人（约2500万人）的生命，导致社会瘫痪。由于当时无法诊断出病因，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最后把狂疑的目光投射到犹太人身上。1347—1348年，全欧洲范围内对犹太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将他们成批地烧死驱逐到欧洲东部。
麻风病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早在公元前14世纪，非洲就已经存在这种疾病。由于它能够造成可怕的畸形和残废，如兔眼、失明、面瘫、鞍鼻、爪形指趾、垂足、经久不愈的溃疡、骨缺失甚至肢体缺失，因此长久以来一直令人谈之色变。公元6—7世纪，欧洲发现了麻风病。12世纪，由于十字军东征，些病被携带蔓延到世界各地。13世纪，麻风病的蔓延达到最高峰。出于对麻风病的恐惧，人们用船把麻风病人大批运到海上，再投入大海溺死，或者放逐到荒郊野外无人居住的山谷。麻风病人被当做死人看待，据说隔离前还要举行送葬仪式，隔离后限制其外出，结果外出，须边走边摇铃或打板儿，以示意他人及时躲避。希伯来人把麻风病称为“杂拉斯”，意为“灵魂不洁和不可接触”，是由于人们触犯了上帝而遭受的惩罚，麻风病人也因此成为受人歧视的罪人。这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一旦被诊断出忠了麻风病，就等于宣判了死刑。
从今天的研究来看，麻风病人被集中关押治疗的方法会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和后遗症。在远离主流社会，物质和精神交流方面都被孤立、冷落和抛弃的“麻风村”中，人的生存环境是极其恶劣的。尽管麻风病不是不治之症，但一个人一旦被烙上麻风病的印记，被送进“麻风村”，那么即使被治愈并恢复健康，通常也很难再回到主流社会中去，连他们身体健康的子女也被烙上“麻风后代”的印记。如今，“麻风村”制造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权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深刻反思。事实上，当医学证明麻风病的传染并不像人们刚开始认为的那样可怕时，后来的治疗实际上就已经取消了集中关押的方式。在有些地区，就是由医生秘密上门为麻风病人治疗。实践证明，采取保密原则上门治疗的方法同样可以有效控制麻风病的传播。
又如天花，中医叫痘疮，3000年前人类就有这种恶性传染病，古代中国、印度和埃及都有相关记录。16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又把它带到了美洲大陆。17—18世纪，天花在西半球肆虐。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天花曾至少造成1亿人死亡、2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在中国的清王朝，天花这种疾病如同幽灵般挥之不去。顺治、同治皇帝直接死于天花，康熙和咸丰皇帝虽然侥幸从天花的魔掌中逃脱，脸上却留下了永久的麻子。出于对天花的畏惧，清朝统治者规定一旦疫情发生，必须立即将疫区封锁，已经出痘的人严禁出走，没出过痘的人一律迁往偏远地区隔离；对那些不及时报告疫情或擅自掩埋天花死者的人，官府要追究责任，甚至以死罪论；凡是民间出痘者，立即迁出城外40里进行隔离。甚至一些偶尔患感冒发烧、风疹疥疮的病人，也被统统迁出城外。
羞耻之症
然而，最令人恐惧的疾病还是那些被认为不仅让人有性命之虞，而且有失人格尊严的疾病。
15世纪末，一种新的疾病开始流行，据传16世纪初有约1/3的巴黎市民被传染上。英国人称其为“法国花柳病”，巴黎人称其为“那不勒斯病”，所有的人都不承认自己与这种极不“体面”的病有联系，并且忙不迭地把责任推向某个敌视的异邦。直到18世纪末，神经质正式名称“梅毒”才被人们广泛接受。
梅毒不仅被看做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种令人羞耻的、粗俗的疾病。波德菜尔曾经写道：“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每个人的骨头里都有梅毒——我们全部都被民主化了，被梅毒化了。”梅毒成为一种道德腐化的隐喻。在20世纪初期的反犹主义言论中，这更成了一个常用的比喻。
其实，就这种病的性质而言，预防比治疗更重要。预防的大敌是其隐秘性。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卖淫和性病是被禁止的，官方不承认其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性病患者大量增加，在医学界、知识界和政界开明人士的合力推动下，掩盖这个话题的社会禁忌才最终被消除，并且允许个人可以匿名接受治疗。由此，梅毒病人终于由一个“罪人”转变为“不幸的人”。
相对而言，有的疾病就“幸运”得多。几个世纪以来，结核病被认为是一种有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在文艺作品中，结核病崇高、平静、美丽的死与癌症病人卑贱、痛苦的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们相信疾病与道德人格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艾滋病在旧金山等地爆发，被称为“男同性恋病”，矛头直指被感染者的性道德取向。公共道德卫士们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特别降临于西文同性恋者头上的天谴，而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比其他传播途径蒙受着更严厉的指责：“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性死亡，它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终身为贱民的新阶段。”
由此，疾病成为一种道德隐喻，一种政治手段或阶级、种族压迫的工具，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逐渐成型。 ＇page＇
破解“疾病的隐喻”
隔离、歧视、驱逐，几乎是人类历史上对待无法治愈的“恶魔般的疾病”的惟一方式。因此，当艾滋病开始流行时，几乎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想到要用对待麻风病患者的方法来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居住在类似集中营的住所中。感染者被允许短期访问家庭、购买日用品或者从事某些其他活动，但这些活动要在管理人员的监视下进行。开始，这种做法确实使古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是相当有限的，维持的时间也十分短暂。一段时间以后，随着外来旅游者的不断增多，古巴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继续增加。与此同时，古巴出现的经济危机，又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恶劣的集中营式居住条件和对失去自由的生活的不满，使许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逃离那里。这些情况迫使古巴政府逐渐改变了隔离政策。
乙肝是目前世界上最常见的传染性疾病之一，全球约有3。5他人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其中中国的慢性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有约1。2亿，慢性乙肝病人约三千万。说到乙肝，许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乙肝是非常可怕的传染病。人们对乙肝的恐惧，使乙肝病毒携带者和患者面临着人托、入学、就业、婚姻等诸多困难，丧失了平等的考试、求学、就业机会。2003年被称做“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反歧视年”。这年1月，浙江大学农学系毕业生周一超因查出“乙肝小三阳”而被列为公务员体检不合格者，他愤然行凶，致使人事局干部一死一伤；11月，张先著也因被检测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不符合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而未被录用。他愤然状告安徽省芜湖市人事局，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乙肝歧视第一案。”
错误的历史不应该成为榜样！也没有人能够再对疾病歧视问题视而不见！诚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说：“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揭示这些隐喻，并藉此摆脱这些隐喻。”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