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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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悲戚戚，情不自禁流下行行泪水，就和真事一模一样。“永安乐社”是专门唱广东戏的粤剧班子，是郭琳爽任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期间主持成立的。购买戏装、道具、布景多达几十箱。排戏时后台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供奉祖师爷，三跪九叩首，其排场比梨园剧团有过之而无不及。“永安乐社”每排一个剧目，常常要三个月以上，排成后，也和正式剧团一样公开演出。凡是有郭琳爽主演的剧目，票价有时比梅兰芳的戏还要高，观众多是不召自来，争先恐后购票，一睹永安公司老板的风采。郭琳爽来到“乐社”，和演职员们打成一片，有时说说笑话，“演戏场中无大小”，这也是他与职工们亲密无间，共同办好公司的有力保证。自从光复以来，营业额不断上升，买下永安公司地皮产权，筹备国货商场，喜事不断来临之际，有人建议总经理应当排一出戏，郭琳爽欣然应允，道：
　　　　“好，你们推选一个好剧目，等到国货商场开业时演出。”
　　　　“《穆桂英挂帅》如何？”
　　　　“谁演穆桂英呀？”
　　　　“总经理夫人哪！”
　　　　“那我就演杨宗保好啦，明天就开始排练！”
　　　　《穆桂英挂帅》正在紧张地排练，国货商场即将开业之际，一阵新的风暴席卷整个上海，使永安公司又面临危机之中。
　　　　抗战胜利后，永安公司的兴旺发达只不过才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四七年，大量美国商品像潮水般涌向上海。吃的有军用食品罐头、奶粉、奶酪、花生、巧克力、听装牛肉、洋酒、调味品，还有口香糖和香烟；穿的有各种军装，各种内衣、大衣、雨衣、帽子、鞋袜、手套、领带；其他物品有军毯、睡袋、蚊帐、手表、牙刷、牙膏、剃须刀、梳子、镜子、指甲钳、打火机、玻璃裤带、玻璃丝袜、大阳眼镜、钢笔、墨水、信纸、信封、药品、化妆品、草纸到处都是美国货，真个成了“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天下。美国货的价格有的只及同类国货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不到十分之一。美国货如此泛滥地倾销，对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是个沉重的打击。永安公司经营的商品营业额大幅度下降，上海很多工厂纷纷倒闭，物价急剧上涨。在这样的形势下，国货商场难以开张营业，“永安乐社”排的《穆桂英挂帅》也不能及时演出。
　　　　大量美货倾销中国市场，百货业的职工们十分气愤，他们互相串连，研究抵制美货的方法，有人提议，应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共同抵制美货。大家同意这个建议。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在南京路山东路口的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这一天，永安公司的许多职工都赶去了。上午九点，会场里坐满了人，大家高唱：“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的歌曲。郭沫若、邓初民先生登台演讲。这时，一批混在会场的特务大打出手，拿出铁尺、榔头奔向主席团，大批员工挺身而出，拉紧手，保护主席团人员撤退。在与特务的搏斗中，永安公司一个青年店员梁仁达被特务活活的打死。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九”上海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惨案”。
　　　　梁仁达壮烈牺牲，使上海工商业广大职工义愤填膺，惨案后援会迅速成立，规模更大的爱用国货运动在全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永安公司饭厅里设立了烈士的灵堂，挂起白布，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吊唁。郭琳爽知道梁仁达新婚不久，妻子怀孕在身，他对参予烈士祭悼活动的工作人员说：
　　　　“要使每个上海人都知道梁仁达烈士是提倡用国货被打死的，对他的妻子要照顾好，安排好她的生活，公司对一切悼念祭奠活动，都要尽力搞好。”
　　　　很多员工亲赴梁仁达家，向他年轻的妻子捐款捐物，向其父母失去儿子表示同情和关怀。
　　　　梁仁达之死，对永安公司职工的教育太深刻了；他们曾经尝过英国佬的苦头，在“租界”成为上海的孤岛时，英国一脚踢开了永安公司，取消了注册；当上海沦陷后，他们几乎丧失了永安公司的主权，很想依赖美国这个大靠山，得到美商注册，可是过了不久，又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过了八年亡国奴的生活；原以为就此可能是天下太平了，殊不知美货充斥上海市场，逼得中国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他们深深感到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没有自己强盛的工商业，总是要吃亏的，难免要遭受别人的奴役，过着屈辱的日子。当然，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郭琳爽的国货商场也难以开张营业。
　　　　内战来临之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可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把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南京政府处于鸟兽散的境地。
　　　　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遭到了严重经济危机，不得不宣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强迫收兑黄金、美钞、银元，限制物价，冻结工资。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了。
　　　　物价越限，抢购风日盛。到十月中旬，永安公司每天只营业六个小时，人如潮水般涌进大门，不问价钱多少，大量购买食品、日用百货。营业额比平时增加十二倍。郭琳爽写给香港总管理处的汇报中写道：
　　　　“沪上抢购之风，日益如炽，所有日用百货，各店都抢购一空，酒楼饭店人满为患，但均无货供应，多呈半停顿状态，升斗小民，欲哭无泪。本公司早为一般人抢购之对象，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因是存底日浅，难于补进，商人至此，诚难乎其难矣。”
　　　　不到三个月，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彻底失败，电台广播了经济督导员蒋经国的“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告对于挽救经济危机已“无能为力”，只得“解冻物价，另筹良策”。广播一结束，物价飞涨，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在这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后的三个月中，永安公司损失流动资金百分之八十，价值相当于四万两黄金。损失如此惨重，永安公司几乎难以开门营业了。
　　　　一九四九年，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彻底被打垮，解放大军就要横渡长江。郭琳爽对国民党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但对共产党也是十分担心。若是共产党掌权，对我这个大资本家会是怎么样呢？
　　　　在此时刻，郭琳爽很希望能听到二伯父、父亲的教诲。恰好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二伯父曾来信，只是说道：
　　　　“沪上近况均悉，余寝食不安，窃以为自永安创业以来，目睹盛衰，不胜法叹。际此时局动荡，变幻无常，影响至重至大，未来局面更不堪设想也。惟望贤侄等尽力维持，俾得安渡危机，则艰难创成之事业，庶可保存。”
　　　　二伯父的来信只是安慰而已，并未指出良策。能与其商谈大计者，只有堂弟郭棣活，一工一商互相扶持，上海永安两大企业的担子，全挑在他们两人身上。兄弟商谈的焦点就是“走”还是“留”？电话中谈不拢，只能摆到桌面上公开谈，在永安公司与永安纱厂联合召开的董监事联席会议上，曾进行过“去港”、“留沪”两大派的辩论，接连几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父亲郭泉的意见十分坚决，他所关心的就是儿子郭琳爽及其一家的安危，他劝儿子尽快离开上海。曾经打电话、打电报、长途电话、派专人来上海劝说，告诉儿子已在香港大东旅社留好了房间，敦促全家早定行止，从速赴港。对于老父的关心，使郭琳爽深受感动，但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公司，不能一走了之，为了不让父亲挂念，他给父亲回信写道：
　　　　“蒙留房屋数处等情，具领大人关怀眷属，男等感篆无似。窃以目前之形势，尚未为非走不可之时，俟事态紧急，自当即行返港，毋劳远念也。”
　　　　据有关文章记述，郭琳爽正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之时，洋酒部一名叫阿夏的职工找到他说道；
　　　　“总经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欢迎总经理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
　　　　“你是”郭琳爽问道。
　　　　“今天我到这里来，总经理已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阿夏又说道：“不要听信谣言，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我们是负责保护的。只要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郭琳爽与阿夏谈了三四个钟头，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初步了解，心里多少有了底。五月十八日，他和郭棣活共同署名，给远在美国的郭乐写了一封长信：
　　　　前夜十点又半，大人由美来长途电话，已聆一切，辱
　　　　承以侄等留沪，重烦关注，殷殷嘱侄等返港，一而再，再
　　　　而三，以至于七番叮嘱，所为侄等安全计者至矣尽矣，感
　　　　篆之私，至于涕零，当经由侄在电话中详为解释，惟急有
　　　　未尽，爰再专函本达，幸垂察焉：
　　　　（一）时局发展，前途本难逆料，惟公司纯为工商业之
　　　　经营，与政治之演变及党派均无牵涉，持此纯真立场，谅
　　　　无横逆之可乘。
　　　　（二）目下时局严重，事务繁重，侄等尽力应付仍恐不
　　　　周，设侄琳爽、棣活离沪，则经理部诸君，亦当随之俱行，
　　　　而经理以下者，不独无所秉承，抑亦无法负责，是未见其
　　　　利，已先见其害，不惟环境尚未臻极劣，而公司等已先见
　　　　瓦解，危机孰甚。
　　　　（三）公司等由各位长辈数十年惨淡经营，始有今日，
　　　　迄今诸长辈柱石先后离沪，以重责托侄等，则侄等为后辈
　　　　者，平时以惶恐之心，犹虑有未遂，今战祸来临，侄等乃
　　　　兼职避地，置公司等存亡安危于不顾，此宣诸长辈付托初
　　　　衷，而临难苟免，罔顾责任，又岂侄等所应出此。侄等认
　　　　为义之所在，与夫职责所关，生命虽危，都非所计，以个
　　　　人安危而弃职离沪，抚心自问，期期以为不可，况于兹世
　　　　乱正殷，何处乐土，即离沪又岂能必其安全。
　　　　（四）侄琳爽、棣活等留沪，不独为股东权益，与夫事
　　　　业之前途，抑亦为与多年共患难之同事共同甘苦，苟非以
　　　　身作则，示人以范，则千秋以后，将无词以自解，即此一
　　　　端，已令侄等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矣。
　　　　（五）此间两公司（指永安公司和永安纱厂）诸同事俱
　　　　深明大义，同喻斯理，并深知目前情形，应共同维护，用
　　　　是俱能严守岗位，不轻离职。
　　　　郭琳灾作出不离沪的决定，使永安公司一大批高级职员的情绪，稳定下来，商场照常营业。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南京路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到了半夜，机关枪声，冲锋号声，时时传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几位司令官知道上海已守不住了，临逃走时，想捞一把，便把几家富商叫来，以派兵保护为名，要他们每家交五万块银元的“保护费”。永安公司很快将银元凑齐。秘书请示郭琳爽送不送？郭琳爽说道：
　　　　“你告诉他们，我们正在设法收兑，凑齐了就送去。”
　　　　司令部没有收到银元，等不及了，连连来电话催问，言词中不乏威胁的口吻，秘书又请示道：
　　　　“送不送？”
　　　　“慢，等一等再说。”郭琳爽回答。
　　　　秘书不知如何是好，又过了几日，郭琳爽吩咐：
　　　　“再打个电话过去，说我们还在加紧收兑，马上就收齐了，问他们往哪里送？”
　　　　秘书拨通了电话，只听电话已接通，却没人来接，正要挂断，忽然冒出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你找谁？”
　　　　“找司令部主任副官。”
　　　　“司令部的人，昨天半夜坐船都上复兴岛了。”
　　　　“他们怎么不要银元就走了呢？”秘书迟疑地问道。
　　　　“这事我不知道，有事往复兴岛打电话吧，我是警卫团的，马上也要走了。”
　　　　“看来他们不要银元了？”秘书向郭琳爽请示道：“我们还往复兴岛打电话吗？”
　　　　“你说呢？”郭琳爽笑道：“他们顾不得银元了，已经跑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晨，太阳尚未露出地平线，朝霞映红了大上海。一夜不断的炮声停止了，四周一片安静。郭琳爽一夜未曾合眼，刚刚有些睡意，听到窗外似乎有人走动的声音。他披起睡衣，来到窗前，拉开窗帘一角，探身朝外了望。马路上的情景，使他惊呆了。
　　　　只见人行道上，一排排穿灰布军装的战士，席地而坐，怀里抱着枪。
　　　　“快来看，解放军来了！”他招呼还没起床的夫人杜汉华。
　　　　杜汉华，广州真光中学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