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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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夏的一天晚上，在成都少城公园的斗边桥街上，几个人坐在街沿上一边歇凉一边摆龙门阵，摆着摆着就摆到了储蓄。
　　　　一个老太太问：
　　　　“这几天街上都在说啥子储蓄，究竟储蓄是个啥子东西？”
　　　　“储蓄就是叫你不要把钱藏到罐罐头，埋到地底下，而是叫你存到他们聚兴诚银行里头，说是又保险又能生利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在一旁解释道。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有那种好事吗？”老太太根本就不相信。
　　　　另一位中年妇女接口说：
　　　　“你莫说，钱搁在屋里也硬是不安逸，既怕土匪抢，又怕贼娃子偷，东藏西藏的，时间久了就搞忘了，找都找不到。还不如把它存到银行里头，用不着提心吊胆，还有赚头，存银行硬是划得着哩！”
　　　　“可不是吗！”男子也说道，“那个储蓄硬是有搞头，每个月存两元钱，十五年嘛也才存三百六十元，可他到时候给你一千元，净赚六百四十元。我儿子现在三岁，到时候用这一千元娶媳妇，用都用不完，你们说是不是划得着！”
　　　　“说得倒安逸，你把银子拿给他，他给你个纸条，到时候他不认，你找谁？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要想发那些歪财，钱还是搁在自己家里才保险！”老太太提醒着年轻人。
　　　　男子却并不领情，反驳道：
　　　　“我不信还黄了！那么多人存钱，他敢咋个？未必硬是无法无天，官府都管不倒？我看没问题，不管你们咋说，我都要去存！”
　　　　“我也去。”中年妇女随声附和。“我也去存个一百七十多元钱的那种，十五年领一千元，用这一千元，也可以养老。看到钱不拣，把钱窖起来生个啥！”
　　　　就这样，人们纷纷将手中的私房钱、养老金、婚嫁费、子女教育费、丧葬费都存入了聚兴诚银行。储蓄的尝试在成都成功后，杨粲三又在其他城市推广，都取得了显著效果。
　　　　储蓄使聚行得到了巨额资金。一九一九年，聚行的储蓄总额仅五六千万元。一九二０年以后，储蓄成百倍地增长。至一九四三年，甚至达到四千三百多万元。这不仅为聚行提供了巨额资金，也使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杨希仲、杨粲三等兄弟的通力合作下，聚行的业务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０年，纯效益共达一百三十多万元，股东、职工均分得一笔可观的红利，真是“人聚财兴”。杨氏兄弟称这段时期为“春花怒放之时”。
　　　　有了充裕的资金，杨希仲实现其“三井规模”的愿望更加炽烈。
　　　　此时，杨家原来经营的聚兴诚商号仍保留下来；由杨家投资控制的至诚明、谦吉祥、同福隆等联号也继续经营。但所经营的货物只限于杨家擅长的绵纱、匹头、盐、蚕丝、山货等产品的国内运销业务。杨希仲感到仅在国内运销，范围狭窄，所获有限；而一般经营出口货物，又要经过洋行转手运销国外，遭受中间剥削，损失巨大。因此，杨氏兄弟要想实现自己更大的理想，必须多方开拓业务，建立起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式的垄断企业。
　　　　杨希仲早在留美期间，便与其同学杨伯乐、林步随在芝加哥组织了“中华物产会社”，对中国土特产品进行化验、研究，并陈列展销，为杨氏家族日后从事国际贸易作过准备。
　　　　一九一三年，杨希仲回国后，首次将二百篓（二十余吨）桐油直运美国。由于包装不善，途中渗漏大半，污染了舱内的其他货物，轮船老板提出必须赔偿，结果这批桐油全部损失。但它却开创了桐油直接运销美国的先河，为杨氏家族从事国际贸易走出了第一步。
　　　　一九一八年，杨希仲拨款二万元，在聚行大楼的二楼上，成立了聚兴诚国外贸易部。并在楼下银行营业大厅的右侧设立门市部，专门经营国际进口货物，特别注重四川土产——桐油和猪鬃，直接运美销售。同时，也为各国外商揽销商品。不久，外贸部取得了美商通用、奇异、慎昌、棕榄等公司，英商茂成、德商西门子、礼和等十多家洋行的区域委托代理、经销专权，挂起了许多代销招牌。
　　　　当时，四川对外贸易主要靠川江水运，为了方便外贸部的运输，必须自己掌握运输力量，解决水上交通工具问题。因此，杨氏弟兄于一九二二年，又从聚兴诚商号拨款二万元，成立了“聚兴城航业部”，交给长房大哥杨与九管理。航业部先后购置了“吉庆”号汽轮、“长庆”号拖轮，悬挂法国旗帜航行于重庆——上海间，装运桐油、猪鬃等商品出口。
　　　　同时，杨粲三将聚兴城商号交与其弟杨乃庆负责经营。
　　　　随着聚兴诚银行业务的迅猛发展，杨粲三除在省内宜宾、新都、沪州、乐山等地先后开设了分支行处外，又在汉口、上海、天津、哈尔滨、北京增设分行。同时，雄心勃勃地拟定了两条国际商贸路线：天津——哈尔滨，通向俄国；上海——香港，通向南洋，以准备角逐国际经济大舞台。
　　　　这样，杨氏家族的企业，便初步形成了一个以银行业为中心，拥有银行、商号、外贸、航业四大部门的日本三井式家族财团的雏形。
　　　　日本报纸曾以《出现于中国西部的三井式家族银行》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一九二０年，杨粲三在聚行的股东会上提出，重庆偏处西南一隅，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加之军阀混战日剧，派系繁多，建议将聚兴诚总行迁到汉口，以便居中指挥，调度全国。建议被通过。
　　　　一九二一年，聚兴诚银行总行迁往汉口，从而开始了聚行的新时代。
　　　　新招迭出的总经理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杨粲三正式登上聚兴诚银行总经理的宝座，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二年的总经理生涯。
　　　　杨粲三上任后，立即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地执行他的“逐步收敛以固行基”的方针。
　　　　首先，他调整人事部署，将优秀的人才分别安置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成都、重庆、宜昌、万县等分行，加以重用。
　　　　随之，逐步将商号、航业部、外贸部等机构由收缩而结业，使之不干扰银行业务的发展。
　　　　至一九二六年，杨与九主持的航业部已将十万元资本亏损殆尽。杨粲三果断地结束了航业部，卖船抵债。
　　　　一九二七年，杨乃庆因生活放荡，仅吃喝嫖赌就花了二十七万两银子。是年杨乃庆病死，诚记商号宣告停业。
　　　　如果说上述收缩对聚行的发展不无好处的话，那么杨粲三对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外贸部的草率处理，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
　　　　一九三０年冬，杨粲三将聚兴诚银行总管理处又从汉口迁回了重庆，从而使聚行步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迁渝后，杨粲三本着立足西南、植根西南、面向全国的轻营战略，脚踏实地，稳妥经营。先后在四川富庶地区如长寿、阆中、内江、大足、乐山等地设立代理处；在忠县、石住、宣汉等地设立介绍处。使四川省内业务进一步发展，根基更为稳固。
　　　　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向云、贵、湘、桂发展，设立长沙、常德等处汇兑所。从而使聚行以四川为中心，其触角伸向西南乃至全国。
　　　　退守西南后，杨粲三吸取过去的教训，稳妥经营。这在放款方面尤为突出。
　　　　杨粲三吸收了欧美银行的经验，尽量收缩信用放款。他曾明确通知各分支行处：
　　　　“信用放款宜少做，信用透支限定额，侧重抵押放款。”
　　　　至一九三五年，聚行办理的抵押放款，已占放款总额的百分之四十。
　　　　但办理抵押放款也有漏洞。一次上海商家抵押的银耳，木桶中间塞的全是麻袋。汉口押进的洋酒也有假货。杨粲三为此立即修订了《押放条例》，保证了押放的稳妥。
　　　　杨粲三的“稳妥”，有时甚至到了古板的地步。一次，和成银行董事长吴晋航登门拜访杨粲三，请他放款支持一座大厂渡过难关。吴与他交谊颇深，又同是银行界有名望的同业。吴晋航以为他定会慨然相助，没想到杨粲三却说：
　　　　“任你是苏秦、张仪，我对这家工厂不放心，我的钱是不出堂的。”
　　　　气得吴晋航直跳脚。
　　　　杨粲三在向聚行职员传授放款经验时，得意洋洋地说：
　　　　“晴天借雨伞，落雨赶快收。”
　　　　这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放款秘诀，被称为“放款十字诀”。
　　　　由于杨粲三在放款投资中行事稳妥，就像石匠打石头那样实打实着，所以，重庆工商界称他为“石匠”。在聚行后期的放款中，也基本上未再出现“呆帐”现象。
　　　　此外，聚行还先后扩大储蓄业务，创设信托部，经营黄金、白银等项目，获得不少收益。
　　　　杨粲三退守西南数年间，本着稳妥经营的方针，逐步扭亏为盈，摆脱了困境。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利润为二十七点四万元；一九三三年利润为十五点六万元；一九三四年更达到了三十五万元。
　　　　实践证明：“置根西南”的方针是成功的。
　　　　当外地资本认识到四川独特的经济条件而纷纷向内发展时，聚行在西南已有相当坚实的基础了。特别是在抗战中，当各大银行涌入西南时，聚行不但有足够的实力与外来资本抗衡，且大大发展，成为“西南第一金融机构”。
　　　　金融界人士无不盛赞杨粲三迁聚行总管理处回重庆之举是高瞻远瞩的“明智之举”。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西迁，重庆成为陪都。战区的金融、商业、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大后方人口骤增，物资辐辏，市场繁荣，带来了西南经济的大发展。重庆更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聚兴城银行自一九三０年将总管理处迁回重庆后，在杨粲三“经营西南”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多年经营，此时已有相当实力。尽管北方财团和江浙财团相继涌入四川，纷纷在重庆设立银行，也难以与基础深厚的聚行相抗衡。
　　　　八年抗战中，在杨粲三的统一调度下，聚兴诚银行广设分支机构大力开展存放、汇兑、信托等业务，并对五十多个工商、企业投资一千二百多万元。对于调剂市场金融，促进商品流通，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是聚行的“鼎盛时期”，也是杨粲三经营银行生涯中的一个顶峰。
　　　　聚行改组后，为适应新的体制，杨粲三对于聚行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大胆的调整，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总行（处）、区行、分支行处“三级管理，总处集权”的金字塔式的组织机构。
　　　　聚兴诚银行先后在国内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如渝、汉、申、京、津、昆明、成都、万县、宜昌等地设立分行。一九三七年夏，还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至一九四三年，聚行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已达三十三个。
　　　　各分支行处的建立，使聚行的触角伸向广大的城市和乡村。
　　　　聚行各分支机构在杨粲三的指挥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使聚行的存储、公债、信托、金银、保险等业务突飞猛进，开创了聚行发展史上的新时代。
　　　　存储，一直是聚行聚集资金的重要途径。
　　　　一九三五年统一使用法币后，各军公款均为国家银行垄断。各民营银行纷纷增息揽存，以求获利。唯有杨粲三的聚行却不以为然，照旧我行我素，执行杨粲三的“低息吸存”政策，结果使存款金额下降百分之十五。
　　　　面对这种情况，杨粲三不得不改变老框框，亦加息揽存，以适应新的形势。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骤起。杨粲三针对商运阻断、大后方游资出路减少的情况，趁机大力揽存，使聚行存款额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
　　　　但一九四０年，由于法币贬值，存户纷纷提现，聚行存款猛降。为了增加资金，杨粲三特地将一九四三年定为“存款中心年”，提出揽存法币三亿元的总目标。他将总目标具体下放到各分支行处，允许各地在总行所定最高利息的限额内自行掌握，并提出“揽办收支，收现付现”、大力吸收商业活存、给巨款存户以优惠利息等一系列措施，调动了各分支行处的揽存积极性。至该年十一月份，便提前完成了揽存三亿元的任务。
　　　　同时，杨粲三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新招，“以汇款养存款，以放款辟存款”。
　　　　“以汇款养存款”，即同商帮做“结约汇款”。约据上订明由商号随时将收进的货款送存聚行，积累到一定数额时，由聚行自动管商号汇往用款之地。这样，有利于商帮积零成整与货款调动，十分方便。加之聚行素以汇兑见长，声誉极好，商号们纷纷与聚行签约。而商号陆续存入的款项在尚未达到起汇点时，也就成了聚行的活期存款。
　　　　“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