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石安门外(同志文)-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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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爱的
爱我的
我的周小川
——裴建军
《走在右安门外》
第一部
可能那就是我们认识彼此的内在原因吧蚁搿？
缘分。
没错，是缘分。
我跟周小川认识纯属偶然，就跟现在电影里说的“实属巧合”一样，那时候我三岁半，他比我小，还不到三岁，不过后来看当时的照片就会发现，这小子其实比我显老。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年龄概念罢了。
我不记得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的事都是后来家长告诉我的，据说我三岁大的时候有过一个怪异的爱好，就是围着我们家院子当间儿那颗大石榴树绕圈儿，不是走着，是跑步绕圈儿，一绕半天，晕头转向为止。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就是喜欢体会那种眩晕的感觉，其实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大现实，那个半疯一样绕着树跑的傻小子居然就是我，但不管我怎么怀疑，那种天旋地转之后的快感至今我仍旧记忆深刻，这可能是我曾如此抽疯的最有力证据。
说着说着就跑题了，还说有一天，我跑到晕得不能再晕的时候就一下子躺地上了，当时没人理我，因为全院儿的人都知道我有这么个毛病，顶多有个邻居说一句“裴家二小子又转晕了”，如果躺的时间太长，我爸就在屋里吼一嗓子“老二！你想让我出去拽你啊？！”然后紧跟着是我妈“洗手，吃饭！”的召唤。
那天也怪了，我知道是我真转得太晕，还是家大人都没瞅见我，我就觉得，我跟地上躺了足有十多分钟，愣没人理。没人理我就接着躺着，春天的太阳把洋灰地晒得暖呼呼的，躺着特舒服，我看着天，看着云彩在我那双还不懂世事的眼睛里变幻形状，然后，一张脸出现，挡住了我的蓝天白云。
我吓了一跳，但又好像没吓着，因为我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看着面前的人，然后一骨碌爬起来。
对于这个突然出现在我视线中的家伙，我并没有什么大表现，顶多了就是有点好奇，是那种小动物看见别的小动物的好奇，不过也有点警惕，因为他闯进了我的“领地”，在那个刚刚有了雄性领地意识的年纪，他毫无预兆的出现在我眼前。
“老二！快起来！吃饭了！”一挑门帘儿，我爸探出头来叫我，然后再看见那家伙的时候愣了一下，又皱了一下眉。
“这不老周家的儿子嘛。”
这句话我好像记得，朦朦胧胧中我大概能想起来他说这话时的口气。我爸从屋里走出来，在我脑袋上摸了一把之后蹲在那小子面前。
“你是周小川吧？”他问。
半天没有回答，那孩子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着我爸。
“你是周小川吧？五巷三号院的老周家？周玮是你爸？”
还是没有回答，知道我爸快蹲不住了他才开口。
“我要找我妈”
那声音啊，用我爸的话来说就是“嫩的能掐出水儿来”，当时我并不明白他怎么出现的，也不明白他说的要找他妈是什么意思，还是好些年之后，直到我上了中学，我爸才给我讲了具体情况。
那时候他是从家里跑出来的，他爸被打成右派，红卫兵抄家的时候给抓走了，当时他妈怀着八个月的孕，身体不好，连床都下不来，他因为害怕，趁着乱就跑出来了，结果不知怎么就跑到我们家这边来了。
说起来他还真行，我们家住四巷九号，他楞能从五巷跑过来，估计是真吓坏了，要不那小短腿也不会跑那么快。
后来自然是我爸把他给送回家的，好像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两家的关系近了起来，我还跟他说呢，“多亏你那小短腿能跑，一跑，还就跑到我们家门口了。”他咧着嘴笑：“那是因为我忘了家在哪个方向了，瞎打误撞”
“瞎打误撞就撞来了，这就叫缘分。”我振振有词。
这些都是后来在一起聊天时偶然提起而是的事时讲到的，川川总在我提到“缘分”二字的时候傻笑，虽然笑得一点儿也不傻。
川川，我都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这么叫他了，他本名周小川，他爸妈直接叫“川儿”，别的大人也都这么叫，但我不乐意那么叫，我老觉得那样不好听，于是“川川”就成了我的发明。
他是个挺有意思的小孩，倔得要死，又爱哭。我不怕他倔，他倔我也倔，或者大不了我让着他，但我唯独怕他哭，他一哭我就立刻慌，可能是摸到了我这个弱点，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拿眼泪当对付我的武器，可悲的是，我竟然自始至终没有免疫。
周小川他们家不算有钱，也就和我家差不多吧，实现在所谓的“工薪阶层”，不过比幸运程度他就不如我了，他爸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成了右派，在建安里一巷靠马路那排院子的山墙后头，临时搭的台子上挨批斗，胳膊让人拧在身后，头压得很低很低。当时的场景我没看见，这些都是大人的陈述，但我想，如果我看见了，肯定会吓死，如果川川看见了肯定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吧。
那个年月对于大人们而言很艰难，但对于无知的孩子却没有什么影响，我们那时还太小，赶在文革中后期出生，童年结束的时候文革也结束了，记忆中似乎只有人们军绿色、灰色、蓝色的衣服，还有人人手中的小红本和家里成堆的毛主席像章，对于那场浩劫究竟从人们心中劫走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至少那时一无所知。
川川他爸直到七三年年底才放出来，那年我五岁，川川四岁，但经过一年多的摧残，他爸感觉比他爷爷都显老，不是我夸张，那个年月，人不死，心也死了，人不疯，心也疯了，人不老，心也老了。我和等庆幸我那时的无知，若已初涉世事，怕是会在有更多领悟的同时经历更可怕的毁灭吧。
文革结束那年我七岁半，不过对谁我都喜欢说虚岁，川川也是。在建安里头条全跑到街上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们俩就跟在大人屁股后头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拣地上没点着的红色小鞭炮，一边拣一边往自己衣兜里塞，然后我拉着他的手一直从秧歌队尾追到排头。锣鼓点惊天动地，满眼都是夸张的笑脸，脚下踩着鞭炮爆裂的纸屑，我们好像比那些大喊“胜利了”的人们更快乐。等到人群渐渐安静下来，鞭炮和锣鼓也不再响的时候，我们已经跑出去好远了，回头看，似乎只有护城河水跃过矮坝时的轰鸣
那是一天发生的事吗？还是说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记得了，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只是琐碎，我们在乎的，能让我们兴奋不已的，只有口袋里满满的红色小鞭炮，那些鞭炮我一直保存到春节，不过川川不一样，他回到家当天，那些鞭炮就让他爸给点了，放了。后来川川告诉我，那天他爸喝多了，醉到胡言乱语，还半夜在院子里高唱“川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大人们可能是“气冲霄汉”的，我们却不懂得何谓“气”，何谓“霄汉”，这种不喊出来不为快的感觉我们不知道，直到好多年以后，有了厚重的人生积淀之后，才找到了“气”的存在，但“霄汉”的高度却始终不能摸索到，亦无法凭仰望来目测，而且最重要的是，那股气似乎缺了点什么，总也“冲”不上去，大概缺少的就是压抑，没有窒息过，就不懂得顺畅呼吸的快乐。
七七年，我和川川上了小学，同校不同班，但上学放学都一起走，那段日子不可谓不快乐，在中国重新解放了一次之后，我们幸运的走上学生生涯，和父母那起根儿上就“让四人帮给耽误了”的一代人相比，我们幸福得可以让所有人羡慕，虽然那时我们并无自知。
那时候我每天都先去五巷找川川，然后再一块儿去学校，没有家长送，因为当时马路上车不多，学校也不远，我们俩就那么一路走一路聊，上学放学都如此，好像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的人生最大毛病开始暴露出来了。
头一回让人说我“贫”是在学校，老师气得当堂扔下粉笔就找我爸单位去了，结果那天晚上我让他狠狠教训了一顿，老爷子指着我鼻子骂：“你小子贫！再贫！再贫我给你戴嚼子！！”
说起来当时是真把我爸给气坏了，要不他怎么也不会这么暴跳如雷，我当时也真让他给吓住了，生怕那当钳工的大手一巴掌拍死我，结果，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下了保证之后，我整整一个星期上课保持手背后。累，但打心眼儿里觉得是应该的。
这算是一次出丑经历了吧，但在川川看来只是他的笑谈，而且在笑过之后他还做了发挥。
“嚼子？就是驴拉磨的时候嘴上套的那个？”
“放屁！那是笼头！我这个是马嘴里勒的！”
当时我说得振振有词，还觉得自己特有知识，但后来一想才回过味儿来，什么笼头嚼子，不都是牲口嘴里的东西嘛！嚼子也不见得就比笼头高级，只是造型上可能更简约，更显得上一点档次，但本质并无区别，而且嚼子这东西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周小川从那之后就认定了它，并且将之变成了我的“爱称”。
这个“爱称”一跟就跟了我好些年，直到年过而立仍旧没有改变。
我后悔啊，后悔啊，悔在当初没给周小川也起个外号，可见我够老实巴交的，本本分分的叫了他三十几年的“川川”，直到这家伙已经不再是小孩子，直到我们都快淡忘了从前，这个称呼却始终没变。
贵在持久，贵在坚守，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坚持就是胜利”，后来的广告词里说“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都是这个意思。
童年是快乐的，快乐的难以用语言表达，可能根本就没有合适的词汇来形容那段日子，真正意义上的快乐，是不能简单表达的，我们只是努力也毫不费力的享受着这种快乐，在只有游戏的年纪，我们理解了一点点幸福的含义。
我难以记起每个细节，每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但这几年当中，我还能想起一些对我而言比较有特殊意义的片段，这些片段，是对周小川的了解。
第一次发现他有同情心是在上四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小放大镜，在娱乐设施足够贫乏的年代，这成了最好的消遣用具。
在放学路上，我们常借着阳光用放大镜聚光烧东西玩儿，基本上是捡到什么烧什么，有时候是烂木头，有时候是废纸，总之这一路上我们不停蹲下进行当时最让我们着迷的游戏，川川一直跟着我玩儿，直到某一天我打算换个玩儿法。
“哎，你看，蚂蚁搬家。”指着墙根的蚁队，我兴奋不已。
“哦走吧。”简单的应和显然引来了我的不满。
“点蚂蚁玩儿吧！”我提议。
“什么？！”他不可思议。
“拿放大镜点蚂蚁啊，三班那帮人头几天玩儿来着，听说特逗。”
“你别玩儿！”不可思议变成严词拒绝了。
“怎么了，这有什么的？”
“不行就是不行。”
“凭什么不行？”嬉皮笑脸推开他，我拿起放大镜就开始将焦距对准蚁群，本以为能很快体会到其中乐趣，也本以为周小川会很快加入，但我错了，那小子抡起书包就砸在我后脖埂子上。
“你、你丫干吗啊？！”放大镜掉地上了，我也坐地上了，一手揉着脖子，我冲他喊。
“裴建军！你真不是人！”抖落出这句话之后，他呆了，我也呆了，这小子居然骂我！
不过他并未给我还嘴的机会，因为他转脸就跑了，只剩下我一脸愤愤然，满肚子莫名其妙，坐在地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蚂蚁爬到我手背上，咬了我一口，很痒，很疼。
后来那天回家，我爸听说了这事儿，老爷子笑得特大声，然后给了我后背一巴掌。
“是你不对，给人家赔不是去！”
我爸似乎始终是个公正的判官，不管我做了什么事，他都能判定孰是孰非，结果，我老老实实跟川川和好了，不过是在第二天。
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原样，我们俩还是铁哥们儿，孩子就是这点好，不记仇，雨过天晴立刻出太阳。
我怀念那个年纪，那段时光。
还有用“暴力”手段阻止我烧蚂蚁的周小川，那个十岁出头的，大眼睛始终忽闪忽闪的周小川。
我们家房后头过一条马路就是煤铺，我还能想起来那大铁栅栏门，当时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地，不是因为建安里居民用的煤都是从那儿来的，而是看煤铺的老头格外厉害，我们这些孩子都不敢惹他，直到煤铺旁边新开了家小卖部才敢往那边去。
记忆中，那家店最吸引我们的有三样东西，泡泡糖，小香槟喝汽水，当时的泡泡糖是5分钱一块，长条的，有很薄的纸包装，我跟川川都特喜欢这东西，一有点钱就去买一大堆回来，细想想，这东西也算是相当主要的一种零食了，对于八十年代初期的孩子们而言。
“嚼子，你作业写完了吗？”从刚才起就一直在玩儿纸飞机的家伙抬起头问我。
“快了，干吗？”我停下笔看着他。
“去河边儿。”
“不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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