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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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吃的肉主超生。开头是在开饭的时候，当着人面，我自己默默地念，后来我索性让人先出去，等我一个人嘟嘟囔囔地念完，再让他们进来。所以后来每逢吃饭，他们便自动等在外面，听我嘟囔完了才进来。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它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吃下肚去。这时，我已经索性吃素，除鸡蛋外，荤腥一概不动。我不许人们打苍蝇，只许向外轰。我知道苍蝇会带病菌传病给人，苍蝇落过的饭菜，我一律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如果发现菜里有苍蝇腿要罚厨师的钱，尽管如此，我却不准任何人打死一只苍蝇。有一次我看见一只猫抓住了一只老鼠，为了救这只老鼠，我就下令全体家人一齐出动去追猫。

　　我越看佛书越迷，有时做梦，梦见游了地狱，就越发相信。有一次，我从书上看到，念经多日之后，佛就会来，还要吃东西。我便布置出一间屋子，预备了东西。在念过经之后，对众人宣布道：佛来了！我便跪着爬进屋去。当然里面是空的，可是因为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说人道，所以战战兢兢地向空中碰起头来。

　　我家里的人都叫我弄得神神颠颠的。在我的影响下，家中终日佛声四起，木鱼铜磬响声不绝，像居身于庙里一样。

　　我还常常给自己问卜算卦，而且算起来就没完，不得上古之卦，决不罢休。后来我日益害怕关东军害我，发展到每逢吉冈找我一次，我要打卦卜一次吉凶。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也无一定之规，往往是见景生情，临时自定。比如走路时，前面有块砖头，心里便规定道：“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然后便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坎用左腿右腿，夹菜是先夹白先夹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人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吐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

　　在我的教育管制之下，我的侄子们——二十左右岁的一群青年，个个像苦修的隐士，有的每天“人定”，有的新婚之后不回家，有的在床头上悬挂“白骨图”，有的终日掐诀念咒，活像见了鬼似的。

　　我还每天“打坐”。“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这时所有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大鹤，它不管这套，高起兴来就要叫一下子。我交代给仆人负责，如果鹤叫一声，就罚他五角钱。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

　　因为怕死，所以最怕病。我嗜药成瘾，给了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给自己找了不少罪受。我嗜药不仅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子几角钱来，但为买些用不着的药品，可以拿出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他们和我专雇的医生每天为我打补针，总要忙上几小时。

　　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疑病”，现在用不到疑心，我真的浑身是病了。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到安东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力发电站。到了那里，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走了不多远，我就喘得透不过气来，回来的时候，眼看就要昏过去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强心剂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

　　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

　　有一天，我到院子里去打网球，走到院墙边，忽然看到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

　　“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

　　看到这行粉笔字，我连网球也忘记打了，赶紧叫人擦了去。我急忙口到我的卧室，心里砰砰跳个不停，觉得虚弱得支持不住了。

　　我怕日本人发现这行粉笔字之后，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这“内廷”来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令我更惊慌的是，显然在我这内延之中，有了“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就不敢杀我吗？

　　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时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和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之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从她嘴里听说过她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只知道后来她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已经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我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我另选了一名牺牲品——谭玉龄，她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我像养一只鸟儿似地把她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为止。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她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但并不认为是个绝症。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吉冈这时说是要“照料”，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了。就这样，在吉冈的监督下，日本医生给谭玉龄进行了医治，不料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开始治疗时，表现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候着，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但是在吉冈把他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之后，再不那么热情了，他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住在勤民楼里的吉冈，这天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谭玉龄便死了。不由我不奇怪，为什么吉冈在治疗的时候，找医生谈那么长时间的话呢？为什么谈过话之后，医生的态度便变了呢？

　　我刚听到了她的死讯，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的这样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在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在关内横行霸道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疑心日本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的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些。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联想到，即使不是吉冈使了什么坏，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的。谭玉龄刚死，吉冈就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挑选。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遗体未寒，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不能草率从事，况且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兴趣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拿定了主意，决不要日本妻子，因为这就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了个耳目。但这话不好明说，只得推三阻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

　　不想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怕惹恼他，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也许是他明白我一定不要日本人，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又拿来了一些旅顺日本学校的中国女学生的相片。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样总拖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如果关东军硬给我指定一个，我还是得认可。我最后决定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低些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人训练过，也还好对付；而且只要我功夫作好，也会把她训练回来。决定后，我向吉冈说了。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便成了我的第四名牺牲品。她来了不到两年，也就是她还不到成年的年岁，伪满就垮了台。在大崩溃中，我成了俘虏，她被遣送回长春老家去了。









我的前半生十　大崩溃






十　大崩溃

　　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对我说过一个故事。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找到了一个藏在地下小屋里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望见这俘虏的外貌，不禁嘲弄地说：

　　“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啦”

　　“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

　　“谁审判谁？你们的末日不远了，要不了多长时候，你们这群人，都要受人民的审判！”

　　伪满的文武官员，一般说来都知道东北人民仇恨日寇和汉奸，但却不理解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何以那么相信自己的力量，同时又确信强大的统治者必败无疑。我从前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看做强大无比，不可动摇。在我心里，能拿来和日本做比较的，连大清帝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都够不上，至于“老百姓”，我连想也没想过。

　　究竟是谁强大无比，是谁软弱无力？其实早有无数的事实告诉过我，但是我极不敏感，一直到从吉冈嘴里透露了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模模糊糊。

　　有一次，关东军安排我外出“巡幸”（一年有一次），去的地点是延吉朝鲜族地区。我的专车到达那里，发现大批的日本宪兵和六个团的伪军，把那里层层围了起来。我问吉冈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是“防土匪”。“防土匪何用这么多兵力？”“这土匪可不是从前那种土匪，这是共产军哪！”“怎么满洲国也有共产军？共产军不是在中华民国吗？”“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吉冈含含混混回答着，转移了话题。

　　又一次，关东军参谋在例行的军事形势报告之外，特地专门向我报告了一次“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抗联的领袖杨靖宇将军牺牲了。他兴高采烈地说，杨将军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我一听“大患”二字，忙问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这么说：“小小的，小小的有。”

　　一九四二年，华北和华中的日本军队发动了“大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有一次，吉冈和我谈到日军对华北“共产军”的种种战术，如“铁壁合围”、“梳蓖扫荡”等等，说这给“大日本皇军战史上，增添了无数资料”。我听他说的天花乱坠，便凑趣说：“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不料这话引起了他的嘲弄：

　　“皇帝陛下倘若有实战体验，必不会说这话。”

　　我逢迎道：“愿闻其详。”

　　“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嗯，军民不分，举例说，嗯，就像赤豆混在红砂土里，”他看我茫然无知的样子，又举出中国的“鱼目混珠”的成语来做比喻，说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