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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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六十多岁的满族老北京人和我说：“民国七年，徐世昌一当上了大总统，北京街上的旗人的大马车、两把头又多起来了。贵族家里又大张旗鼓地做寺、唱戏、摆宴，热闹起来了。并办起了什么‘贵族票友团’、什么‘俱乐部’”

　　有位汉族的老先生说：“民国以来北京街上一共有三次‘跑祖宗’①，一次是隆裕死后那些天，一次是张勋复辟那几天，最后一次是从徐世昌当大总统起，一直到‘大婚’。最后这次算闹到了顶点”

　　①意思是穿着清朝袍褂的人在马路上出现，这种服装当时是只有从祖宗画像上才看得到的。——作者

　　徐世昌是袁世凯发迹前的好友，发迹后的“军师”。袁世凯一生中的重大举动，几乎没有一件不是与这位军师合计的。据说袁逼劝隆裕“逊国”之前，他和军师邀集了冯、段等人一起商议过，认为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先答应民军条件，建立共和，等离间了民军，再让“辞位”的皇帝复位。后来袁世凯自己称帝，徐世昌颇为不满。我的一位亲戚听徐世昌一个外甥说过，“洪宪”撤销的那天他在徐家，恰好袁世凯来找徐。袁进了客厅，他被堵在里边的烟室里没敢出来。从断断续续的谈话里，他听见徐世昌在劝说袁世凯“仍旧维持原议”，袁世凯最后怎样说的他没有听清。后来的事实说明，袁世凯没有照他的意见办，或者想办而没来得及办就死了，徐世昌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复辟的念头，这几乎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

　　民国七年九月，徐世昌就任了大总统，要公开宣称他不能进占中南海，在正式总统府建成之前，他要在自己家里办公。他就任后立即赦免了张勋，提倡读经、尊孔，举行郊天典礼。根据他的安排，皇室王公有的（毓朗）当上了议员，有的（载涛）被授为“将军”。他无论在人前人后都把前清称为“本朝”，把我称做“上边”

　　与此同时，紫禁城和徐太傅更进行着不可告人的活动。冯国璋任总统时，内务府大臣世续让徐世昌拿走了票面总额值三百六十万元的优字爱国公债券（这是袁世凯当总理大臣时，要去了隆裕太后全部内帑之后交内务府的，据内务府的人估计，实际数目比票面还要多）。徐世昌能当上总统，这笔活动费起了一定作用。徐当选总统已成定局的时候，由内务府三位现任大臣世续、绍英、耆龄作主，两位前任大臣增崇、继禄作陪，宴请了徐世昌，在什刹海水滨的会贤堂饭庄楼上，酒过三巡，世续问道：“大哥这次出山，有何抱负？”徐太傅慨然道：“慰亭（袁世凯）先不该错过癸丑年的时机（指民国二年袁扑灭“二次革命”），后不该闹什么洪宪。张绍轩在丁巳又太鲁莽灭裂，不得人心。”然后举杯，谦逊地说：“咱们这次出来，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后来徐世昌送了世续一副对联：“捧日立身超世界，拨云屈指数山川。上联是恭维世续；下联则是自况其“拨云见日”之志。

　　这些千真万确的故事，当时我身边的人并不肯直接告诉我。我只知道人们一提起徐太傅，总要流露出很有希望的神情。我记得从徐上台起，紫禁城又门庭若市，紫禁城里的谥法、朝马似乎又增了行情，各地真假遗老一时趋之若鹜。至于和徐世昌的来往进展，师傅们则一概语焉不详。有一回，陈宝琛在发议论中间，以鄙夷的神色说：“徐世昌还想当议政王，未免过分。一个‘公’也就够了。”又有一次说：“当初主张以汉大臣之女为皇后，是何居心？其实以清太傅而出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

　　从陈宝琛说了这些话后，紫禁城里再提起徐世昌，就没有过去的那股热情了。其实，徐世昌上台一年后，他自己的情形就很不如意。自从北洋系分裂为直系皖系后，徐已不能凭其北洋元老资格驾驭各方，何况从他一上台，段祺瑞就和他摩擦，次年又发生震动全国的“五四”学生运动，更使他们自顾不暇。徐太傅即使复辟心愿有多么高，对清室的忠顺多么让陈师傅满意，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了。

　　尽管徐太傅那里的消息沉寂下去了，然而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对前途并没有绝望









我的前半生四　不绝的希望






四　不绝的希望

　　有一天，我在御花园里骑自行车玩，骑到拐角的地方，几乎撞着一个人。在宫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算这个人犯了君前失礼的过失，不过我倒没有理会。我的车子在那里打了个圈子，准备绕过去了，不料这个人却跪下来不走，嘴里还说：

　　“小的给万岁爷请安！”

　　这人身上的紫色坎肩，和太监穿的一样。我瞅了他一眼，看见他嘴上还有一抹胡茬子，知道他并不是太监。我骑着车打着圈子问他：

　　“干什么的？”

　　“小的是管电灯的。”

　　“噢，你是干那玩艺的。刚才没摔着，算你运气。干么你老跪着？”

　　“小的运气好，今天见着了真龙天子。请万岁爷开开天恩，赏给小的个爵儿吧！”

　　我一听这傻话就乐了。我想起了太监们告诉我的，北京街上给蹲桥头的乞丐起的诨名，就说：

　　“行，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哈哈”

　　我开完了这个玩笑，万没有想到，这个中了官迷的人后来果真找内务府要“官诰”去了。内务府的人说：“这是一句笑话，你干么认真？”他急了：“皇上是金口玉言，你们倒敢说是笑话，不行！”这件事后来怎么了结的，我就不知道了。

　　那时我常常听到师傅们和太监们说，内地乡下总有人间：“宣统皇帝怎么样了？”“现在坐朝廷的是谁？”“真龙天子坐上了宝座，天下就该太平了吧？”我的英国师傅根据一本刊物上的文章说，连最反对帝制的人也对共和感到了失望，可见反对帝制的人也变了主意。其实人们念叨一下“前清”，不过是表示对军阀灾难的痛恨而已。我的师傅们却把这些诅咒的语言抬了来，作为人心思旧的证据，也成了对我使用的教材。

　　不过中了迷的人，在徐世昌时代的末期，倒也时时可以遇到。有个叫王九成的商人，给直系军队做军装发了财，他为了想得一个穿黄马褂的赏赐，曾花过不少功夫，费了不少钞票。太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散财童子。不知他通过什么关节，每逢年节就混到遗老中间来磕头进贡，来时带上大批钞票，走到哪里散到哪里。太监们最喜欢他来，因为不管是给他引路的，传见的，打帘子的，倒茶的，以及没事儿走过来和他说句话儿的，都能得到成卷儿的钞票。至于在各个真正的关节地方花的钱，就更不用说了。最后他真的达到了目的，得到了赏穿黄马褂的“荣誉”。

　　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那时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绰号叫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后来伸手要谥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损小朝廷的尊严，所以规定三品京堂①以下的不予赐谥，以为限制。至于赏紫禁城骑马，赏乘坐二人肩舆，赐写春条、福寿字、对联等等，限制就更严些。那时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国的将领们如果获得其中的一种，也会认为是难得的“殊荣”。那些官职较低或者在前清没有“前程”，又没有王九成那种本钱，走不进紫禁城的人，如当时各地的“商绅”之类，他们也有追求的目标，这便是等而下之，求遗老们给死了的长辈灵牌上“点主”，写个墓志铭，在儿女婚礼上做个证婚人。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犹太人哈同的满族籍夫人罗迦陵，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状元刘春霖，以重礼聘到上海，为他准备了特制的八人绿呢大轿，请他穿上清朝官服，为她的亡夫灵牌点主。当时某些所谓新文人如胡适、江亢虎等人也有类似的举动。我十五岁时从庄士敦师傅的谈话中，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庄士敦一边嘲笑他的中英合壁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诗句，一边又说“不妨看看他写的东西，也算一种知识”。我因此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有一天，在好奇心发作之下打了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一叫他就来了。这次会面的情形预备后面再谈，这里我要提一下在这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我从胡适给庄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他的信中有一段说：

　　①清制凡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以及其他诸卿寺的堂官均称为京堂，除左都御史外都是三、四品官。后来京堂便兼用为三、四品京官的虚衔，因此，三品京堂即是指三品京官。

　　　　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

　　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更重要的是，紫禁城从外国人的议论上也受到了鼓舞。庄士敦曾告诉我不少这方面的消息。据他说，很多外国人认为复辟是一般中国人的愿望。他有时拿来外文报纸讲给我听，他后来抄进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的一段，是他曾讲过的。这是刊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津《华北每日邮电》上的一篇题为《另一次复辟是不是在眼前？》的社论中的一段：

　　　　共和政府的经历一直是惨痛的。今天我们看到，南北都在剑拔弩张，

　　这种情形只能引出这样结论：在中国，共和政体经过了试验并发现有缺点。

　　这个国家的中坚分子——商人阶层和士绅，很厌恶种种互相残杀的战争。

　　我们深信，他们一定会衷心拥护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能确保十八省的

　　太平就行。

　　　　不要忘记，保皇党是有坚强阵容的。他们对共和体从来不满，但由于

　　某种原因，他们近几年保持着缄默。显然，他们同情着军阀的行动，他们

　　有些知名之士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

　　　　那些暗地赞同和希望前皇帝复辟成功的人的论点是，共和主义者正在

　　破坏这个国家，因而必然采取措施——甚至是断然措施——来恢复旧日的

　　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气象。

　　　　复辟帝制绝不会受到多方面的欢迎，相反，还会受到外交上的相当大

　　的反对，反对的公使馆也不只一个。可是，只要政变成功，这种反对就必

　　然消失，因为我们知道：成者为王败者寇。

　　当然，尽管在外国人的报纸上有了那么多的鼓励性的话，直接决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祸福的，还是那些拿枪杆子的军人。正如《华北每日邮电》所说，“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我记得这年（1919）的下半年，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军人便有了较亲密的交往。第一个对象是奉系的首领张作霖巡间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汇来的一笔代售皇产庄园的款子，是由我父亲收转的。我父亲去函致谢，随后内务府选出两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另一件是一对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亲的名义赠馈张作霖，并由一位三品专差唐铬盛直接送到奉天。张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当时奉军的副总司令，也就是后来当了伪满国务总理的张景惠，随唐铭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谢了我的父亲。从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军方面有了深一层的往来。在张勋复辟时，曾有三个奉军的将领（张海鹏、冯德麟、汤玉麟）亲身在北京参加了复辟，现在又有了张景惠、张宗昌被赐紫禁城骑马。张宗昌当时是奉军的师长，他父亲在北京做八十岁大寿时，我父亲曾亲往祝贺。民国九年，直皖战争中直系联合了奉系打败了皖系，直系首领（冯国璋已死）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进北京之后，小朝廷派了内务府大臣绍英亲往迎接。醇王府更忙于交际。因为一度听说张作霖要进宫请安，内务府大臣为了准备赐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议一番。结果决定，在预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记得张作霖没有来，又回奉天去了。两个月后，醇王身边最年轻的一位贝勒得了张作霖顾问之衔，跟着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败，直奉合作期间，北京的奉天会馆成了奉系的将领们聚会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们奔走的地方。连醇王府的总管张文治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并在这里和张景惠拜了把兄弟。

　　这两年，和张勋复辟前的情况差不多，复辟的“谣传”弄得满城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