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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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以及王明等人，这种“表率”作用确实使党内不少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同志转变了立场，在四中全会的决议之下逐渐地统一起来。对于这一点，王明等人对张国焘是满意的。
张国焘为了支持王明路线，在参与了对罗章龙等人分裂活动的处理和对江西苏区富田事变的讨论之后，还受中央委派去天津解决中共顺直省委的问题。
原来，王明上台后，罗章龙等人非法组成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派张金刃（即张慕陶）、韩连会、袁乃祥等人到河北、平津一带活动，并与不久前非法成立的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即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曹策等人合流。这些人派员到北方各地进行活动，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加入了筹备处。在北方工作的许多同志对四中全会、王明上台虽有很大意见，但反对罗章龙、张金刃、曹策等人分裂党的活动，认为这是原则错误，希望尽快解决问题。
1931年1月下旬，四中全会中央决定组成中央代表团到天津解决河北党的问题。2月初，有张国焘参加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天津后，立即宣布取消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停止省委职权，由中央代表团代理省委工作，组成临时省委。由徐兰芝任书记，陈原道任组织部长，陈复任宣传部长，阮啸仙任军委书记，贺昌被免去书记职务，任命为山西巡视员。薄一波：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0页。张国焘对原省委负责人作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左”右联盟投降右派的严重错误和在立三路线精神之下反对新省委的倾向。
2月中旬，河北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决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金刃、韩连惠、曹策、叶善枝等党籍的决定》，号召“在筹备处蒙蔽之下的同志承认自己的错误回到党内来”。原省委的重要领导人余泽鸿、张昆弟等发表声明很快承认了错误。不久筹备处便宣告瓦解。
筹备处的问题解决后，那些过去曾跟随筹备处跑过一段时间和曾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原北方局、河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受到了四中全会中央的过火斗争和无情打击。贺昌、阮啸仙、余泽鸿、张昆弟等人都多次检讨自己的错误，但王明中央还是揪住不放。在这件事上，张国焘也起了相当不好的作用。
五 初到鄂豫皖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接受了王明路线即国际路线之后，随即开始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斗争。
王明发动的“反右倾”斗争，由于上海和江苏省委何孟雄等20多位同志被捕牺牲、罗章龙等人犯了分裂党的错误被开除出党而“进展顺利”、“成果显著”。之后，王明宗派集团为了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取得在全党的统治，便开始了所谓“系统地改造党”的实际措施。
王明等人所谓“系统地改造党”，即是任用他们的“斗争干部”、“新生力量”来“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实行的是“顺我者提，逆我者撤”的宗派干部政策。同时，为了能够尽快控制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王明又采取了派中央代表去各地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的办法。中共中央曾先后派陈原道赴顺直省委；曾洪易到赣东北苏区；夏曦到湘鄂西；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这些中央代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规定： “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这样，就把各地党的组织控制在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代表的手中。不仅如此，5月初，中央还制定了《中央巡视条例》，建立了派巡视员指导各级党部的所谓“活的领导”体制。实行这种委派“钦差大臣”式的领导方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王明路线在各地“百分之百地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提出了作为中央代表去鄂豫皖的要求。他回忆说：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87—488页。
同时，中共中央亦认为，应当对鄂豫皖苏区予以特别关注。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鄂豫皖苏区问题时，周恩来发言说： 此地较中央苏区为好，更易发展，而形成对敌人京汉铁路的威胁，必须加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因此，会议决定由中央常委委员张国焘前去鄂豫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这表明中共中央对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人的人选是非常慎重的。派张国焘赴鄂豫皖贯彻四中全会路线，也表明了王明等人对张国焘的信任和器重。
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书记职务后，中央不得不改变原来由沈泽民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决议。5月6日，中央正式作出《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该决议说： “中央指定张特立，沈泽民与陈昌浩为中央局的委员，特立为书记，特立同志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泽民同志兼鄂豫皖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气势雄伟的大别山脉位于根据地中央，其间有木兰山、天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白马尖、天堂寨、九峰山、鸡龙尖、古角、桐山诸峰纵横盘结，绵亘数百里，横贯鄂豫皖三省交界处，襟长江而带淮河。这里可以北窥豫中，南瞰武汉，东控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此地河流众多，水泊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囊括大江南北、逐鹿中原的必争之地。
鄂豫皖地区的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近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多次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英勇斗争经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鄂豫皖边区很快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大革命时期，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胜利进军，鄂豫皖边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极大地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势力同全国一样，遭到严重摧残。但是，鄂豫皖边区的共产党人，按照中共“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组织和武装农民群众，在1927年秋冬至1929年秋冬之间，相继举行了黄（安）麻（城）起义、商南起义、六（安）霍（山）起义，创建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至1930年夏，基本形成鄂豫皖苏区。其基本经过是：
1929年9月，中共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黄冈、罗田、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改组鄂东北特委为鄂豫边特委。
193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六安中心县委的指示信，决定将湖北的黄安、麻城、黄陂、黄冈、孝感、罗田，河南的商城、光山、潢川、固始、息县，安徽的六安、英山、霍山、霍丘、颍上、寿县、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别区，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建立中共鄂豫皖特别区委员会。
3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鄂豫皖特委和红三十一师、红三十二师、红三十三师的指示信，决定将这三个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中共鄂豫皖特委由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何玉琳、王平章、姜镜堂、周纯全、甘元景、徐朋人等九人为常委，郭述申任特委书记。红一军以许继慎为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2100余人。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
6月下旬，鄂豫皖边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经过选举产生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至此，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
在鄂豫皖苏区形成的过程中，改编为红四军的鄂豫皖红军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由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影响，也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到很大损失。为了有力地领导根据地的斗争，1931年2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中共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
两个月后，当鄂豫皖红军正处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激战之中时，张国焘等人来到了鄂豫皖根据地。
张国焘和陈昌浩是在4月初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的。据张国焘回忆： 4月1日凌晨3时，他扮成普通商人，在杨树浦码头搭上了一条货船奔赴武汉。与他同行的陈昌浩扮成了他的伙计，并摆出一副侍候老板的神气多方照顾他。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4页。
几天后，张国焘和陈昌浩安抵武汉，随即住进一处僻静的地方等候鄂豫皖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
在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安排下，张国焘、陈昌浩很快便与鄂豫皖派来的秘密交通员接上了关系。在秘密交通员的带领之下，张国焘和陈昌浩乘上了经黄陂到麻城李家集的公共汽车。
破旧的公共汽车散发着浓烈的汽油味，在简易公路上颠簸着向前行驶。经过数次国民党军队的检查之后，张国焘等人逐渐接近目的地。下午4时左右，汽车到达离李家集四公里远的一个小站。张国焘、陈昌浩随同交通员下了车。然后沿着乡间小道远离公路而去。
张国焘和陈昌浩跟着交通员疾步而行，翻过几个小山坡后，才放慢了脚步。交通员告诉他们，要到达目的地还要走一个钟头，为了避免人们的注意最好在黄昏以后进入村庄。在那个村庄藏着一支鄂豫皖苏区专门派来迎接他们的特务队。天黑时，交通员终于把张国焘和陈昌浩引入一个村庄。当他们走进一家店堂时，突然围上来一群人。正在他们惊疑之余，交通员上前介绍说： “这是专门来迎接你们的特务队。”张国焘和陈昌浩这才如释重负地与这些年轻战士们一一握手致意。
饭后，稍事休息，张国焘、陈昌浩便跟着特务队踏着茫茫夜色上路了。漫无边际的黑暗中，为了远离村庄和敌人哨兵，他们不得不走山冈小径。崎岖不平的山路，弯弯曲曲的田畦，布满树丛的沟壑，很不好走。尚不习惯走夜路的张、陈二人，深一脚，浅一脚，步履十分艰难地挪动着。张国焘后来对这天夜里的行军情形作了如下描述： “我这个不习惯行夜路的人，越走越觉得我这双脚有些不济事。我在黑夜中急行，高一脚，低一脚，有时脚被石块打着发痛，有时跌跤，我用尽气力还不免掉队几步。”经过一整夜的行程，一行人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县高桥区。
鄂豫皖中央分局旧址
一夜的紧张奔波使得张国焘、陈昌浩疲惫不堪。张国焘回忆说： “我赶紧解脱我的鞋袜，看看我的双脚，使我自己也为之惊奇，原来双脚已布满了水泡和由鞋带子所勒成的血渍印。”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10页。张国焘成了“伤兵”，前来迎接他的特务队不得不将他抬着上路。
4月11日，张国焘和陈昌浩到达打虎山特委和特苏政府所在地后，得到当地同志报告： 红四军已决定到长江下游去行动，以策应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张国焘当即指出： 单独军事行动，使红军脱离这一赤区，在严重“围剿”期内，放弃了巩固这一赤区的任务而空谈截断长江，是错误的。他提议目前四军的任务是应迅速肃清商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