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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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及先后到武汉的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开会。

　　“八七”会议成为扭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枢纽。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领导机构，在它存在的短短25天中，在党处于危难的紧急时刻，力挽狂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正确决定，使党避免了灭顶之灾，并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向在九江的中央委员和干部传达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27日，周恩来从九江秘密来到处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开到南昌。

　　这天，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指挥前敌一切事宜，张国焘、谭平山后来也参加前委的会议。前敌委员会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

　　正当起义的各项工作在紧张准备之际，29日上午，前委突然接连收到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内容是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26日，罗明纳兹在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内容大致是：　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把张发奎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会议还决定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去九江传达国际指示。为什么会选中他呢？据张国焘回忆，事情是这样的：　

　　罗明纳兹在会上说：　“看来这两件事据张国焘回忆，是指国际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和国际电令禁止苏联顾问参加南昌暴动。（见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3页。）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张国焘，并问是否可以派他去。张国焘对国际的指示很不满意，回答说：　“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王一飞同志可以负责这一使命。”罗明纳兹说：　“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刻启程，仓促间是不易做到的。”于是，瞿秋白、李维汉都觉得张国焘去为好，说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3—284页。。于是，张国焘怀着一种极不情愿的心情上路了。

　　从国际指示的内容看，确实是模棱两可的，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也可以作那样的理解，这要根据个人认识问题的角度来决定。对张国焘来说，一方面他认定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国际方面既不给经费支持，又不让顾问参加，说明从国际方面就已对南昌暴动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他仍然认为中共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的军事势力结合起来，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张国焘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何理解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当他作为中央代表奔赴九江之前，就抱着设法阻止南昌暴动的主意，而不是根据南昌方面的实际情况再作决定。

　　7月27日，张国焘到达九江后，随即召集了在九江的中央委员和江西省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他传达了国际指示，提出应重新讨论南昌暴动问题。他的提议遭到了与会同志的反对，绝大多数人认为，起义的有关事宜都已准备停当，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但张国焘却不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29日上午，他向南昌前敌委员会发出了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暴动的密电。

　　周恩来接到张国焘的密电后，当即与其他前委成员进行商议，大家一致认为：　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风尘仆仆地赶到南昌。在他的要求下，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国际来电的内容，提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如果要暴动，也要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李立三一听，就对他说：　“什么都预备好了，哪里现在还需要讨论。”周恩来也明确表示：　“还是干！”

　　张国焘见自己的意见受到大家的反对，便说：　“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

　　他本想用国际代表来压大家，没想到适得其反。周恩来气得拍了桌子，他对张国焘说：　“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李立三说：　“起义已经准备好了，不能再有任何迁延。张发奎决不能同意我们的计划，必须彻底放弃依靠张发奎的幻想。”





　　看见大家都很激动，张国焘说：　“这个行动，关系我们几千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才是。”

　　大家遂告诉张国焘，张发奎现在已处于汪精卫等右派的包围之中，决不会同意暴动计划，而我们也不能再依靠张发奎。另外，暴动正在按计划进行，也决不能拖延。

　　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了数小时。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数来决定，所以会议不欢而散。叶挺：　《南昌暴动至汕头的失败》，《南昌起义》（资料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当时前敌委员会诸人都在热心筹备暴动，张国焘的阻挠无疑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怨言颇多，谭平山竟然起了杀死张国焘的念头。他对一位师长说：　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这位师长征求前敌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　“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关于党的“六大”的回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

　　其实，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张国焘并不知道他所寄予希望的张发奎已经追随了汪精卫。7月29日，汪精卫、张发奎、唐生智、孙科以及张发奎部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朱培德部第九军军长金汉鼎等，在庐山举行了会议，讨论如何继续加紧推行清共反共。会议作出三项决定：　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张发奎所辖之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共党分子廖乾吾、高语罕等四人。《南昌暴动纪要》，（台北）《革命文献》第25辑。

　　31日，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和张国焘再次开会。正在争吵不休时，叶剑英来报告说：　张发奎、汪精卫、孙科等人要在8月1日来南昌。这时，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了南昌起义的计划。中篇

　　一重尝失落

　　南昌起义爆发了。

　　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下，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南昌城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

　　南昌城内一片沸腾，各界群众数万人召开大会，庆祝起义的胜利和久盼的解放。1927年8月3日的江西《工商报》登载当时的盛况称：　“兹悉革命委员会委员即遵于本（二）日下午一时在贡院会场举行就职典礼，计到者除全体委员及各团体代表等数十人外，有民众团体二百余，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诚南昌前此未有之盛况。”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心情并不轻松。虽然起义仍然使用国民党的旗帜，且成立了包括宋庆龄、张发奎、邓演达等国民党人在内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却丝毫没能减轻严重的军事局面。刘伯承后来回忆说：　“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起义部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起义发生在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我军内大半由非党同志领导，所以起义部队很难在南昌站住脚跟。”刘伯承：　《南昌暴动始末记》，《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为了保存起义之后的革命武装力量，前委只能按照起义前中央的决定，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图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中篇

　　一　重尝失落

　　8月3日，起义部队开始撤离南昌。从此，起义部队走上了一条凶多吉少的征途。

　　或许已经意识到前途多舛，8月4日，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脱离起义军，带走4500人，军心开始动摇。接着，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五团约700人投奔了唐生智。

　　由于起义军仓促南下，没来得及整顿，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薄弱，加之天气炎热，士兵病倒很多；而且参加起义的部队大部分并不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这样，在自然环境恶劣、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个别脱离部队或整团整营离开部队的情况时有发生。

　　起义军在临川休整了3天后，继续南进，于8月25日抵达瑞金以北之壬田附近地区，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仗，虽歼敌大部，但起义军也伤亡1700余人。至此，起义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作战，减员近万人。

　　9月上旬，起义军从会昌经瑞金进到长汀。稍作休整后，经上杭进入广东，于9月23日进占潮安、汕头，第二十五师进占大埔三河坝。

　　还在南昌起义后不久，8月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在广东成立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转移到海外的党组织，并指定了南方局的分工：　以张国焘为书记，委员有周恩来、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召开会议，对张国焘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决定推选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47页。192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南方局。

　　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汤坑东南的白石与敌激战，损失2000余人，遂撤出战斗。

　　10月初，起义部队在敌人围攻下遭严重损失，只有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约1200余人转入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另一小部分近800人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强敌攻击下未能完成预定的任务。

　　起义军在汤坑失利后，张国焘和起义的部分领导人取道香港返回上海，时间约为1927年10月中旬。

　　张国焘回到上海后，据他自己说，是度过了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除了偶尔有几个熟人去拜访外，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工作。这一段时日对他来说真是苦闷难耐，度日如年。

　　造成张国焘这种严重失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与“八七”会议后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的瞿秋白不和可能是主要原因。

　　据现有资料证明，他们二人的不和发端于五人常委时期。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天，瞿秋白即陪鲍罗廷离开武汉去了江西庐山。从庐山回到武汉后，瞿秋白即开始参加常委工作，并筹备“八七”会议。他当时不是常委成员，为什么能够参加常委工作，并且在“八七”会议上代表常委作报告呢？

　　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瞿秋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已被俄国人指定接替陈独秀担任中共领袖。瞿秋白陪鲍罗廷呆在庐山，无异于呆在近水楼台，他是被选定的人物。〔美〕丹尼尔？雅各布斯：　《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68页。由于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证明，我们无法确定上述说法是否符合事实。不过，可以肯定，瞿秋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确实与共产国际代表有关，因为当时中共领导人的任免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

　　瞿秋白与鲍罗廷在庐山会谈的内幕至今无人知晓。张国焘回忆说：　7月21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瞿秋白告诉他，鲍罗廷希望他们俩能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由瞿秋白主持理论的研究，张国焘则主持实际工作。

　　对于这种平分秋色的安排，张国焘多少有些不满，认为这是在削弱他的权力。由于心理上的不满，张国焘对瞿秋白迎合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做法也甚为反感。

　　张国焘回忆说，瞿秋白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