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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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会议之后，汪精卫加快了反共步伐。而国际代表却要求中共继续让步，以期最后拉住汪精卫。6月下旬，武汉政府内反共空气日趋浓烈，中共中央的领导们以及鲍罗廷、罗易等都有一种大祸将至的感觉。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一开始，陈独秀即说：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　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此外还在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这一开场白使会议笼罩在一种悲观的气氛之中。会议在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使国民党民主化、武装工农、退出政府的这几项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时，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周恩来等人都发表了不同看法。张国焘激动地说：　“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还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应当再次回电反对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6月29日，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分共，并强占了工会会所，拘捕共产党人。一切迹象表明，另一次“马日事变”即将到来。

　　当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张太雷、谭平山等人在鲍罗廷处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将纠察队人员编入尚能容纳共产党人的张发奎的军队。鉴于汉口形势危急，张国焘建议中央机关立即转移到武昌。他说：　“事到如今，我们与国民党要人还有甚么接头之余地（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撞着他们反难为情；我们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现在不如集中我们势力于武昌，整军经武，准备后事；汉口在何键暴动的威胁之下，唐部重兵皆集于此，武昌却是张发奎、贺龙、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左派军力所在地。”③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135页。

　　张国焘的提议得到了蔡和森、谭平山等人的赞成，他们也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事部应立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个军事计划，以备万一。陈独秀虽然犹豫不定，表示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不方便，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提议。

　　中共中央机关移至武昌的当天夜里，又开会研究党的工作。会上，张国焘再次提出整军经武，注意军事工作。但他的提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会议也没有认真加以讨论。③

　　6月30日，中央机关重返汉口，并在鲍罗廷处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国共关系决议案十一条，这是一个著名的、对国民党右派彻底让步的文件。

　　这最后的让步能拉住汪精卫吗？

　　人人都知道国共分裂已成定局。然而，人人都在等候着汪精卫先发制人。因为，没有共产国际的命令，谁又敢宣布共产党与国民党决裂呢？

　　7月8日，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才随着电波姗姗来迟。国际的指示是给鲍罗廷的，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谁也没有见到。许久以来，共产国际总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达它的“旨意”。

　　今天，当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一指示的全文时，不难从中看到，在共产国际已经意识到大革命即将失败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使自己摆脱应负的责任。它除了论证自己历来的指示和决议是多么正确外，还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执行过程中的“严重错误”，最后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而留在国民党内的目的，是为了“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面，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22—628页。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7月12日，鲍罗廷向中共中央提议：　“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二十　受任于危难之时

　　在7月12日的会议上，陈独秀被停职，组成了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张国焘为负责人。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受任于危难之时，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在艰难的跋涉之中尽力挽救倒悬的局面，为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张国焘的政治生涯又一次闪烁出明亮的火花。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组成的第二天，7月13日，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严厉谴责了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倒行逆施，指出武汉政府正在进行的“分共”阴谋，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宣言》还揭露了武汉政府内反动军官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指出正是这些罪行造成了工农的血流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的悲惨现实。《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将永远为工农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并宣布撤回参加武汉政府的全体共产党员。但由于共产国际不准退出国民党，《宣言》也宣布不退出国民党。

　　不过，《宣言》紧接着还是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早就想说的话：　“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领袖结合高出十倍。”《宣言》最后号召：　“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208页。

　　《宣言》除了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未宣布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而让后人引以为憾外，整个《宣言》可以说是一篇铿锵有力的讨伐国民党右派的檄文。它一改过去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势力忍气吞声、妥协退让的软弱态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表达了共产党人压抑已久的愤懑，表明党的政治路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时期。

　　《宣言》发出的第三天，7月15日，汪精卫召开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武汉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中国共产党再一次面临盟友的背叛。由张国焘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就是在这最令人痛心和阴暗的时期，顽强地支撑着中国共产党这个满是伤疤的躯体。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7月12日成立到“八七”会议结束，只存在了25天。在这短短的日子里，它发出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一系列通告、决议和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就是开展土地革命，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

　　为了保存党的优秀干部，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对集中在武汉三镇的干部进行疏散。先由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同志尽量筹集到一些款子，然后依据被疏散同志自己的选择和工作的需要以及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一一进行分配，并为他们具体解决交通、经费等问题。

　　对于被疏散同志，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　凡能秘密返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派到南昌参加起义。此外，送一批人去莫斯科学习。这样，项英、向忠发去了莫斯科；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李立三、刘少奇、彭湃、邓中夏先后去了南昌、九江；毛泽东、李维汉、罗章龙等去了湖南。

　　有组织地疏散干部虽然是一项细致而繁杂的工作，但却有着伟大而非凡的意义，它使共产党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感到了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更重要的是为党保存了一大批精华和骨干，这样，就为革命的再度兴起准备了条件。





　　由于李立三等人分途前往各地，疏散工作实际上是由张国焘和周恩来二人进行的。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却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地夜以继日地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所有同志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亲自经手。张国焘则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与同志们谈话上，他鼓励同志们在艰难的条件下要坚定革命信念，要有胜利的信心。只要接受失败的教训，团结在党的周围，努力工作，革命定会成功。

　　7月下旬，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已有了举行秋收起义的设想，并根据这一设想，草拟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后来又根据这个议决案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8月3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便正式向各有关省委发出通知，指示按《大纲》要求部署秋收暴动。《大纲》详细地规定了秋收暴动的战略计划，指出，秋收暴动是土地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要以农会为中心，暴动后立即宣布农会为当地政府，在条件许可时应夺取县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农民夺取政权后，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对50亩以上的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50亩以下的地主，一律实行减租，以佃七东三为大致标准；拒绝向武汉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缴纳任何捐税，并实行经济封锁；组织土地委员会，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等等。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虽然在“八七”会议前没有实施，但却得到“八七”会议的追认，并在“八七”会议后不久发动起来，从此在井冈山等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在决定秋收暴动的同时，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还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前往九江，准备依靠尚能倾向革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打回广东，继续革命，重新举起反对新老军阀的大旗。但他们到九江后，发现张发奎已有动摇迹象，便在7月20日举行了一次谈话会，会上提出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叶挺所掌握的第十一军、贺龙的第二十军，加上朱德指挥的受共产党影响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保安队为主力，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将意见转告中央。

　　对九江谈话会上的意见，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全名维萨里昂？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俄共。1927年7月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接替鲍罗廷和罗易的工作。1927年11月回国。1935年1月自杀。同月，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党籍。立即表示同意。7月24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传？上》第174页用了“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的表述。，张国焘、周恩来、罗明纳兹、加伦在武汉举行会议。会上，周恩来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接济。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伦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　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会上决定派周恩来到九江具体部署南昌起义；同时电告共产国际，请求指示。

　　罗明纳兹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改组中共中央。在他的要求下，临时中央计划在7月28日召开紧急会议，并由张太雷和李维汉协助罗明纳兹进行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形势异常紧张，会议通知很难送达，会议无法按期举行。　8月3日，临时中央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各项议程。但因时局紧张，交通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直至8月7日，中央委员到了不过半数。在这种情况下，便决定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先后到武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