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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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共上海区的委员长是陈望道，据蔡和森说，陈望道在主张上与李汉俊和沈玄庐完全相同，而且这个人个性阴沉，反对集中制和批评，怀疑工人加入共产党，反对大罢工，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公开。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认为上海党的组织太消沉，主张应积极活动，但陈望道却以消极对之。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故党总不开会，表现出无组织的状态。张国焘也认为陈独秀把党搞得太松弛，应该有一个严格的组织纪律。所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有一次开会时表示对党总不开会的不满，主张对于劳动运动以后他们要常常开会讨论。包惠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7页；李立三： 《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因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讨论劳动运动正是其份内之事。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地复杂起来。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酝酿时期。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对国共以什么方式合作自然十分关心，所以在一次开会时，就有人提出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当时张太雷正因其他事在场，听了这种说法颇为不快。而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国的同志，也对张太雷追随马林主张的倾向有所不满，便故意当着他的面加重反对的语气。
张太雷离开后，心里很不痛快，就将情况告诉了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施存统等人鼓励他向陈独秀报告。张太雷就去告诉了陈独秀施复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陈独秀听后十分生气，认为这是党内出现了“小组织”。
陈独秀为什么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开会如此反感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开会时有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言论，因为当时就连陈独秀自己也对马林的主张持反对态度。这里有另外一层原因： 陈独秀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的威望很高，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这就是证明。但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标准的职业革命家，在他身上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的敏锐、易于偏激的特点。再加上他性格比较粗暴，在处理同志关系上时有不当。现在，二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除他自己外，其他四人都参加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会议，陈独秀自然会想： 这不是撇开自己、架空自己，搞小组织、小集团活动又是什么？
小组织问题如果就此结束，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全党共诛之的“罪恶”。岂料马林却在这个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一下子变得丑恶了许多。
还是在西湖会议上，当与会者对国共合作的问题形成一致看法后，马林却从口袋里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关于党内小组织问题的决议，说党内有过小组织倾向，因此有必要作一决议，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他的提议引起了蔡和森、高君宇的驳斥，张国焘更是十分愤怒。因为这三个人都是所谓小组织的成员，又都是国共党内合作的反对者，所以马林据此进一步证明他们的反对正好反映出党内确有“左”倾反对派倾向。双方争执不下，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议下，马林的决议以存案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小组织问题导致党的两位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之间产生了隔阂，陈独秀还因此提出辞职，于是这个问题在党内党外便开始沸沸扬扬起来。有人认为这是张国焘“企图推翻陈独秀的领导地位，以己代之”施复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更有人扬言“张国焘组织铁血团要暗杀陈独秀”李立三： 《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215页。。
小组织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声势，蔡和森后来曾这样分析其原因： “（1）因党最初组织理论和训练的基础都很幼稚，小资产阶级的心理都很浓厚；（2）因党中都不满意国焘同志，所以借此夸大，以实行其攻击的野心；（3）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一切事情由组合书记部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作工，不用经党的通过；（4）国焘不善分配工作”④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44、45页。前两个原因是指攻击小组织和张国焘的，后两个原因是指张国焘本人的。蔡和森的结论是： “小组织问题，发生在第二次大会以后，动机是好的，但方法是错误的，因应当不是另外组织活动的分子，而要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推进全党进行，如这问题不解决必定发生派别，所以小组织的组织是不对的。”④
张国焘自从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以来，在处理工作和与同志的关系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少毛病。蔡和森说： “党内同志反对国焘同志批评的态度太严重，第一次大会时国焘同志批评汉俊等太严格，后来，国焘同志由莫回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处严重批评，而引起全党同志不满意，国焘与佛海、平山、中夏、公博发生很大冲突，这都是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另一方面国焘太左，这个问题在第二次大会未解决，因国焘被举为中央委员，所以又发生小组织问题。”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43页。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马林争论的败北和陈独秀公开对小组织问题提出的批评，使得本来就失去党内多数同志拥护的张国焘更是威信扫地。这一点在三大选举时明显反映出来。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张国焘才得到40票中的6票，不仅没有当上中央执行委员，甚至连个候补执行委员也不是。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张国焘，突然从权力的顶峰跌了下来，这一跤栽得可谓惨矣！
十五 固执己见
中共三大闭幕已两三个月了，可张国焘的心情却仍然难以平静。
习惯了奔走忙碌的他，此时突然无所事事，闲居在上海，一种沉重的失落感便不时袭上心头。白天，他尚可暂时抛开烦恼；夜晚，当万籁俱寂之时，他总是思绪万千，难以入眠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究竟是马林错了，还是自己错了？如果马林错了，为什么共产国际会支持他？他很想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们是怎样决定国共党内合作的，他更想知道列宁是不是也赞成党内合作。这个问题总是困扰着他，他反复思考，极力想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他想告诉自己，列宁接见他们时所指的合作并非党内合作，他找到了种种理由： 第一，1920年6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中，曾十分明确地指出： “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列宁提出的是“结成临时联盟”，而且特别强调“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并没有提出“加入进去”。第二，在远东会议上，虽然远东各国共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合作的声浪甚高，但也仅仅确立了一般的原则，并没有规定合作的具体方式。现在，马林将这一合作解释为党内合作，并要求党的一切工作通过国民党来进行，是否合适？
尽管有上述理由和疑问，但张国焘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 在远东会议上，张秋白代表的国民党比他代表的共产党更受大会的青睐。从列宁在会见中只谈孙中山，不提陈独秀来看，从季诺维也夫和萨法罗夫对国民党所作的高度评价和善意批评来看，苏联党和共产国际更看重的是具有实力和影响的国民党。另外，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确实力量弱小，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军阀残酷镇压后，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说明党因秘密活动的限制，不能很快使党自身和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如果能够实现国共合作，党的活动余地无疑会增大。
但为什么必须是党内合作呢？在张国焘看来，中国共产党二大所形成的与国民党建立联盟的党外合作的决议，正符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不料，共产国际却采用了马林的建议，命令中国共产党人改变自己的决定。而他自己反对的结果，却是落了这样一个下场。
是谁错了？是自己错了吗？他想找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却很茫然。或者是马林错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匆匆走了一圈，就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如何，难道他比我这个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不过，马林确实是个有经验的革命家，他看问题可能比自己深刻，不然，为什么共产国际会采纳他的建议，而中国共产党最后也服从了这一建议呢？
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上，张国焘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约翰？保罗曾说过： “一个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但大多数人难以做到这一点。张国焘也是如此。
尽管张国焘已经在中共三大落选，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包袱，但他并没有完全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
1923年7月8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遵照中共中央第二号通告的要求，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改选。会议选出徐梅坤、甄南山、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五人为正式委员，张国焘、顾作之、郭景仁三人为候补委员。
7月9日，改选后的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委员的分工，决定由邓中夏任委员长，徐梅坤任秘书兼会计，王振一、甄南山任劳动运动委员，沈雁冰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上并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和“劳动运动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由沈雁冰兼任委员长，林伯渠、张太雷、张国焘、杨贤江、陈其寿、黄让之、董亦湘、刘宜之为委员。“劳动运动委员会”由王荷波兼任委员长，王振一为秘书兼编辑，甄南山负责机工方面，林蒸负责吴淞方面，周启邦负责邮差方面的工作。
会议还决定将党员重新分组，分组的原则是将居住相近的党员编为一组。当时党员共53人，编为五组，张国焘被编在第二组，与他同组的人有董亦湘（组长）、徐梅坤、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傅立权、刘仁静、张秋人、张人亚。
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决定对“劳动运动委员会”的成员作部分调整，张国焘、徐梅坤、刘拜农、甄南山、邓中夏负责为《星期日》刊物供给稿件。
8月12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对徐梅坤因病请假的问题，讨论同意准假至病愈为止，以候补委员张国焘递补。会上并提出小组改组的名单，共分四个组，张国焘被编入第一组，其他成员是： 许德良（组长）、瞿秋白、张太雷、严信民、黄让之、邓中夏、施存统、王一知、邵力子。以上材料均见《1921年至1927年上海、江苏、浙江党组织发展概况》，《党史资料丛刊》1984年第2期，第5—7页。
8月22日，张国焘在《向导》第3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反对铁路共管》的文章。“铁路共管”是列强外交团护路委员会制定的一个攫取我国铁路警察权、财政权和运输权的方案。针对北洋军阀政府软弱无力、卖国自保的外交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