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传 作者:肖凤-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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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位擅长作文的小姑娘，将来并不准备当作家。因为她发现，自己的自然科学知识，根底太浅——比如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上学时，数学只学到加减乘除，而一到了贝满女中，数学就学代数，中间缺了一大段，没有学过，也没有补上，所以入学后的第一次数学月考，就得了个“不及格”的成绩。这个“不及格”，给了小冰心很大的刺激。她下决心要学好数学，不仅学好数学，她还要学好一切数理化的功课。同时，同班的孩子们之间，又有着很强烈的竞争心，所以，小冰心就一天到晚地老做功课。而花费时间最多，用的力气最大的，就是数理化。“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①“我把精力都放在理科方面，什么代数、几何、三角，尤其喜欢几何，因为我父亲是学航海的，他常常告诉我，对于学航海的人三角、几何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就很喜欢这些学科。”②
①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②冰心：《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
这位埋头攻读数理化的小姑娘，正幻想着当医生：“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我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①
①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在学校里，冰心是一个严肃、勤奋的好学生——遵守校规，努力读书；在家庭里，冰心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和亲爱的姐姐——尊敬父母，爱护弟弟。
但是，时代的风云并没有忘记这个温柔规矩的女孩儿。父亲谢葆璋在她的童年时代为她播下的爱国思想的种子，也在她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这次举家北上途中，小冰心在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都曾看见外国的警察如何欺侮中国百姓。抵达北京之后，又曾看见外国的军队，如何在东交民巷东边的驻兵操场（即现在的东单公园）耀武扬威。1915年日本军国政府利用袁世凯一心一意想要称帝的野心，以帮助他称帝为条件，向他提出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的苛刻要求。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尽快地达到复辟帝制、本人登基的目的，竟然准备卖国投靠，同意接受二十一条。这件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谢冰心，也毅然参加了爱国学生反日讨袁的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
她和贝满女中的姑娘们一起，列队从灯市口一直步行到天安门西侧的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这是一个春日，待她们的队伍走进中央公园的社稷坛附近时，四周已是人山人海，中学生和大学生们的情绪，也象头顶上的春日一样热烈而饱满。贝满女中的领队之一李德全（后来成为冯玉祥夫人），那时还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她代表自己所在的学校，勇敢地走上了社稷坛，向着密密层层的学生队伍，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性情恬静的少女冰心，是生平第一次亲眼看见并亲身经历这样悲壮伟大的场面。
这一天过后，在中剪子巷十四号谢葆璋的书房里，就挂上了一幅白纸，是当时印行的以岳飞字迹摘排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纪念这次国耻的。这个细节，正表现了谢葆璋一家热爱祖国的心情。
少女时代的冰心，在父亲的教育和时代气氛的熏陶下，开始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后来，待她步入青年时代之后，说出过这样充满了悲愤的话：“我们的日历上一年到头有许许多多的国耻纪念日。”如果再不救国，“将来我们的日历上，有国耻的日子将多于没有国耻的日子了”。①
①冰心：《最痛快的一件事》
贝满女中这所教会学校，除去教授功课之外，还向女孩子们传授宗教思想，教授《圣经》课。少女冰心也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义，《圣经》故事，耶稣，爱，等等。这些思想开始向她的头脑里灌输，使得这位从小就陶醉在父母之爱的温暖怀抱里的小姑娘，逐渐地萌发了一种思想，即她想用“爱”的眼光，去看待她所认识、所接触的人，去对待她所遇见、所看到的事。这种思想，待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形成了冰心特有的处人与处世的哲学，这就是被她自己称之为“爱的哲学”的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不过对在贝满女中读书时的少女冰心说来，这种哲学仍是一种潜在的、幼稚的意识，她只是愿意用充满了善意的眼光，去看人和看事，并且用充满了善意的心灵，去对待人和事。这种待人处世的善良出发点，支配了她的一生，并且几乎始终贯穿在她的所有作品中，形成了她的独特的思想和风格。她的杰出的成绩表现在其中，在纷乱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里，她的彷徨与惆怅也同样表现在这里。
1916年6月，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反对封建复辟的一片声讨浪潮中死亡。中国的政体，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共和制度。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仍有不小的市场。曾经一度在光绪年间参加过维新变法运动的康有为，这时候，却又积极地唱起了尊孔的调子，他上书当时的代理大总统黎元洪，请求把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仍然拖着长辫子的封建军人张勋，更做了极为反动而愚蠢的尝试，在1917年的夏天，竟然拥戴已被辛亥革命废除了的末代皇帝溥仪，再登上皇帝的宝座。当气势汹汹的张勋，在徐州集结起他的辫子军人马，准备杀回北京的时候，北京城里，早已纷纷传说，野蛮而又愚昧的张勋辫子兵，就要开进北京城里来了。北京城里的老百姓，早就知道辫子兵是没有纪律的部队，假如他们闯进北京，必然要到居民家里骚扰，如果这样，妇女和年轻的女孩子的安全，就失去了保障。况且，谢葆璋一家和杨子敬先生的政治态度，都是拥护共和的。所以，谢葆璋决定，先把妻子儿女送到烟台去，暂避一个时期。
这样，十七岁的少女冰心，就与母亲和弟弟们一道，第二次到了她童年时代生活的地方——烟台。
冰心当然十分愿意回到她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大海边去，况且能够坐在她一向喜欢的大轮船上，沿途领略大海的风光，这应该是一次十分惬意的旅行。然而，不，这次旅行简直象逃难，因为无数的家庭都把张勋的辫子兵看得象瘟疫一样地可怕，都想尽快地离开北京，所以，从塘沽至烟台的轮船非常拥挤。军学司长的家眷，竟然只能坐在闷热的货舱里，与许许多多逃离北京的人们拥挤在一块儿，度过了几十个小时的窒息、炎热、黑暗的海上生活。
等到轮船终于抵达烟台港时，冰心赶紧走出货舱。迎面立刻吹来了徐徐的海风，大海，又一次在这位海的女儿面前，展现出自己神奇而又美丽的容颜。冰心望着她久违了的大海（她已经离开这里五年了啊！），深深地呼吸着拂面的海风吹送过来的大海特有的气息，感到无比的馨香和亲切，仿佛在货舱里忍受了几十个小时的炎热、窒息的气息，都被这清凉的海风吹得无影无踪了；货舱旅行带来的郁闷和失望，也被这蔚蓝色的海水洗涤尽了！她面对着自童年时代就无比熟悉的大海，内心里轻轻地向它诉说着：大海啊，你的女儿又返回到你的身边来了。
谢葆璋的老朋友、现任的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曾恭甫，正在码头上等待着他们一家，并把他们母子五人，安置在从前他们住过的房子的西半边。
冰心又住进了她童年时代住过的房子，她又可以象她儿时那样，随时凭窗眺望大海的丰姿，或者到海边的沙滩上去玩耍，去散步了。所不同的只是，过去的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而现在，已经是一位十七岁的大姑娘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长大，她觉得，面对着的自童年时代就很熟悉的大海，还有沙滩，山峦，灯塔，等等，似乎与过去的它们相同，却又似乎与过去的它们有了一点儿不同。因此，在她的十七岁的心田里，就引起了许多的感触：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又不同。倾斜的土道，缓缓的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的拍着海水儿时的朋友啊，又和你相见了！
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立着，海波还是粘天的进退着，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种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的太近了，凝神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飘起来。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次来心境已变了，再往后如何？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了童心的人，不让我再来了。”①
①冰心：《往事·八》
冰心非常愿意在她热爱的大海边多住些时日。但是，暑假就快结束了；而且，张勋复辟的丑剧只演了十几天，就匆匆地收场了，辫子兵被赶出了北京，象走马灯一样的，北京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共和政体。由冯国璋任代理总统，段祺瑞
任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政府，执掌了政权。所以，冰心这次只在烟台住了不长的时间，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就与母亲、弟弟们告别了父亲的老友，告别了过去的老屋，乘船离开烟台，又回到了北京中剪子巷十四号的家中，准备上学去了。
冰心在贝满女中求学的这几年，正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时期。当时，思想界的那些勇敢的领袖人物们，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鲁迅，等等，都在这几年里，陆续地从国外回到了国内。他们立志要从启蒙青年的思想入手，于是，便开始大量向中国青年介绍外国进步的思想和文化。同时，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勇猛地向传统的封建教条及僵尸一般的偶像，发出了声讨的檄文。
他们都是当时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和有识之士，用后辈人的眼光看，也可以说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他们为了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状态，都在热诚地向国内引进西方的哲学、法律、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学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掀起一个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或法国启蒙主义那样的运动。
现在的青年读者们也许都知道，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学生，开始走出国境线，到外国去求学。据我国赴美留学生在本世纪初创办于美国的《中国留美学生月刊》披露的数字，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5年，在美国的专门学校及大学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了一千二百人。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之后，这些留美学生，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爱国热情，《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十卷六期发表了以《我们的责任》为题的社论，向留美同学发出了热血奔腾的呼吁：“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中国现在需要能干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更为迫切。因此，我们的责任十分简单——回国去！”几乎与此同时，在本世纪，我国赴日留学生人数也在急剧增长。根据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的统计，到了1906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已经有了一万三千人。这些留日学生中的不少人，回国后都成了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极大。陈独秀青年时代在杭州求学时就攻读法文，后来又去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