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警察海岩-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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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马三耀面向刑警们说：“咱们的会也该结束了。大家也都够困的了，不过，把困劲儿攒足了一块儿睡倒也更过痛。你们先休息一下，吃点儿早饭，呆会儿上了班，我跟王玉山上局里汇报，老武，你和小李子根据咱们这个会研究的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老程、小柳抓紧把对杜卫东的审查结论写出来，争取上午能拿到看守所给杜卫东看了，然后释放他，你们先把释放通知书和释放证明书填好，我上局里汇报之前好批一下。还有什么要作的？就这些，大家赶快办吧。”
大家纷纷站起来，走了出去，王玉山收拾着桌面上的材料，马三耀忽然叫住了他：“王玉山，调资办给我写的鉴定还在你那儿吗？”
“在，等上班我就还给他们，最迟今天就得报到局里去了。”
“你拿来。”
“怎么，你不是说不看了吗？”
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转脸对周志明说：“谢你还是要谢的。怎么样，这个案子得重新查起了，你现在在五处忙不忙？来跟我们一块儿干吧，我去找你们老段借你来行不行，说不定还真能搞出个窃密来。”
王玉山把取出的调级鉴定材料递给了马三耀，马三耀没看，味——一声，把材料撕个两半，摔进废纸篓里去了。
“这是干什么？”周志明被弄得一愣，“用不着嘛。”
“人资有自知之明。”马三耀挥了一下手，“这一级不要了！”
他扔下周志明，顾自走出了屋子。
周志明是怀着一种得失相间的矛盾心情离开刑警队的。作为一个侦察员，他觉得自己没有白干，不是个废物，成功的喜悦一跳一跳地直冲心口。可是对马三耀呢，他那个二十几年无错案的显耀纪录，却被这半路上的一闷棍打断了，将要到手的升级也打飞了！马三耀的脾气他知道，这一级是绝不会再要了。作为朋友，他又有点儿难受，甚至觉得欠了马三耀什么情分似的，其实欠了什么呢？
对了，该去西夹道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大爷、淑萍他们，他心里闪过这个念头，旋即又打消了。算了，这种人情好事，该让给马三耀去做的。看看表，还早，路边的副食店刚开门，他进去转了转，看见有活鸭子，买了一只，高高兴兴地回太平街来了。
然而，高兴之后，心里又茫然。上午陪着来阿姨看病就忘东忘西、神不守舍，在透视室甚至还拿错了另一位病人的透视单子，结果弄得来阿姨一看到单子上写着“肺癌待查”四个字的时候，差点儿没背过气去。他心里的结子又沉重起来，“真正的罪犯是谁呢？”
他没有想到，两天之后，案情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进展——一个检举人出现了！
、）水色的上海牌轿车从灰色大门里疾驶而出，车轮微微跳动着，在干卷的枯叶上轧过，发出一串劈劈剥剥的响声。
透过弧形的风挡玻璃，周志明的视线漠然地投向路边一闪即逝的建筑物，脑子里慢慢清理着自己的思绪。
11·17案结论的推翻，杜卫东的冤情的洗白，使他在两三天之内声蜚全处。关于他和刑侦专家马三耀争论的始末，也演绎成各种版本的故事，在各科室不胜而走，成为人们扯闲的话题。正式的和玩笑的赞扬纷纷灌进他的耳朵，有得体的，听了还坦然；有言过其实或者没正形的，却叫他如坐针毡似的不安定，直到陆振羽拍着他的肩膀，说了那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以后，他才明白自己是被人彻底地误会了。
“人哪，要打算一辈子不默默无闻，打算有点儿什么成就的话，光靠勤勤恳恳不行，总得爆出些引人注目的声响，给别人留点儿不寻常的印象来。”陆振羽做出一副深得此道的神态说：“不管到什么时候，人们一提起你，首先能想起来的，还是那些不同凡响的印象。就像咱们纪处长、段科长，他们在侦察系统的名气，还不就是叫五十年代那几起大案带出来的？这就叫老本儿，老本儿！知道吗？反正你小子这下算抄上了。”
他摇摇头，未加解释地苦笑了一下。许多人把出人头地视为乐事，他却不，从心眼儿里不想嚼这个蜡。也许只有那些蹲过监狱，或者在其它什么阴山背后趴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一个倒霉蛋在转运之后的那种不求闻达，但求默默的心理状态和战战兢兢地做人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心理状态和处世哲学在他身上，几乎成为一个固定的性格侧面了。坐监狱那会儿，在田保善这帮家伙的压迫下，他并没有一时苟全，而是拼命地争斗过。现在出了狱，他倒常常反而希望能与世无争地过日子了，什么事儿都别锋芒太露，宁可示人以无为，即便是在盛极的时候，也不要失去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不能有一丝忘形，如今的世界大概真像萌萌所说的那样，得意洋洋的人总是让人讨厌的。
可是，看到那些不管就容易毁误的事情，他总憋不住还要去管，这也许是一种双重人格吧。
这回，就算是“抄上了”吧，给马三耀挑的这个“刺儿”是挑对了。可现在冷静地自省一下，他仍然觉得自己那个死认真的脾气是个坏毛病，这毛病是他性格上的另一个侧面，肯定会有人看不惯，以为他是想爆出点儿不寻常的声响来呢。可这毛病也是难改呀。
汽车在红灯路口停下来，随着一阵呛人的烟气，坐在后排座上的大陈把脑袋探了过来。
“科长，是怎么样个检举人，纪处长在电话里没提吗？”
段兴玉手里把握着舵轮，眼睛注视着前方，一动不动地答道：“没提，他在局里开别的会，大概刚才刑警队打电话向局里汇报这件事，马局长就说叫我们五处出面同检举人谈一谈，纪处长在电话里只交待了这么多。”
陈全有把身子往后一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卷儿，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个盗窃案件，为什么让我们插手？难道真有可能是政治性的？”
“怎么没可能产‘坐在他身边的严君说道，”江总工程师的笔记本里掉出来的那个小条子就很可疑嘛。咳咳！“她连连咳嗽了几气，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你少抽几口行不行？“
“也说不定那字条是老头儿自己无意中弄掉的呢。”大陈把烟扔进烟灰斗里。
“和检举人谈完了再看吧，”段兴玉轻轻松开离合器，汽车穿过路口，“谁知道检举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又说。
汽车开进刑警队的院子。
他们先到办公室里，段兴玉看了检举人和马三耀谈话的记录，然后他们四个由马三耀陪着来到了刑警队的群众来访接待室。没进门的时候，马三耀在周志明的脖子上轻轻拍了一巴掌，小声说：“这人你认识。”
认识？谁呢？他肚子里打了个问号。果然，一走进那间陈设简单的接待室，他还没看清检举人的脸就认出了那身很刺目的黑色小西服。
施季虹也看见了他，抢先和他打招呼：“噢，你也在这儿呀，原来你是干这行的。”
他笑着点点头，没说什么。
经过马三耀极简短的互相介绍，他们和施季虹面对面坐下来。
施季虹坐在一把款式陈旧的高背木椅上，显然对这类场面很不习惯，有点儿局促地对马三耀问道：“怎么着，是不是要把刚才同你谈过的跟这几位再谈一遍？”
段兴玉翻弄了一下刚才的谈话记录，很客气地对施季虹问道：“被检举人是你的未婚夫，对吧？”
“是我的男朋友。我们认识很久了，啊，他知道。”施季虹用手指了一下周志明，随即更正说：“我不是检举他，我只是向你们反映一下那天晚上我所见到的情况，究竟是不是他，那要靠你们调查甄别了。”
“你为什么没有在案发后立即报告，而要等到今天呢？”段兴玉的问话是很尖锐的，语气却依旧礼貌温和。
施季虹已经开始从局促中松弛下来，恢复了争时那种雍容自持的态度，像外国人那样耸了耸肩膀，两手一摊，说道：“我知道你们会这么问。怎么说呢？其实那天夜里我完全是偶然的失眠，也完全是偶然地走到窗前，又无意地站在那儿往窗外看。当时，我还以为见了鬼呢，或者是看花了眼。要知道，这些年我和他常常在一起，会不会是由于一种生物电流的作用使我把一个在夜深人静翻过江伯伯家窗子的贼看成是卢援朝了呢，我想大概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当时可真把我吓坏了，钻进被子一宿都没睡好。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跑到窗边去看看，江伯伯家的窗子都好好的，所以我想那天晚上看到的卢援朝，也许就是我自己的幻觉，一种神经质的臆想吧，或者是我梦游了？哼，反正我没再把它当回事。那几天我也特别忙，我们歌剧院在排歌剧《货郎与小姐》，我是演B组的阿霞的，我这是头一次参加专业演出，歌剧又是艺术上的重工业，难度特别大，像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就得刻苦点儿，呕——噢，我把话扯远了吧？我想那几天我们是搞什么来着，对了，那几天正赶上合乐、舞台合成，所以我每天都是很早就到剧场去，很晚才回家，回家就在自己屋里睡觉，结果一直没有听说江伯伯家被人偷了，我是直到你们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而且我还知道因为那天下午我去过江伯伯家，所以也成了涉嫌人的。那两位民警同志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看见的那个像卢援朝的人，可是，我没跟那两位同志说出来。因为我就是在月光下面看了那么一眼，谁知道难不准呢？我没把握就乱说，那不成了诬陷吗？当然，我没说出来还有另外一条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是个贼。
后来，大概没几天，又听说这个案子破了，小偷就是那天在江伯伯家修管子的那个工人，所以我也就没再把这档事放在心上。昨天下午，突然又听说那个人抓错了，真正的小偷还没抓到“
施季虹沉默下来，段兴玉没有催问，静静地等着。片刻，她又接着说下去，声音略略低沉了一些：“我犹豫了很久，我和卢援朝认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相处，虽然够不上一部罗曼史，但可以说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当然，挑剔地看，他并不是我的理想中人。他的兴趣很狭隘，性格也赚呆板了些，可他有他的长处。他不是个没主意的人，脾气也不错，而且我们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了，彼此还挑什么劲儿呢。我们本来是计划春节结婚，家具都打得差不多了，懊，对不起我又扯远了。唉——！”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实话，我来你们这儿，是经过痛苦的犹豫的，从感情上讲，我真不愿意失去他。”
施季虹在说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脚尖。这时，她又把话头停住，像是说得疲倦了似的，做了个重重的深呼吸。马三耀借着这个暂短的停顿，直截了当地插问了一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促使你站出来检举他呢？”
“我害怕，我放不下心去，我不能同一个盗窃犯同床共枕地过日子，假如那天我看见的人果真是他的话。”施季虹微微仰起头，声音抬高了一些，但有点儿发抖，“我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结婚，让怀疑和恐惧折磨一辈子，所以我下决心来找你们，我相信公安局一定能把这事搞清楚的。如果真是我看花了眼，那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和他组织家庭了。我想他是会谅解我的。如果他真的犯了罪，那我对这样一个人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她停住了嘴，足足有一分钟的光景，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段兴玉轻轻地按压着手指的关节，打破沉默问道：“你到我们这儿来，和你父母谈过吗？”
“我父亲去北京开会，前天上午就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想到会到这儿来呢。至于我母亲，我怕她精神上一时受不了，所以也没告诉他。不过，如果卢援朝真是那个小偷的话，她迟早会知道的。”
段兴玉又拿起那份谈话记录翻看着，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他手上的纸哗哗响。作为刑警出身而又半路改行搞反间谍的周志明最清楚，五处的案子和刑警队的不同，案情常常复杂而微妙，前途也多变难测，非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所以，搞反间谍工作的人多长于谨慎。比如像现在这样的谈话，要在刑警队，常常是七嘴八舌地问话，而五处的习惯，除了在场身份最高的人主谈外，其余的人是不乱插嘴的。哪些先谈，哪些后谈；哪些深谈，哪些浅谈或不谈；以及用什么方式和口气谈，这些个谈话的路数和技巧，主谈人自有腹稿。别人插嘴插多了，不但容易搅乱他的逻辑思路，而且插话的过与不及，都非所直。所以这时候，他们几个都缄封了口没有说话。
段兴玉的眼睛从材料上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