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警察海岩-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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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得厉害？”周志明问。
“呜——，不，我不是人，不是人！”杜卫东晃着脑袋，声噎气断地哭着。
上工之前，丁队长被周志明找来，看了看杜卫东的胳膊，板着脸把田保善狠训了一顿，走了。没一会儿又领着于中才回来，于中才又把社卫东的两条伤臂上下审视一番，目光凶狠地在每个犯人脸上环视了一圈，没说什么，只是叫厂里的三轮小“东风”把杜卫东送到总场医院去了。
捆伤了人，田保善没有受到任何制裁，照样神气活现地在工地上发号施令，故意做出满不当回事的样子。周志明果然又重操！日业，推起了小车。不过这次和他搭组的犯人没敢给他车上过量装载，装多一点J［他也不客气地拿铁锹给铲下去。跟这帮人不能太老实，不能摆出一副受欺负的架式来，该犯混也得犯混！他让自己像块烧红的铁疙瘩一样灼然不可侵犯！
晚上，在厕所里，他见左右无人，便悄悄对卞平甲说：“老卞，我要写材料告他们！”
“告谁？”
“告田保善。”
“我看你消停着吧，他们饱狗饿狗乱咬一通，你犯不着掺和进去。”
“这难道是我们共产党的监狱吗！简直成了他们为所欲为的小天下了，这是犯法，我非告不可！”
“哼，告他也白搭，田保善当杂务是于教导员‘钦准’的，他还能自己扇自己嘴巴？”
“我可以越级告，往总场告，往劳改局告，犯人是有这个权利的。我们联名告怎么样，我负责写。”
他用鼓励和期待的目光望着卞平甲，卞平甲的头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总场也不行，你告到哪儿也不行，到时候还不是把你的状纸转回来请原单位解决。去年来了位新场长在这儿搞整顿试点的时候，就想抓个犯人打犯人的典型，结果怎么着，典型没抓成，连那个整顿试点都给批流产了。要我说，咱OJ一个犯人，身外之事少管，慢慢熬自己的刑期，熬到头走人。”
卞平甲不肯和他联名，他没有生气，甚至觉得这事儿本来就该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要别人勉为其难。卞平甲的规劝，他自然也听不进去，既然不屈服这个环境，不屈服这些个混蛋们，木使自己随波逐流地堕落下去，就不能仅仅像卞乎甲那样洁身自好。他横了一条心非告不可，发下的一元五角零用钱全买了信纸和手电。夜里，犯人们呼喀呼喀地睡着了，他路在闷热的被子里，在手电筒的微照之下，写起来，汗，把被子都湿了
他坚信，四两正理能压千斤邪！
肥万云家的小屋里已经有许多天没有听见笑声了，日子垂头丧气地过着，嚼不出一点儿快乐来。一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一类广播时，一家人便相顾无言。最近几天，在沉沉不起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些不安。
最让来凡不放心的是大女儿季虹。941厂作为全市的重点单 位已开始了大清查，像季虹这类老走资派的子女即便什么事也没 有，也是当然的涉嫌对象，何况她在广场事件中又是那么活跃呢。 前些日子，安成被停职办了学习班，谁能保险他不会为了保全自己 而牵连别人呢？这几天，季虹每晚下班回到家，宋凡便先是紧张地 观察着女儿的神态，继而又忐忑地询问着她在厂里一天的吉凶，如 同惊弓之鸟一般。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和丈夫都被揪斗隔离的那阵子，似乎也不像现在这般惶惶木可终日，那会儿是群众运动，大轰大嗡，反正一切都是乱的，而现在却截然不同了，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性，十一广场上的闹事当然也得以此类推。季虹若是真给查住，那就是“正式”的反革命了，木但她一辈子翻不过身来，做父母的也难躲一顶“背后操纵教唆”的帽子，真要那样，全家怕要永无宁日了。
昨天，季虹下班回来，总算带回一个叫人宽一口气的消息，安成从“走读”学习班“毕业”了，虽然尚未正式宣布恢复工作，但显然已经度过了审查关。下班的时候，季虹在工厂门口碰见了他，他用难以察觉的动作颔首同她打了个招呼，似乎是暗示一切平安，她则把自己的心领神会连同潜意的感激全都安置在一个隐约的微笑里了。
“安成这人很成熟，他当然不会乱说的。”宋凡捧着一只热水袋议论着，看了女儿一眼，又问：“卢援朝一直没出什么事吧？”
“他？哼，书呆子，一贯不关心政治，谁会怀疑他，再说，他只是去广场看了看，又没抄诗又没贴诗，他有什么事。”季虹说。
“唉——，”宋凡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好多天没来了，大概也是害怕了。不过，这一段彼此还是少来往的好。看江一明，就比较懂事，这些日子一直大门不出，避嫌嘛，省得人家背后说三道四，疑神疑鬼。倒不是我们有什么事不可示人，就是犯不着让某些人捕风捉影地乱说。”
“哼！”施季虹愤愤地哼出一口气，“又跟前几年文化大革命似的，搞得人人自危。批邓，转弯子，说人家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谁服呀！反正现在人们也皮了，叫批就批，哄事儿呗！”
宋凡一听到女儿这种大大咧咧的腔调就有点儿发急，“小虹，你这张嘴呀，没深没钱的，以后非出事不可，人家准会以为这些都是你爸爸的观点。”
施季虹瞥一眼低头默坐的父亲，不吱声了。
这些日子，施万云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默，心境十分抑郁，脾气也格外不好，整天不是垂着头便是板着脸。当着孩子们的面，他对十一广场事件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被镇压，没有表示出半点不满情绪，甚至还言不由衷地批评过季虹的牢骚怒骂。
“你太偏激了。”他对女儿说，“要是都像咱们那样真心悼念总理，当然是好事，可在天安门广场上又烧又打，性质就变了嘛，咱们十一广场上不是也有人乱来，要冲这儿冲那儿的么？坏人还是有的，，干嘛要这么说呢？是为了怕季虹在外面胡说出什么出格的话，给她的激愤泼一点儿冷水呢，还是为了宽慰自己那颗被惶惑和疑虑弄得快要破碎的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常常陷入很深的孤独感中，觉得自己像个远离母亲、孤立无援的孩子，迷途的恐惧使他战栗得痛苦万分。
“党啊，毛主席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老了，跟不上了吗二，，宋凡这些天也常失眠，使她辗转反侧的倒并不是如同丈夫那样痛苦焦虑的思考。她只是觉得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年政治生活的大波大折，自己的神经已经越来越虚弱，再不想折腾，也再担不起惊吓了。她已经想好了，反正她所在的那个出版社是个撤销单位，人员还都闲着等分配，大概再等几年也不会有人来管，那时候她也就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像现在这样，和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地享天伦、度晚年，这对任何人都算不得是一种奢想。可眼下似乎又是一个不祥的关口，真是多灾多难。现在就只能巴望着虹虹不出意外了，她常常自我宽解地往好处想，”这股清查风也许就快平息了吧。“
但是，萌萌，她一向没有去操心的小女儿，却突然提出一件事情来，把她，也把全家都震惊了。
这一天吃罢晚饭，萌萌把桌子收拾干净，洗罢了碗筷，站在她面前，扭捏了一下才说：“妈，给我点儿钱行吗？”
她觉得诧异：“你身上木是还有钱吗？”
“我，想多要点儿。”小女儿吞吞吐吐的口气使她警惕起来。
“你想买什么？”
萌萌的话自然也引起了父亲和姐姐的疑惑，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她。
“我要去看志明。”萌萌的口气一下子变得果决起来。
“看谁？”宋凡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疯话！你到哪儿去看他。”
“我打听了，他现在在自新河农场呢，我要去看他。”萌萌的坚决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你胡来！”宋凡叫起来，她觉得萌萌的想法简直是匪夷所思。
施万云这一刻也觉得女儿的决定完全是荒唐的，禁不住插嘴说：“自新河，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是劳改农场，是监狱。再说离南州几百里远，偏僻极了，不是你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嘛。”
施肖萌自从那次参加了全市公审大会以后，这个强烈的愿望就占满了她的心。她悄悄四处打听周志明的下落，去西夹道问过邻居，去派出所问过民警，连公安局的接待室她也去过了，结果一无所获。直到昨天她木得不又使用了那个严君不让她打的电话，才算知道了他的确切行止。家里的反对是早在意料之中的，所以她的脸上毫无退缩的意思。
“我主意定了，非去。爸爸，妈妈，你们给我一点儿钱就行，只要二十块。”
“不行！”宋凡咬死了口，“你凭什么去看他，你算他什么人？我身体不好你知道不知道？还要气死我吗！”
施肖萌的眼泪夺眶而出：“妈，他和我什么关系，你问我？那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他的，你，你，现在人家一倒霉，你就这么绝情！”
施季虹觉得妹妹实在是个未经世事的孩子，脑子里还存着这么多浪漫得近乎荒诞的梦想，本来想讥讽几句，现在见她真的动了感情，便改用一种委婉的口气劝导说：“萌萌，这不是绝情不绝情的事，周志明究竟犯了什么罪，你完全了解吗？我知道，我知道，包庇广场事件的反革命，那不过是明面上的罪名，其实详细内幕你也不了解，你忘了上次在咱们家他对广场事件的态度了吗？我估计一定是他干了别的坏事了，要不干嘛一判判了十五年？且不说你们原来就没确定关系，就是定了，为这么个全不托底的坏人，值得去殉情吗？”
“好，好，别说了！”施肖萌抹了把泪水，“我不求你们！”
施万云皱着眉头，勉强劝说：“萌萌！你冷静一点儿，这木是几个钱的事，是政治问题嘛。
你爸爸，你妈妈，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允许你和一个反革命保持关系。你想为了那点儿卿卿我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吗？“
施肖萌痛哭起来，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撕开了，父亲、母亲、姐姐··在这一瞬间，亲人们的脸都变得那么疏远陌生、那么冰冷可怖，她抬起泪痕道道的面孔，盯住了父亲。
“爸爸，你难道，难道一点儿不了解他吗？你不是说他是个有出息的青年吗？他现在是反革命，可你，你难道没当过反革命吗？他怎么没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嫌弃我们？”
女儿的目光像是哀求，却又那么固执；满含着可怜的泪花，却又包蕴着一丝怨恨；声音抽噎断续，却如重锤砰砰地叩击着施万云的心，那常在不眠之夜袭来的惶惑又笼罩在他心头。
他垂下眼皮，避开女儿针刺一般的直视，好半天，才用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声音轻轻叹了口气：“好，你大了，你的终身，自己做主吧。”
但是宋凡依然毫不让步，一连三天，天天盯着小女儿，连上街买菜都陪她一道去。肖萌虽然一直闷闷不乐，少言寡语，但也再没重提去探监的念头，宋凡也稍稍松了口气，她想那天晚上孩子不过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心气平静下来也就完了。到了第四天，她的腰疼病又来了一次小小的发作，悟着热水袋路在床上，只好让肖蔚一个人出来买菜。
肖萌随便买了点儿黄瓜、西红柿，便从神农街把口的菜市场出来，她并没有马上拐进自家的胡同。站在路边踌躇少顷，过了街，乘上了一辆从南往北开的公共汽车，坐了三站路，在校场口下来，往东走了几十步，进了那家全市最大的信托商店。
在收购部的柜台前，她摘下腕子上的手表朝里递过去。
“委托呀？”一个年逾半百的老营业员看了看那表，又放在耳边听了听，说：“这表可卖不了多少钱。”
“您看值多少钱就给多少吧，我急等用钱。”
“这表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有发票吗？”老营业员从花边眼镜后面透过怀疑的目光。
这块半旧的“上海”表原来是姐姐的，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就更新了块“梅花”，这只“上海”便传到她的手上。至于表是何时所买，发票是否还在，她都说不出。
老营业员想了想，招招手对她说：“来，你跟我到里边来，商量商量值多少价。”
她跟着他走进柜台后面的一间屋子，老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