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 许春樵-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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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无路了。舅舅坐在那张仿冒的真皮沙发上对我父亲说：“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而是我不能帮这个忙，全县有多少家庭困难、工厂效益差的职工，如果有权有后台的都解决了，老百姓怎么看我们。一个领导干部失去民心了，权力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舅舅的一通大道理说得我农民父亲哑口无言。
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后，跟父亲大吵一仗。
吵完后，我就背着一卷行李到省城来谋生了，转眼已是十二年过去了。
我从此再也没见过我舅舅，也不想再见到他。
耿伟强是个预言家，我舅舅郑天良在副县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二年，原地踏步，中途还到三省交界的王桥集经济实验区当了两年副县级的管委会主任，这足以说明他确实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舅舅居然连性命也被淘汰了，这让我很是糊涂，他怎么能和腐败挂上钩呢，受贿索贿的钱比胡长青还多一百多万，而且还有七八个情妇。
我不相信。
于是，我决定回到老家合安县去调查了解事情的真相。看能否以我舅舅为素材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混点钱买口饭吃。
长途公共汽车汽车开进合安县城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
县城变阔了，楼房一幢挨一幢地站在秋天的阳光下，楼面墙壁上贴满了瓷砖和一些广告宣传画，宽敞的马路两边不切实际地栽种着美人蕉和郁金香等名贵花木，一些带有县城特色的鸡和狗还有拉着车进城的毛驴很轻松地在名贵花木中乱窜，这种感觉颇有点像一个跛子穿一件时装在T 型台上很自负地扭着屁股走“一”字步。我舅舅的声音和形象已经从这座繁荣而夸张的县城里彻底消失了，农药厂也早已被人们遗忘，也许还有一些残留的农药味还保存在县志的某一页里供后人们凭吊，就像人们需要缅怀一位死去的祖先。八年前我回来还我母亲看病借的债，老谢死于车祸，看大门的临时工杨大爷回到了乡下已是下落不明，耿伟强的公司也转移到了市里，没见着几个熟人。此后，我每次回老家看望父亲都是坐车在县城下车后立即转车去乡下，我和这座县城之间像两个相互厌恶的仇人，除了乡土情结外实际上已没有任何联系。
这么多年，我没有混出个人样来，所以也从来没有衣锦还乡的体验，每次回老家，我都有一种小偷在夜深人静时溜回家拿一两件御寒棉袄一样的别扭。
这种感觉在今天变本加厉。我对了解舅舅郑天良被枪毙的全部真相信心严重不足。于是，我决定先回到老家看看老父亲，先了解一些舅舅在乡下的经历。
天气预报说从北方来的一股冷空气提前抵达江淮之间，风声一阵紧似一阵，乡村公路两边的大叶杨的叶子在风中纷纷飘落，田野里的水稻已经全部收割干净，于是满目枯黄的色调一直铺陈到我视线的尽头。
一个在生活中倍尝失败的人是无法在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报纸电视上手舞足蹈的，当他连自己的晚餐都不知道在哪里时，他肯定拒绝一切的脂粉和口红。我眼中的秋天一败涂地。
父亲的腰已经彻底弯了，他佝偻着腰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在晒太阳，秋天的阳光落在父亲枯萎的脸上，折射出一种劫后余生的惨淡。母亲死后，父亲的精神和身体都垮掉了，每年靠我寄一些钱回来买油盐和劣质烟卷。我看着苟延残喘的父亲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腿脚残废的木椅子上眯着眼睛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心里像被一把刀子捅了进去，我听到我心脏里鲜血哗哗的声音。我给父亲买了一件过冬的棉袄和一条“天堂”烟，父亲迟钝地伸出了青筋暴跳的手接了过去，没有一丝激动，他似乎已经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跟他说起舅舅被枪毙的事，他好像听到一百多年前被枪毙了一只蚂蚁一样无动于衷。我问起他舅舅当年在乡下的情况，父亲抬起粗糙的手抹了一把鼻涕，然后用沙哑的嗓子有气无力地说：“你舅舅二十六年前是村里的一个兽医。”
隔壁的林福海见我回来了，就过来串门。这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健谈的五十多岁的汉子，他知道我要了解舅舅郑天良，眉飞色舞指手划脚地说了整整一下午和一个晚上，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我递给他的香烟，在叙述过程中多次说到：“你舅舅要是在乡下当个兽医，肯定早就盖起了楼房。”他颇为自豪地说，“乖乖，郑天良那兽医的手艺还了得，什么瘟猪瘟鸡到他手里打两针全活蹦乱跳了，骟牛卵子更是一绝，他人不知鬼不觉地往牛屁股后面一站，突然手往牛腿裆里一伸，两个牛蛋就骟掉到手掌心了，真神了。牛蛋一跳一跳的，滚烫的，炒了下酒，过瘾！”
林福海说当年他跟我舅舅还是拜过把子的干弟兄，两人关系可好了，只是舅舅当了官后，才慢慢地少了来往，林福海说：“不过，我每次去县城，只要遇到他，肯定请我到他家喝酒。郑天良可是个规矩人，从小就很本分，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贪官。肯定是有人陷害他。说老实话，当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都有人陷害，陷害一个副县长还不容易。二十多年前我劝过他，叫他不要当官，骟牛卵子是个好手艺，他不听，这不把命都给搭上了。”林福海长长地叹了口气，烟雾在他的脸上破碎。
林福海漫长的叙述逻辑比较混乱，而且掺杂了许多个人情感，为了使故事流畅，我决定以我自己的叙述方式客观地再现我舅舅在乡下的生活经历。
先说村西头伏牛岗上的玄慧寺。
玄慧寺始建于唐天宝九年，据《合安县志》记载，修寺庙的是一个唐天宝年间的合安县令周纯法，周县令因利用职权私贩食盐败露而遭朝廷革职为民，做了老百姓的周县令就利用关系公开做起了贩盐的生意，还在县城经营了典当、茶叶、竹器等生意，聚万贯家财，娶了四房姨太太，五年后又花钱捐了一个州官，卷土重来重返政坛自是春风得意，县志中说：“忽一日，纯法酒酣，醉卧藏春阁，一梦幽帘，见佳丽如云，但无血肉之躯，形影缥缈若气之浮光。即时绯幔徐起，见一老者衣衫褴褛，执其手腾云驾雾，数万里江山，指点迷津，曰，‘天长地久长久做善男信女，物是人非是非听晨钟暮鼓’。纯法梦醒，顿悟，遂倾其家产馈予贫民，留其余择城东三十里伏牛岗，建玄慧寺设坛诵经拜佛，四十余年不出山门，无疾而终，圆寂入瓮，焚身见舍利子百二十余粒，为世所罕见。”
玄慧寺曾在明景泰、清道光年间两次毁于战乱和天火，洪秀全太平军路过合安时天王在玄慧寺驻扎月余，当年曾有九十九间半庙宇矗立在树木葱茏的伏牛岗上，到解放大军作为渡江指挥部的时候，玄慧寺只剩下二十四间，文革时，生产队拆了寺庙的砖头木梁建猪圈，在族公郑九爷等几个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们拼命保护下，玄慧寺也只剩下四间破烂不堪的正殿，漏风漏雨，行将倒闭。那副千年绝对“天长地久长久做善男信女，物是人非是非听晨钟暮鼓”也下落不明了。
之所以我要花如此多的笔墨叙述玄慧寺，是因为玄慧寺千百年来是村里人们祈福避祸的祭坛，是一种生命延续的象征，是冥冥之中主宰历史和决定命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志。我舅舅就是在玄慧寺出生的，他被枪毙后村里许多老人认为这与我舅舅多年来不支持不拨款重修寺庙有关。林福海也基本上同意这一观点：“确实，我是死活也不相信你舅舅是个罪人，也许这就是报应吧！”
我舅舅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生的，那天晚上天气非常冷，外婆由于难产在家里疼了两天两夜，四乡十八里来了六个接生婆都说大人小孩都保不住了，这是孽障胎，赶紧准备后事，三十八岁的我外公哭着连夜请人来割棺材。林福海父亲说伏牛岗上玄慧寺里刚来了一个外地逃难来的女人好像会接生，还有纱布和红药水。村里的人七手八脚地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将我外婆抬到了玄慧寺。逃难来的年轻女人细皮嫩肉，凄艳而美丽，她看了看我外婆，问我外公：“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我外公跪在外乡女人的面前，哭着说：“我两个都要！”年轻的外乡女人很为难地说：“大哥，如果两个都保，可能一个都保不住。”我外公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当场晕了过去。郑氏家族的人连夜开会，经家族全体会议研究决定，“留小孩！”因为我外公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生个男孩的话，我外公家的香火就算延续下来了。外乡女人让人立即将我外婆抬进禅房，郑氏家族的人全都跪在大殿里面对着观音菩萨像烧香念经。鸡叫三遍的时候，禅房里传来了婴儿尖锐的哭声，太阳在我舅舅的哭声中升起，我二十九岁的外婆在我舅舅的哭声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她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脸色苍白如纸。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那一天，寺庙外的鞭炮声响彻云霄，玄慧寺香烟缭绕，外公家大办酒席，流水席开了三天，族里的人都说菩萨显灵了。而我外婆却在当天一个见不得人的夜里被悄悄地埋了，门头上还插上了枯艾，怕死鬼我外婆再回到家里来，克了我舅舅的命。族公郑九爷在随同的陪伴下带着香火挑着猪头和年糕去玄慧寺还愿，并邀请外乡女人来我外公家喝喜酒。年轻的外乡女人清秀的脸上扭曲着巨大的愤怒，她站在观音菩萨的面前痛斥郑九爷：“孩子的母亲都死了，你们还有心思大摆宴席，还有一点人性吗？”郑九爷当然不知道人性是什么玩艺，就丢下礼品回去继续喝酒去了。
年轻的外乡女人站在三月的风中流出了眼泪，观音菩萨双手合十慈眉善目脸上弥漫着温和的笑。
年轻的女人在解放大军渡江的时候，在玄慧寺里帮着解放军救治伤员，渡江成功后，解放大军的一位首长要那个外乡女人跟部队一起走，外乡女人说，她要回上海找患肺病的哥哥去。她是上海人。
一九五0 年镇压反革命，那个年轻而美丽的外乡女人被县里来的几个戴军帽背长枪的军管会的人用绳子捆了起来，郑九爷发动村里的人都到玄慧寺跟军管会的人拼命，坚决不让带走外乡女人。一个身体结实的军管会的汉子手拎盒子炮向空中开了两枪，然后又用冒着枪烟的枪管顶了一下帽子，大声地说：“这个女人是国民党的军医，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是破坏新生革命政权的死敌。”
乡亲们被盒子炮镇住了，再也没有人往前冲。我刚满周岁的舅舅裹在外公的怀里像一只鸭子，他被枪声吓哭了。
外乡女人被五花大绑地捆走了。据交待，她是被国民党从上海静安护士学校征招入伍的，因为她害怕战争，就当了国民党的逃兵，落草在玄慧寺，她想等日子太平一些就回上海找哥哥，父母早就去世了，哥哥得了肺痨，没人照顾哥哥。这些供述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军管会很快就在县城红草湖边将她枪毙了，第一枪击中胸部，她倒在河滩上痉挛了好一阵，后来枪手又走到近处对准她脑袋补了一枪，才打碎头颅，淌出一滩血糊糊的脑浆来。那个女人叫江可馨，时年二十一岁。
这段历史对我舅舅的一生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首先他的生命是以外婆的的死为代价的，他的生命同时又是与玄慧寺和玄慧寺里的另一个女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将在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产生重要意义。
一九六0 年，我十一岁的舅舅郑天良上了镇上的初中，村里饿死了很多人，我外公也在一个夏天的黄昏一头栽在村食堂的锅灶边，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村里每天都在死人，村前荒凉的土地上新坟此起彼伏。树皮被啃光了，老鼠和麻雀也都吃光了，我母亲就曾告诉过我说，麻雀老鼠救过我们家的命，她后来一直都不愿响应政府的号召除“四害”，任麻雀和老鼠吃我们家的粮食和豆子。母亲那时已经嫁给了我父亲，外公死后，她经常设圈套将老鼠麻雀逮进笼子里，然后用盐腌咸，再烤熟送到二十里外的镇中学给我舅舅吃。冬天实在逮不到老鼠麻雀了，我母亲就到江苏去讨饭，寒冬腊月流着鼻涕沿门乞讨，过十天半个月，就将要回来的米和面送到学校去，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母亲走了一天才赶到学校，他在校门口见到我舅舅时，一头就栽倒在雪地里。我舅舅抱着母亲失声痛哭。这些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说过，每当说到这些事时，我就禁不住潸然泪下，我发誓要让母亲后半生过上好日子，可我母亲四十六岁的时候就死了。我至今不能原谅舅舅当年的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无法抹去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