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战争与和谈
清政府军备陈旧，战斗力落后，因此在仓促应战时节节败退。当时清军的练兵有名无实，只是虚应故事罢了，有时为剿匪或镇压起义，不得不从好几个营团中抽调人马，这就使得军营中士气低落，军心涣散，难以具备大规模攻敌制胜的作战能力。由于清兵训练不足，军纪松弛，他们平时对百姓作威作福，但在交战时则胆怯无能，一触即溃。
清朝的海军更是暴露了清政府的屏弱无能。清朝海军向来缺乏海上机动作战的能力。沿海各省的水师只是用来维持沿海某些地区的安全与秩序，而且由于各省制度不同，又缺乏远航及协调作战的能力，清朝的水师不过是一种海事警察部队而已。海盗们往往流窜各省海域以逃避水师的缉捕，而饱受海盗骚扰之苦的省份亦往往追之不及而徒唤奈何。清朝水师拥有的舰只始终很少，大约只有300 吨的总吨位和100 英尺的总舰长，在役人员不过100 ，大炮只有6 门，而此时商用帆船的承载量已达1000吨之多。这样的水师肯定是抵挡不了19 世纪的西方海军的。
英国为了惩戒清政府，派出一支人员只有几千但武备精良的机动部队。中国的战船还停留在弓箭加陈旧火炮的阶段，沿岸泡台亦装备落后，调拨不灵，面对叮以抗风、抗潮、配有救生筏和堡楼的英国战舰简直是不堪一击。结果英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攻下厂广州至上海各个沿海重镇。英国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海军优势建立起中外关系的新秩序。他们想在中国谋求一个商业基地，如香港。
在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林则徐的继任者皇亲琦善，于1841 年7 月与英军签订了和约，允诺割让香港、向英军赔款、重新开放广州。这个和议很快遭到清廷的否决，而中英两国政府态度均很强硬，遂使战事再次升级）1841 年5 月，该季度茶叶装船后，2400名英军袭击了广州，但获得日厌）万元赎城费后即撤去了军队。英军在撤至三元里时受到当地群众的袭击，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一次胜利，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标志中国人民现代意义上爱国精神的第一次觉醒。
在鸦片战争第二阶段，英军占领了厦门、舟山、宁波等沿海地区。1842 年春，英军援军到达，攻古了上海、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的镇江之后又进逼南京。清兵多方进行反攻，诸如停止中英贸易、调集广州地方团练、封锁河口港日、改造战船并从各省调兵增援，但均为英军所击败。1842 年3 月清军反攻宁波，但由于领导无方、组织不力加之军备落后，仍然遭到了失败，另一方面，负责守御的满洲八旗部队，尽管勇气可嘉、宁死不屈，但也未能逃脱溃败的命运。
新任英匡全权代表璞鼎查在英军大获全胜的情况下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满清政府为求自保不得不向英军求和。清朝的皇帝作为异族征服者的后裔，对“勾结外夷”的汉奸格外敏感。当时走私活动及香港的秘密会社也分外活跃。清政府感到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将会动摇其在中国的统治，因而有必要向英军做出妥协让步，于是道光帝另派一名宗亲省英向英军求和。林则徐的禁烟大业失败了。
《南京条约》
1842 年8 月29 日，看英与璞鼎查签订了《 南京条约》 。条约废除了公行对广州外贸业务的垄断，允诺施行“公正合理”的关税，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同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另外还向英国赔款2100 万银元。1843 年至1844 年又先后签订了《 虎门条约》 （1843 年10月8 日）、《 中美望厦条约（1844 年7 月3 日）及《 中法黄埔条约》 （1844年10 月24 日）。这几个条约都订有“最惠国”条款，使得英、美、法等国可以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由于中方做出了让步，这些条约都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不过，这种不平等的外交体系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实际上经过18 年的贸易活动和外交努力并最终依靠军事手段才得以确立起来。
《 南京条约》 等不平等条约只是中外关系发生逆转的第一步。五口通商后均设有英国领事馆，当地的英国居民均享有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不仅商人、传教士等人员可以享受治外法权，他们的财产、货物乃至其中国仆役也都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这样，西方及中国的商业活动就相对逃脱了满清官府的敲诈勒索。条约中规定的关税在原先基础上改为4 ％一10 ％左右。在自由贸易的旗号下，中方的贸易垄断和行帮制度（如广州的公行）都一并废除。顾盛（caleb cushing ）与首英签订的《 望厦条约》 规定，美国同样可以享受英国种种在华特权，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扩大。
下面为东亚各国于1842 年至1943 年与西方签订的儿项主要不平等条约：
起始 发展 废止
中国 《南京条约》（1842 年）及《虎门条约》 《望厦条约》（1844 年）
《黄埔条约》（1844 年）
《天津条约》（中英、中法、中美、中俄，1858 年）
《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
《辛丑条约》（1901年） 德国、奥匈帝国1919 年；苏联1924 年
1922 年《华盛顿协议》 后，
1930 年中国关税自治，中美、中英1943 年签订新的平等条约
日本 日本 日美、日英、日俄《 神奈川条约》 （ 1854年） 《 日美友好通商条约》 （ 1858 年） 1894 年日、英修正原有不平等条约；1899 年，外国领事裁判权结束；1911 年日本关税自治
越南 《 越法西贡条约》 （ 1862 年、1874 年） 《 顺化条约》 （1883 年）越南沦为法附庸国，中国于1885 年承认 1946年建立“法国自由同盟”； 1954 年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朝鲜 《朝日江华条约》（1876年） 《 朝美条约》 （1882 年） 1905年沦为日本保护国，1910 年被日本吞并；1948年成立大韩民国
五、通商口岸西风东渐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西风东渐，对中国的传统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而等清政府认识到这一点时已为时过晚。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曾编译《 四洲志》 ，此书后经魏源增补为《 海国图志》 。该书辑录了不少西方近代史料，并提出“以夷制夷”的主张。魏源的思想新旧参半，他在提出上述主张的同时，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而所谓夷之“长技”尤指西方的坚船利炮及练兵技术。“自强运动”便脱胎于这种思想，该派中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这实际上是魏源等人“经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孙子兵法》 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正好表明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不幸的是，中国太大了，士大夫们墨守成规、思想闭塞，对外界情况麻木不仁，因而西方的影响主要只是局限于香港等通商口岸地区。
商人与传教士
清政府拒绝了英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但实际上对上海以南沿海地区继续发展的鸦片生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除去广州等5 个通商口岸之外，当时还有10 个中外鸦片生意的半公开码头。当时中国吸鸦片的人越来越多。19 世纪50 年代，每年流人中国的鸦片高达五六万箱，比20 年前增加了一倍。美国的鸦片商，如旗昌洋行，以前从土耳其将鸦片贩至中国以与东印度公司争夺生意，如今可作为印度在华代办商而直接与怡和洋行或丹特公司一逐高下了。美国也和中国、英国、苏格兰及印度一样，通过鸦片生意而发了大财。中国开始在本国大量种植鸦片，后来便取代了从印度输人的进口鸦片。不过在19 世纪中页，几大洋行因其商船运送迅速且有武力保护，加之资本雄厚、设施先进，完全控制了中国的鸦片生意。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出口每年都超过1 亿磅，但赚得的钱主要都用在支付进口鸦片的费用上了。英国的纺织品等商品在中国的销路并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农民大多自给自足，往往并不富裕，他们自耕自织地生活，没有多少余钱去购买洋货。地处西欧一隅的英国商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一直坚信，只要每个“中国佬”的衬衣后幅多用1 英寸布，兰克夏郡的工厂就足以忙碌儿十年的。
几个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呈现出一种在有序竞争基础上产生的积极进取、富于活力的气象。上海和广州的商会下属大约有2 仪刃家商行，其中大多数为英美公司，它们在各个贸易领域内进行着优胜劣汰的商业竟争。不过5 个通商口岸与香港有所不同，它们都有英国炮舰把守，居民年龄偏低，人员流动迅速。这些地方也实行有序的商业竞争，加上广大的“异教徒”有待基督拯救的美好前景，便吸引了大批新教徒来华传教。不过中国对此反应冷淡，新教传教士们的传教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耶稣会于1773 年解散后，他们在北京的地位被拉撒路教派的法国神父所取代。在外地，清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钳制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从1801 年到1829 年，只有少数儿个传教团能深入乡村传教。此外便只有新教在华的开拓者马礼逊了，他在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自1807 年起便在广州传播新教教义。新教传教团（又称福音教派）是工业革命的精神产物，18 世纪时产生于英国及北美新英格兰地区。马礼逊成功地将《 圣经》 翻译成了中文。为增强与广州市民的亲善，他的同事于1818 年在马六甲创办了有名的英华书院。
首批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系受美国海外布道会（ 1810 年创立）派遣，于1530 年在广州登陆。他们创办了著名的《 中国丛报》 ，编者之一的威廉姆斯还编写了一本《 中国》 （1848 年），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了一家眼科医院，从此医学传教团亦进入了中国。后来威廉姆斯与伯驾及马礼逊等英国传教士一样先后从政为本国政府服务。不过，他们从政，主要目标仍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播福音，特别是通过梁阿发（1789一1855 年）等皈依者编写的宗教小册子进行传教。为了使福音广为流布，他们试着采用汉字注音（即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阪依者寥寥无几，不过数十名而已。
同时，罗马天主教会亦卷土重来，在中国各港口城市及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天主教传教团的保护者法国政府从清朝统治者那里获得了弛禁的保证（1844 年、1846 年），自此在华天主教士可以公开进行传教并且重建了一些教堂。通过建立在华级差会，天主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耶稣会于1814 年得以恢复，以上海徐家汇（徐保罗，即徐光启的家乡）为在华传教的中心，在中国教友的帮助下，和拉撒路会、圣多明我会等欧洲教会一样，儿乎在中国每个省份都得到了重兴。尽管传教在内地仍属非法，天主教会各派的传教活动仍比新教传教团争取到更多的信徒。不过，前者对中国社会构成的冲击也不像后者那么巨大。在华天主教传教士身穿汉装，并且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他们开办的学堂也不教授欧洲语言，而在华新教传教士则更为强调本身的宗教文化，并且更为直接地批判中国的风俗习惯及佛教、道教这些“偶像崇拜”。这样，天主教在中国相对深入人心，但对中国社会产生革命性推动作用的却是基督教新教。
广州人扮演的历史角色
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在广州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外国人家中的仆役、律师行中的中国商人、中国的鸦片商及宗教书籍分发者最初都是华南人，尤其是广州人。他们各操不同的方言（其实是不同的语言），各自有不同的行业规范，为上海、厦门等地的洋商服务，本身具有一种当地人无法比拟的“洋气”。如若他们定居新加坡或香港，他们可能会随身携带英国公民的身份证。这些人作为通商口岸上洋行“员工”的一部分，他们甚至可以申请获得治外法权。他们经常身着西装革履，借此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
19 世纪40 年代晚期，这些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从事贩卖苦力的罪恶活动，即将壮丁在厦门及澳门等地装船后运往古巴、秘鲁、夏威夷、苏门答腊及马来西亚这些急需劳力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不断地移民东南亚，如今由于几个新的因素，这一迁徙活动的速度加快了。原因之一即是由于世界性的废奴运动使合同工的需求增加；其次，国外机帆船和汽轮的传入，使得低成本、大规模地运载苦力成为可能。中国的人贩子在外国商行的掩护下，一如早期非洲一北美奴隶贩子，从事着不可告人的活动。
广州的公行制度废止后，一种新型中国商人― 买办应运而生。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