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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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体用关系进行深刻反思。他们发觉西方的富强之本在于“通民情、参民政”，“上下同心”，因此认为中国更需要一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变革，一些先进分子进而提出改良政治、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要求。
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的推动，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变法”希望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让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但由于变法运动触及到了当时权力阶层的根本利益，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随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维新派遭到捕杀。历时仅103天的戊戌变法归于失败。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血腥镇压“戊戌变法”的两年后，在内外压力之下，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意识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901年初，被八国联军炮火赶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发布了一道变法上谕：“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清政府试图用“新政”来挽救其统治危机。
第一部分 第21节：共和（8）
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同时，朝野掀起了一场“立宪运动”。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是一个在君权问题上充满矛盾的文件，它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归于君主，国民的权利只能来自君主的恩惠。1911年，清政府“皇族内阁”成立，骗局被彻底揭穿，“新政”、“立宪”运动破产。
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政”、“立宪”运动这些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抑或暴力反抗，或者是温和改良的救亡计划，在中国都失去功效。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计划和行动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封建制度，要改变、拯救中国危状，必须进行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更迭社会制度。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针对各种救亡图存计划的失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决心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孙中山早年来到美国，受过西式教育，深受西方思想影响。1894年11月，在进步华侨的支持下，孙中山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这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以救国、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宗旨。
1905年8月，在兴中会等多个革命组织的基础上，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随后，孙中山又把这一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有明确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盟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在政治思想论战和发动武装起义方面进行了大量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以及科学精神遭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的强烈反对。于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思想上展开论战，论战围绕着三民主义纲领进行，即：要不要建立共和国，要不要用暴力推翻君主专制，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这场论战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是空前的。
在发动思想论战的同时，革命派还连续发动和组织了萍浏醴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多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
从1910年起，群众性的抗捐、抗税、抗租和抢米风潮在全国各地不断爆发，以四川为中心的湘、鄂、川、粤四省掀起“保路运动”，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反抗清政府统治的运动。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同盟会领导人决定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之后在湖北武汉实现了当地革命组织的大联合。1911年10月10日深夜，武汉革命军分三路向清政府湖北督署发起猛攻，次日凌晨，革命军攻下督署。随即，革命军先后占领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武昌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义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武昌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随后清王室就像一座纸糊的房子，顷刻之间就塌陷了。短短的六周时间内，全国十几个省区相继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为国家首都。1912年2月12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灭亡，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中国古代由秦始皇开创的封建专制制度，随着大清王朝的轰然倒下而一起被埋葬，从此中国开始走向民主、共和。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政府，在这场民主共和运动的高潮中，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和颁布了许多进步指示、法令，特别是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公布了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民主自由权利，确立了“主权在民”和“权力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规定国家实行责任内阁制。
第一部分 第22节：共和（9）
民国初期，南京临时政府的诸种做法让民主共和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等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词汇被高喊出来，激发了在政治上趋于沉寂的国人对共和理想的热切关注。
尽管辛亥革命让中国告别了世界上历时最长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通向民主共和的道路依然艰难曲折。
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也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影响，使得当时很多人都曾把推翻帝制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阀袁世凯身上，立宪派和旧官僚也害怕革命的发展会危及自身的利益，希望袁世凯出面主持大局。同时革命派也希望避免内战，孙中山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也曾致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至此，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向封建势力妥协，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拒绝把南京作为首都，而选择了其权力基地北京。同时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袁世凯竭力排斥革命党人。内阁组成后，北洋军阀掌握实权，开始独裁统治中国。
袁世凯的独裁遭到全国舆论谴责，对于袁世凯公然践踏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号召兴师讨伐。1913年夏，他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由于袁世凯施展诱降伎俩，致使讨袁军内部生变，北洋军攻陷南京，“二次革命”失败。
1915年5月，袁世凯宣布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解散国会，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规定“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总统可无限期连任1915年12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宣布复辟帝制，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自己为“洪宪皇帝”。
随即，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组织护国军展开“护国运动”。在举国人民反对下，袁世凯四面楚歌，众叛亲离，急怒交加，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撤销帝制，三个月后忧惧而亡，仅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即告毙命。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各帝国主义国家乘机寻找自己在华的代理人，在中国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中国出现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军阀割据和混战在清王朝灭亡之后的三十多年间，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社会动荡不安，政局混乱不堪。
1917年5月，因权力争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黎元洪被迫电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以此为名，带领军队入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张勋发动了复辟运动。1917年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康有为等保皇派，拥12岁的溥仪登基。由于复辟不得人心，招致全国反对，全国掀起“讨逆运动”，握有军事大权的段祺瑞组成讨逆军赶跑张勋，掌握实权，张勋复辟失败。
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在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起“护法运动”旗帜，联合西南军阀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此时南北军阀却互相妥协，串通一气，并排挤孙中山。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
最终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完全落到了北洋军阀官僚集团手中。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辛亥革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其后在中国发生的各种革命运动以及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都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归于失败，均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所提出的共和政治理想最终也未能实现。像以前所有王朝覆灭所经历的一样，清朝被推翻之后中国又进入另一个充满暴力和混乱的时期。
历史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运动、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方案，都不能在中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这些任务最终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辛亥革命失败后，黑暗重新笼罩中国大地，此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内军阀割据混战持续不断，中国相继进入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的大战乱时期。到1949年夏，三年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国才从总体上迎来真正的“共和”时代。
第一部分 第23节：共和（10）。福哇txt小说。
从1912年清王朝的覆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都处在中华民国统治时期。“走出帝国，走向共和国；走出专制，走向民主。”这是中华民国的政治诉求。从名义和形式上来看，中华民国的政体属于共和政体，它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共和国。
但是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转变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局，风潮起伏跌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间充满着戏剧元素。民国时期的经济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民主与君主、共和与专制、复辟与反复辟、战争与和平、攘外与安内、政党与内阁、南争与北攘这样的时局让政府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国家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共和民主制的中华民国也只留下一个共和的躯壳，不仅没有得到共和民主的好结果，反而让中国陷入了混战的乱局，最后形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因此，中华民国时期的民主共和实际上是一个不存在的虚拟共和政体。
按照“和文化”的实质和广义的“共和”理解，“共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共和政体，它还包括广泛的“社会共和”，是各种类体的“共生、共存、共享、共荣”，这首先应该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和平与稳定状态上。而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一直战乱不休，始终都处在动荡颠覆之中。所以，无论是从“政治共和”还是从“社会共和”来考量，中华民国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共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在这一百多年里，中国一直在探索“共和”之路，这种共和不仅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共和”，更多的还是在于社会生态上的“稳定与和平”。终于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才走上了真正的共和之路。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在致词的最后，毛泽东连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之一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其正式名称并没有被确定下来，中共中央、毛泽东一般习惯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在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对这个原拟的国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民主人士黄炎培等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原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