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传-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时，罗斯玛丽刚刚遇到年轻英俊的理查德·克里，他整个夏天都待在圣布里亚克，在一个雕刻家的工作室里做学徒。二人迅速坠入爱河。理查德·克里是个性格活跃、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他曾经驾驶一艘双桅小船穿越大西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来到柏林担任驻外事务处官员。我们不知道福布斯家族对理查德·克里了解多少。他不是一个像福布斯家族成员那样的名流贵族，但显然具有所有新英格兰上流绅士的特点：他毕业于菲利普·安德华学院和耶鲁大学，现在他又追随岳父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在哈佛法学院学习。他来自波士顿，符合福布斯和温斯罗普家族的历史背景。
“我的外祖母听说在我们（法国）别墅所在的村子里有一个年轻美国人，于是就邀请他来吃午餐。”戴安娜·克里——参议员克里的妹妹说。理查德·克里立即对罗斯玛丽一见钟情。“我父亲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目不转睛地看过一个女孩。”罗斯玛丽当时想成为一名护士，理查德则打算去美国当一名空军飞行员，可是大西洋阻隔了这对恋人。罗斯玛丽在法国，与故乡相隔万里。向北她可以望见英吉利海峡，而向东，纳粹正准备发动进攻。
青年时代青年时代（1）
就在德军占领布列塔尼之前，罗斯玛丽·福布斯逃离了在圣布里亚克的别墅。她来到巴黎，结果却发现法国首都也处于德军包围中。1940年6月14日，26岁的罗斯玛丽给未来的丈夫理查德·克里写了封信。信中她说希望他们还会团聚，就像一年前在夏尔特尔（Chartres，法国地名）那样共度美好时光。可是现在物是人非，一切都变了。
下面是信件原文：
亲爱的迪克：
真令人震惊，一个原来我如此热爱的国家竟然已经土崩瓦解了，腐烂已经侵蚀了这个国家的核心。在6月11日车站关闭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慌和混乱之中，逃亡的难民们惊恐不安，歇斯底里。看看车站月台上，男人们争先恐后抢着坐位，甚至大打出手，把号哭的女人和孩子扔下不管不顾。靠近车站的街道上挤满了逃亡的人，他们在这里日夜等待着，盼望那永远不会来的、能带他们到“安全”之地的火车。在巴黎，罗斯玛丽看到到处都是可怕的情景。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协和机场，各种交通工具全都派上了用场。“装满各种金银细软的轿车；疲惫的、汗水淋漓的马拉着的干草车；手推车，独轮手推车，残疾人的轮椅，婴儿车，人们还牵着狗，抱着猫，提着鸟笼。这是个让人无法忘记的悲惨景象。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其中一员。”
罗斯玛丽受过医学培训，因此她想留在巴黎帮助红十字会救护伤员。可是一两天后，她也骑着自行车匆忙逃离了这座即将沦陷的城市，除了理查德·克里的照片，她几乎什么都没有带。
我们6月13日（星期四）晚8：30离开，之前，煤气和电全都停了，敌军的轰炸还引爆了城中的汽油罐。黎明时分，德军进入巴黎。第二天，我们匆忙赶往奥尔良，幸运地躲过了轰炸。我们当时看见敌机执行轰炸任务，及时躲避，幸好没有化为炮灰。我不知道能不能回到美国，但是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无所畏惧了。
全心拥抱你（法语）
露茜（罗斯玛丽的昵称）罗斯玛丽逃往未被占领的法国南部，最终来到葡萄牙，辗转乘船回到美国。而理查德·克里此时正在受训，准备听候国家命令加入罗斯玛丽刚刚逃离的战争，他在亚拉巴马的军事基地等待未婚妻返回美国。刚刚回到美国，罗斯玛丽就听说德军已经接管了福布斯家族在布列塔尼的房产，将其应用于监视英军反击的岗哨。
在这个似乎一切事情都受战争影响的世界，罗斯玛丽来到亚拉巴马，接受了理查德的求婚。这对恋人于1941年1月在亚拉巴马成婚，同年11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不到一个月，日本人就袭击了珍珠港，人们毫不怀疑，理查德和他所属的军队就要奔赴战场了。
但是首先，军队需要理查德执行一项特殊的新任务。作为一名熟练的飞行员，理查德已经在代顿（Dayton）的俄亥俄飞机场测试了B29飞机的性能，不过军队方面有更宏伟的目标。就在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军方征用了洛杉矶以北150英里的一片大农场，占地86 000英亩，以此作为一个试验基地，当时叫做库克营（Camp Cooke），即现在的范登堡空军基地（Vandenberg Air Force Base）。美军利用库克基地来发展最终能够对抗德军闪电战的战术。该基地还被用来进行高空飞机飞行测试，而理查德就被挑选来执行该任务。但是就在理查德有机会可以终日飞行在库克上方的蓝天上时，一场几乎要夺去他生命的肺结核让他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该任务。这种传染病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传播，患者起初咳嗽，体重下降，发烧，随后肺部功能和身体其他器官都迅速受到影响。如果不及时诊治，患者就会死亡。
军方立即将理查德及其家人移送到专为患肺结核军人建立的丹佛疗养院。医生们认为这座海拔较高的城市空气清新，有助于清新患者的肺部。丹佛于是利用其天然条件来宣传所谓的“肺结核旅游”，结果该城很多肺结核疗养院都人满为患。理查德很幸运，军方刚刚于1941年在菲兹蒙斯医院（Fitzsimmons Hospital）设立了一所一流的肺结核诊所，理查德在那里接受到了最好的治疗。在理查德刚刚痊愈出院后，罗斯玛丽给他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约翰·福布斯·克里于1943年12月生于丹佛。当时理查德·克里大病初愈，还不能回到军中复职。现在他有一家四口要养活，理查德需要找个工作。在约翰·克里出生四个月后，理查德·克里偕家人离开丹佛迁往马萨诸塞格罗顿（Groton），找了个暂时的栖身之地。马萨诸塞就像他们的家一样：理查德·克里在布鲁克林长大，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的母亲艾达仍然住在这里；罗斯玛丽的几个兄妹也搬到了马萨诸塞，福布斯家族和温斯罗普家族的亲戚几乎遍及全州。
大洋彼岸，盟军正在执行宏伟的诺曼底登陆计划，美国军队最终逼近纳粹占领的福布斯家族在布列塔尼海滨的房产，可是纳粹却掉转坦克，将这片美丽的别墅碾为平地。而在马萨诸塞，克里一家已经习惯了田园牧歌般的宁静生活。他们用继承的一部分财产，在米里斯（Millis）购买了一处带有壁炉、图书馆和六间卧室的舒适的乡村别墅。在此期间，理查德·克里在一家波士顿律师事务所工作，罗斯玛丽和孩子们则继续在这个半乡下的别墅里度过了六年时光，享受着谷仓、池塘和似乎没完没了的亲戚们的来访。
约翰·克里大约四岁时，全家去了圣布里亚克凭吊福布斯家族在那里的房产。除了烟囱和楼梯外，一切都化为了砖石瓦砾。他们发现废墟中还埋着一颗地雷，自从盟军赶走德军后，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没有人动过。这次探访给小克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是他早期的几个回忆之一。
“我记得耸立在空中的楼梯、脚下的玻璃，妈妈看着这一切哭泣着。”克里回忆道。他们得知村民们尽力抢救了该别墅中的财产，美军最终也解放了它。福布斯家族决定重建别墅，将其作为一个家族成员消遣度夏的避暑胜地，让小克里和其他子孙都能享受这种贵族的生活方式。克里一家回到了米里斯，可这次探亲让他们回忆起战争的残酷和给全民族带来的巨大牺牲，这给他们一家人都带来了长久的影响。
青年时代青年时代（2）
理查德·克里因患病无法直接参加战争，这一直是他的遗憾；他只好梦想着参加战后重建及各国交流工作。于是，1950年，理查德·克里举家迁往华盛顿D。C。，在那里他在海军总参谋室谋取了一个职位。随后他们在华盛顿切维蔡斯居民区（Chevy Chase）买了一栋房子。
切维蔡斯就像州界对面马里兰州的同名姐妹村庄一样，丝毫不能让约翰·克里感觉到当初居住在米里斯的那种乡土气息。当地住着政府官员以及附近政府科研中心的科学家。切维蔡斯被康涅狄格大道分成两半，该大道笔直地一直通到六英里以外的白宫，路两旁精巧的公寓一字排开。
在随后四年里，克里一家过着那种最典型的华盛顿公务员的家庭生活：按时上班，关心局势变化，和家人在饭桌上讨论着国家政策和权力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理查德·克里升迁很快，1951年就职于美国国务院联合国问题办公室，在那里又工作了三年。
克里的家庭成员后来回忆，由于年轻的联邦参议员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声名鹊起，全家从马萨诸塞搬到华盛顿时有一种额外的激动心情。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海军巡逻艇上服役，1946年当选为联邦众议员，1952年当选为联邦参议员。约翰·克里正是在华盛顿居住期间耳濡目染了政界的各种事情，这些都是他父亲和肯尼迪亲身经历的。
卡梅伦·克里说所有这些都对他的哥哥约翰有重大影响。
“我们餐桌上的谈话离不开华盛顿的各种政治事件——爸爸在政府任职，我们都很关注总统大选，支持约翰·F。肯尼迪，他也是个天主教徒，和我们祖先一样来自马萨诸塞，他的一切都让我们有深刻的共鸣。”卡梅伦说，“我想正是这种谈话促使我哥哥约翰开始主动关心政治。”
1954年，约翰·克里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理查德·克里接受了美国政府委任他在西柏林的工作，在那里他担任美国驻西柏林律师，并就一系列法律问题提供建议。错过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理查德现在要举家迁往冷战中心。这将对年轻的约翰产生长远的影响。
当理查德一家迁往柏林时，战争留下的废墟已经基本被清理了，可城市的毁坏是无法弥补的。人们似乎认为美国及其盟军导致了大多数破坏——不过自由需要代价，柏林的居民不得不为此承受许多年的痛苦。“当我父亲驻欧洲时，美国仍然（被认为）是欧洲的解放者。”卡梅伦说，“这是马歇尔计划的时代，在欧洲，你几乎每走一步就会遇到一幢建筑物，墙壁上镶嵌着一块瓷砖写着：‘此建筑是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重建。’被侵略国家的人们仍然会屈辱地回忆起纳粹的铁骑开进欧洲，他们被迫夹道向侵略者敬纳粹礼，这些记忆还很鲜明，伤疤自然也还在隐隐作痛。”
战后，没有一个城市像柏林这样凄惨：整个城市几乎沦为废墟，无言的断壁残垣提醒着人们战争的残酷。柏林被分成东西两部分，在西柏林的居民或是美国人只要踏过分界线就会被苏联军队逮捕入狱。
所有这些景象都强烈震撼着小约翰，当时他还是个孩子。他时常想分界线的那一侧会是什么样？一天，为了满足强烈的好奇心，他跳上自行车，骑车到了东柏林。“那时我12岁，”克里说，“很有趣，那可以说是一个冒险。我记得看到了希特勒的碉堡。我的自行车是我逃离父母惩罚和其他所有坏事情的最好帮手。”
他的父母很不高兴。万一克里在东柏林被捕入狱，这就可能导致一场国际纠纷，让他处理法律事务的父亲陷入尴尬境地。但是克里仍然以这段经历为荣。“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勃兰登堡门，看见了一些与我同龄的孩子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
不过理查德夫妇显然认为，把约翰送到国外寄宿学校对儿子的教育和将来更有益。理查德·克里经常在欧洲各地参加有关北约组建的会议，经过实地考察，理查德决定把小克里送到瑞士的寄宿学校。这并不是抛弃了亲骨肉，可当时小克里确实有这种想法。该寄宿学校叫蒙大纳，位于苏黎世附近的楚格（Zug），引人注目地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俯视着山脚蓝宝石般的湖泊。楚格蒙大纳学院（Insitut Montana Zugerberg）建于1926年，原址是舍恩弗大饭店（Grand Hotel Schonfels），校内建筑富丽堂皇。克里对瑞士的乡村美景陶醉不已，可是独自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又感到强烈的孤独。在随后的七年里，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度过：假期结束后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学校，他要在一群竞争激烈的富有贵族子弟中重新适应新生活。对他来讲，克里的父亲似乎总是一个遥远的形象。“我的父母人格高尚，对我宠爱、关心，但他们却总是不在身边。”克里回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