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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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8页。＇。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苏联宣布“奉行严格中立的政策＇注：列·库达科夫：《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48页。＇。”企图以退让求和平。苏联还多次向日本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注：C·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三卷下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52页。＇，日本都不予理睬。虽然如此，斯大林在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当然，我们今后仍然要坚决执行和平政策并力求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因为我们是愿意改善这种关系的＇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卷，第269～270页。＇。”斯大林还认识到，单方面的和平政策并不能使苏联免遭侵略，必须采取措施逐步加强远东军事力量。到1935年底，苏联在远东“已拥有1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大约有950架飞机，800～900辆坦克，总兵力至少也有24万人＇注：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此外，苏联还采取了恢复同中国的邦交，与蒙古签订互助议定书等方式来牵制日本。
三十年代后期，日苏关系日趋紧张，边境冲突不断发生，苏联的远东战略就转到以实力求和平与援华制日的基点上。为了教训日本，苏联调集精锐部队在张鼓峰和诺门坎战役中，痛击日军主力，使日本被迫主动停战媾和。
为了使中国战场尽量拖住日军的手脚，使其无力北进，苏联大力支持中国抗战。1937年8月21日，苏联主动和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从1938年1月中苏签订第一个贷款协定，到1940年底，苏联共向中国贷款4亿5千万美元。从1937年9月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共向国民政府提供了飞机904架，坦克8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机枪近万挺，炮弹200万发。此外，苏联还派遣了大批飞行员、军事技术人员和教官来华参战，苏联专家还参加了许多作战计划的制定。
苏联积极支援中国抗战，主要原因是抗战对苏联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到了1938年，随着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迅速形成，莫斯科开始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使它免遭来自东方进攻的屏障＇注：奥·普·钱尼：《朱可夫》，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50页。＇。”1940年秋，斯大林派遣崔可夫中将来华时，分析世界局势，认为美英加强对华援助，再加上苏联的援助，中国就能长期拖住日本。斯大林明确指示崔可夫：“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注：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1941年4月，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于分化日德关系，避免两线作战起了一定的作用。苏德战争爆发后，避免两线作战成为关系苏联生死攸关的军事和外交的重大课题，也是其远东战略的核心内容。由于苏联无暇东顾，因此，一方面谨慎地处理对日关系，使日本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利用美国牵制日本，把日军拖陷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上，从而有效地实现预定的战略。
四德国的远东战略
三十年代初，德国还同中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德国向中国出售武器，进口原料，并向中国派有军事使团。由于德日双方出自摆脱外交孤立，进行或准备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相互逐渐靠拢。1936年11日25日，两国正式签定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德国为了保持同英美的关系与在华利益和影响，表示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态度＇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集》，1918～1945D辑1卷，华盛顿1950年版第463页。＇，引起日本的不满。德国表面上同意日本要其停止向中国提供物资的要求，但拒不从中国撤出顾问团。
淞沪会战打响后，日本虽然一再增兵，战局依然胶着，上海久攻不下。日本为了速战速决，结束中日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做好对苏作战准备，发动了对华外交攻势，配合军事作战。1937年10月23日，日本外相广田向德国提出，希望德国斡旋中日谈判，10月30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向中国政府表示，德国愿意斡旋中日谈判。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转达了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蒋介石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要求。蒋介石拒绝日本的要求，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同意日本的条件，中国会发生革命，结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第二，借助布鲁塞尔会议遏制日本侵略。
11月底，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蒋介石借助西方大国的幻想化为泡影。同时，日本逼近南京。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束手无策，终于同意与日本谈判。12月2日，蒋介石会见陶德曼，同意以日方条件为谈判基础，并要求德国参加谈判全过程。德国外交部接到陶德曼报告后，指示驻日大使狄克逊同日本政府联系。12月7日，狄克逊向广田提出德国关于中日谈判的建议，但由于此时日本已兵临南京城下，因而不同意照原条件谈判。
日本占领南京后，提出了全面灭亡中国的谈判条件。狄克逊认为，这些条件中国难以接受。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告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但国民党政府不敢接受。1938年1月1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指出：“经过适当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答复。”次日，狄克逊向广田递交了中国政府的复文，日本政府内阁决定不再与国民党政府交涉，致力于培植伪政权。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宣告结束。
1938年初，德国为了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英法美，开始急剧调整远东政策，一方面停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召回军事顾问，承认伪满洲国，另一方面又主动向日本提议缔结军事同盟。1940年夏，德国横扫西欧。日本认为欧洲国家已无力在亚洲同日本对抗，为南进提供了良机。第二次近卫内阁建立后，制定了强化日德意合作的政策。此时，德国迅速攻占英国本土的希望已经破灭，而且美国介入战争的倾向愈来愈明显，因而德国也急于同日本结盟。8月23日，德国派特使斯塔玛到日本，与日本就缔结以英美为对象的军事同盟达成了一致意见。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日本确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确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未参加欧洲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国家攻击时，三国有从政治、经济及军事手段相互援助的义务。日本同意向德国提供战略物资，把美国牵制在远东。德国则将向日本提供武器装备。
1940年12月，希特勒已决策攻苏。因此，德国要求日本进攻新加坡，牵制英国，以有利于东进。德国还拒绝了日本企图通过德国的斡旋，达到日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目的，这说明德国的远东战略在对苏问题上，同日本的南进战略存在矛盾。
第一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亚太局势
第二节亚太地区概况
“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公开走上了以武力征服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道路。打响了长达14年之久的中日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亚太地区从此进入了动乱不安，灾难连年的时期。
一中国的局势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以3个师团的兵力，在短短4个多月里，占领了3倍于日本领土的中国东北广大地区，使世界为之震惊。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10余年和平局面，开始了世界法西斯国家对外争霸称霸、侵略扩张的时代。
1933年，日本关东军发动热河作战，逼近平津，迫使国民党政府于5月30日签定《塘沽协定》。通过这一协定，日本不仅将热河省并入了伪满洲国，而且将滦东地区19个县划为非武装区，打通了向华北扩张的屏障。
在蒋介石的政府执行卖国的不抵抗政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却积极地发动和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已发展到11个军，约4万5千多人，有力地牵制了日本向中国内地进攻的力量，使日本的后方基地得不到巩固。为了达到民族团结，共同抗战的目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12月12日，主张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5届3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具体建议，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点燃了中日全面战争的战火。次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10日，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提出正式抗议，并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备忘录，谴责日本破坏《九国公约》。在中国各阶层人民推动下，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积极抗日的方针，初步建立了抗战体制。
“八·一三”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将全国划分了五个战区，军队陆续开赴前线作战。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会发表命令，将西北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日，八路军举行誓师大会，东渡黄河，开往前线。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组织、影响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了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然而，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致使抗战仅一年左右，国民党军队就放弃了北平、天津、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一直退到四川和大西南。
武汉沦陷，标志着日本战略进攻和中国战略防御阶段的结束，从此，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由以前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同时抽出兵力，对解放区进行治安战。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的中国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在世界上树立了弱国敢于抵抗强国的榜样。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人民游击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全面抗战不仅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同时还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日本的目标是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改变了同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策动和支持下，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正式成立。一方面这是日本对华政略攻势的胜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汪精卫叛国降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的民族义愤，阻止了国民党内部进一步的动摇和分裂，因此也可以说，日本的政略攻势并未收到预期效果。汪精卫投降后，日本加紧诱降蒋介石集团的工作。从1940年3月到7月，国民党和日本代表在香港、澳门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决定于8月上旬在长沙举行蒋介石与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会谈。但此时由于日本将南进政策提上日程，激起了同美英等国的矛盾，美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对中国的支持日益坚决，又由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显示了中国抗战力量的强大，最终阻止了蒋日勾结。9月17日，蒋方通知日方，不同意举行蒋板会谈，日本的“板工作”宣告破产。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促成了国共两党的联合，但国共双方的矛盾依然存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极为恐惧，一有机会就千方百计加以限制甚至消灭。从1939年12月到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两次反共高潮，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抗战派的一致谴责，中共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表示：以后决无剿共之事发生。
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不进行大规模作战，只根据需要进行短期突击作战。按照这一计划，日军在华南、华中发动了东南沿海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