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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氐憬ㄉ韬腿姘才畔嘟岷系乃枷胍鸭四摺Ｔ诳冀小耙晃濉苯ㄉ璧�1953年，周恩来一方面强调“我们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这样才能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另一方面要求预防孤立地发展重点的做法，“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因为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广大人民不仅需要重工业的生产资料，而且还需要一些轻工业的生产资料。因此，国家对工业（又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比例要恰当”。《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59页。1956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总结“一五”建设的经验教训时，系统论述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一五”建设的前三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农业的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的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险，但也曾经部分地犯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或者过分突出重点建设的错误，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和损失，今后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如果处理不好政治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人的精力放在政治运动方面，或者搞空头政治不抓业务，那么，经济建设中心就没有政治的保障而流于空谈。如果处理不好财政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不能开源节流，财政支出不能首先保证经济建设的需要，那么，经济建设中心就没有经济保证。如果处理不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超前消费、甚至吃老本，那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不顾国力、不顾人民生活搞高积累，那就会挫伤人民参加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在经济建设内部，如果处理不好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的关系，那就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就不能保证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五”时期，周恩来就探索了以上四个方面的关系，并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是难能可贵的。
“一五”时期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以恢复生产、恢复经济为中心，及时地、顺利地转到以发展生产、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尽管两个时期中心任务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其以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为中心的本质要求则是一以贯之的。
“一五”时期，周恩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和拓宽了经济恢复时期对抓生产、抓经济的重要性的认识。他不仅论述了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深入论述了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探讨了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的上述思想认识对正确指导“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从“一五”计划到今天开始实行的“九五”计划，转眼间已是40多年了。40多年间，我国人民尝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甜头，也尝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运动为中心的苦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在“一五”时期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使我国的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不懈，毫不动摇，这才是实现中国的富强与腾飞的根本所在。
*以外交促外贸
1954年10月，和阿·伊·米高扬在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协定的文本上签字。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大外交家。他光辉的外交思想、丰富的外交经验、精湛的外交艺术、坦诚的外交风格，是国人的骄傲，为世人所颂扬。但是，周恩来首先是总理，其次才是外交部长；首先是总管家，其次才是外交家。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始终围绕着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贯彻着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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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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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环境。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说：“正像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1955年5月23日，他同法国朋友戈登夫人谈话时指出：“法国在两次大战中损失很大，死人很多，所以法国人民更懂得和平的可贵，就像中国要建设，需要和平环境一样。”同上书，第143页。他还反复对日本朋友说：“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愿意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平相处。”同上书，第410页。周恩来认为只有在和平环境下才能容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才能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
周恩来外交活动首要的目标就是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持久的和平。
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美国就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饱尝战争苦难，渴望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民被迫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周恩来通过外交活动揭露和抨击美国的侵略政策，同时贯彻边打边建以争取世界和平的方针。1950年10月24日，他说：“最近拟定了一九五一年的经济计划，总想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但敌人不让我们这样做。”敌人打进我们的大门来了，如果我们不抵抗，敌人将得寸进尺。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不能停止，重工业要有重点地恢复，水利、铁道、纺织这几方面的建设要不动摇地进行，并且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9、 33页。经过艰苦的抗战、谈判和斗争，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
1953年底，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8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在当时是指导中国、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关系的基础，并且越来越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
1954年，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有中国、苏联、法国、英国、美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下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使新中国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和风格展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力地挫败了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赢得了西方社会舆论对中国和平友好政策的普遍同情。经过日内瓦会议，沟通了中国同法国、英国的联系，架设了中国与美国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
1955年，周恩来不顾蒋台特务的破坏和自己的生命危险，率领中国代表团毅然出席了万隆会议。万隆会议是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周恩来提出并坚决贯彻求同存异的方针，保证了万隆会议的成功，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
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的成功，展现了周恩来外交的魅力，展现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勇气、智慧与忠诚。联系到1953年至1957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奠基性巨大成就，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争取和平环境的作用，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失之过高。正如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所说：“直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设想今年、明年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同上书，第236页。
同样，70年代初，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高级会谈，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周恩来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高级会谈，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这一切不仅为改变世界格局，保持世界力量的均衡，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极大贡献，而且也对此后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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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封锁禁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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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促进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就提出开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欢迎各国与我建立通商关系。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说：“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2、 32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恩来多次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欢迎外国与我通商的电报。1948年3月31日，就英国政府愿与解放区建立通商关系事，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电：建立通商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对通商的具体问题，如物资种类，通航路线，外交手续等可继续进行试探。1948年9月25日，就同英国商谈贸易事，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乔冠华、钱之光电：赞成与英国进行商业来往，若对方确有通商诚意，可考虑约其进入华北解放区与华北政府直接商谈。1949年6月2日，就对日贸易问题，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在双方有利而平等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拒绝对日直接贸易，而应欢迎日船日商到中国口岸来通商。”1949年8月10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少奇、王稼祥（二人时在苏联）电：“东欧各国，均与我们有通商要求”，望转告“我们欢迎他们派代表来北平商谈通商及其他一切有关事宜。”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68、 789、 829、 8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不仅从“你有这，他有那”的普遍性，分析了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客观必然性，而且从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特殊性，分析了我国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紧迫性。
但是，美国政府在其扶植的蒋介石政权被中国人民推翻之后，就采取了对中国“门户封锁”的政策。美国操纵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禁运的项目达500余种。
为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周恩来通过外交活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1950年1月、1952年8月、1953年3月，周恩来三次赴莫斯科，寻求苏联帮助。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乘火车离北京，经过10天的长途旅行后抵达莫斯科。此后，他陪同毛泽东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月，参加中苏会谈，不仅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就中苏经济技术交流交换了意见，签署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签字仪式上，周恩来说，这些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国内的经济现状及今后五年建设的方针，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中国希望苏联援助的内容。1953年3月8日，周恩来赴莫斯科主要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吊唁斯大林逝世。但他兼顾了当时正在商谈中的苏联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有关问题。在周恩来三次莫斯科之行的基础上，先后达成了苏联援建中国156项工程的协议。周恩来对156项工程，从项目的确定到来货、安装、生产都亲自过问。这156项工程建成后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除苏联、东欧国家之外，积极发展同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设法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在周恩来指导下，1952年9、10月间，我国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使我国获得了急需的橡胶。在周恩来具体过问下，1952年6月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3年9月第二次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1955年5月第三次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开辟了中日贸易通道。在周恩来领导下，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实现了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日内瓦会议前后，周恩来抓住时机，邀请和帮助一大批留在国外的爱国的专家学者，冲破美国的阻挠，辗转回到祖国。后来，他们为我国建立科学研究基础，突破核能、航天等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另外，周恩来十分重视发挥香港自由港的作用，把香港作为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
香港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成了英国的租借地、国际性的自由港。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