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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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
总的说来，这批载字辈的亲贵子弟，都是一批娇生惯养、志大气粗、教育低劣、不谙世情，并无军政经验的纨绔子。这种贵族纨绔子那时在北京是随处皆有的。他们这小小的四人帮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已。但是他们却是围绕在太后四周，所形成的一个挟天子令诸侯的权力核心。他们不但是决策人物，同时也是政策的执行者——是现职军官、大臣和参预实际外交的官吏。为了解他们在政府中所发生的作用，且让我把当时满清政府的权力结构，择要表解一番。
拳乱时期清政府的权力结构
一、极权巅峰的「两宫」
慈禧皇太后
光绪皇帝载湉
※按清制皇帝应拥有最高权力。然此时光绪帝的命运实与后来生活在幽禁中的「张少帅」不相上下；而太后之权则超过有最高决策权和最后否决权的「毛主席」。
二、朝廷最高决策机构的「军机处」和「军机大臣」
礼亲王世铎（温和而无太多主见的满洲老贵族）
荣禄（戊戌政变时最保守的官僚派的领袖；庚子拳变时却为开明派幕后首领的满族强人）
刚毅（干练而不通时务的保守派，力主重用义和团的满族老官僚）
王文韶（十分衰迈而比较通达的汉族大学士）
启秀（干练而不通时务外情的满族宠臣）
赵舒翘（不通时务外情，保守派的汉族老官僚）
端郡王戴漪（西后最宠信的满族亲贵，「大阿哥」之父，纵在西狩途中，仍被提升的保守派领袖）
鹿传霖（没太多主见的汉族大臣）
※参见《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与
三、畿辅与北洋军权所在地
◎ 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
步兵营统领庄亲王载勋兼任（掌京师九门管钥，统帅八旗步兵，肃靖京邑，总兵佐之）
虎神营总兵端郡王载漪兼任（掌辖本营官兵以备扈从，车驾狩列前驱）
神机营总兵辅国公载澜兼任（职掌同上）
◎ 北洋国防军系统：
武卫五军总节制军机大臣荣禄
武卫中军总统荣禄兼（德式训练的精锐部队，驻京师南郊）
武卫前军聂士成（日式精锐，驻天津）
武卫后军董福祥（原旧式甘肃地方军改编，驻北京城内）
武卫左军宋庆（原旧式毅军改编，驻山海关一带）
武卫右军袁世凯（德式新军驻小站，后入鲁）
※参见英文《清代名人传》、《清史？兵志》、《义和团档案史料？正续编》、英文《字西林报》及各将领本传。
四、总揽外交系统行政大权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和「事务大臣」
端郡王载漪（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出任总管大臣）
庆亲王奕劻（与荣禄争权而粗通外情的满族元老）
启秀（见军机处表，六月十曰随端王入总署）
溥兴（满族宗室，随端王来总署，不通外情）
那桐（原官诸部侍郎，随端王入总署，满族，不通外情）
桂春（三品京堂总署行走，满族）
裕庚（原太仆寺少卿，满族）
崇礼（官协办大学士，满族）
廖寿恒（原礼部侍郎，军机处行走，汉族备位大臣）
赵舒翘（见上节军机处表）
吴廷芬（官户部右侍郎，汉族）
联元（内阁学士，满族，奏保皇帝，被杀）
袁昶（光禄寺卿，汉族，反宣战，主剿义和团，被杀）
徐用仪（兵部尚书，汉族，反战，主剿，被杀）
许景澄（原驻俄德等国公使，反战，主剿，被杀）
※参阅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附表，暨《清史》诸臣本传。
五、南北洋大臣暨南北主要督抚将军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满族，亲贵出身，少年得志，晚年观望承旨，对义和团先主剿，后主抚，兵败自杀）
山西巡抚毓贤（旗藉，抚团，灭洋，仇教，不通外情，兵败伏诛）
陕西巡抚端方（满族，西狩期间，护驾有功）
黑龙江将军寿山（满族，抗俄兵败自戮）
盛京将军增祺（满族，驻奉天，即今沈阳，曾招安张作霖）
山东巡抚袁世凯（汉族，力剿义和团，驱拳民自鲁入直）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汉族，驻南京，力主剿灭义和团，反宣战，与列强签约，东南互保）
湖广总督张之洞（汉族，驻武昌，剿团，反战，东南互保）
两广总督李鸿章（汉族，驻广州，力主先安内，后议和）
闽浙总督许应骙（汉族，驻福州，主东南互保）
安徽巡抚王之春（汉族，驻安庆，主东南互保）
浙江巡抚余联沅（署理，汉族，驻杭州，主东南互保）
江苏巡抚松寿（满族，驻苏州，随刘坤一主东南互保）
※参阅《清史？疆臣表》及
志在夺权的四人帮，另有暗盘的老太后
读者如稍一浏览上列五表，立刻便可看出庚子年间清朝政治的特点所在：
第一便是那时中央地方、保守开明，北满南汉，分治而不对立的政治形势。
中央最高的决策与否决大权独操于慈禧一人之手。她在朝中所掌握的生杀之权，远超过后来的蒋中正和毛泽东。但是当时在她手掌中的光绪皇帝，其命运虽不如张少帅，但是他这个政治幽灵却为在康梁影响之下的海外华侨、位高权重的南方汉族疆臣，和辇毂之下各国驻华公使同情甚或崇拜的对象。所以戊戌以后的光绪是慈禧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她不把这个儿皇帝废掉，她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的。因此「他（指光绪）要谋害我」这句话，在戊戌之后简直变成她的口头禅，而这个恐怖感也使她害了心理上的「偏执狂」（paranoia）。所以她那时在政治上的第一要务便是「废立问题」。
清制只有皇太后可以「听政」，而太皇太后则无此特权。所以她第一个废立的对象原是以庆亲王十四岁的长子载振来代替三十岁的光绪皇帝载湉。此一试探消息一出，不但刘坤一等汉族督抚反对，满族军机大臣荣禄亦表示异议（庆王是荣的政敌），连庆王父子本人也不愿伺候，而最重要的则是英国公使也公开表示不支持，终使此阴谋泡汤。
再经过一年的准备，西后退而求其次，就不搞废立了。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册封为「大阿哥」（皇太子），以承继穆宗皇帝（同治）。如各方阻力不大，她显然还是要把光绪废掉的。这一次她果然获得满族亲贵（包括荣禄）的一致支持，汉族之中除上海少数绅商（如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之外，各疆臣亦多沉默。但是美中不足的，则是如此「册封皇太子」的大事，各国驻华公使却拒不入贺。西太后此时最怕的不是康梁领导的海外华侨或汉族督抚，当然更不是革命党领袖孙文。她所最怕的却是列强的驻华公使。她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有此力量来强迫她「归政」，强迫她「退休」；乃至搞阴谋诡计，暗助光绪搞「苦挞打」（像谭嗣同所策画的），把她幽禁，甚或把她砍头。
在这一「偏执」心理的支配之下，老太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便是如何解除这项最可怕的洋人（尤其是列强驻华公使），对她所构成的威胁。同样的心理状态，也促使她的行为走向另一极端（恕我试以行为科学来解释历史）——她开始相信只有与她有血缘近亲关系的小圈圈，对她最为忠诚。只有生活在这一小圈圈之内，她才有安全感：她每晚才能睡得着觉，不致发生梦魇。
朋友，你说叶赫那拉老太太生了精神病了吗？非也。那是所有孤单的独裁者所共享的精神状态！不信，你去分析一下蒋中正、毛泽东、金日成，甚至李光耀、李登辉诸领袖的「行为」，你就知道科学论证之不我欺也。至于理论所自出的西方领袖们大同小异的行为，就不必说了。
晚年的慈禧就是掉入这个心理学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她不但对所有的洋人显得 paranoia，她连替她老人家做了一辈子，最最忠实的鹰犬的李鸿章和荣禄都不信任了。她把李鸿章下放到广州去「署理」两广总督；在北京，她也另外扶植一个小亲贵组织的四人帮来夺荣禄的权，把荣禄挤得靠边站。同时她对荣禄所掌握的精锐部队「武卫中军」也不信任，而把荣禄也掌握不了的杂牌军――董福祥的「甘军」调入京城，来和载勋、载漪、载澜所统率的「禁卫军」，协同保卫畿辅，并以牵制荣禄的嫡系部队。必要时老太太自己也可直接指挥各军，来搞一番扶清灭洋。
至于载字辈四人帮的迅速崛起自然更是老太后的杰作。不用说职司京师卫戍的数万八旗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据英文《字林西报》所获自曾侯（曾纪泽，文正公之子）府内的消息，当时载漪所直接指挥的虎神营即有枪兵一万人。属庆亲王奕劻指挥的则有五万人之多。庆王是当时众所周知的荣禄的政敌。他所节制的武力可能包括载勋的九门提督和甘军全部。连专掌财权的刚毅也可掌握有一万二干名枪兵。（见该报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六日专栏。）
这项卫戍系统在国民党时代属于首都卫戍司令。在毛泽东时代那就是「八三四一部队」了。谁掌握了这项武力，谁在首都就有生杀之权。所以西后和她的四人帮，后来在一怒之下便可把出言忤旨的五大臣，牵往菜市斩首。德国公使克林德也是在街上被载漪的虎神营章京恩海打死的（详见下篇）。至于在庄王府前广场被砍头的千百个「教民」和「白莲教」（包括妇孺），那就不必谈了。
既有军权，枪杆就可出政权。从暗到明，挟天子以令诸侯，最高决策机关的军机处也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原先最有权力的军机大臣荣禄，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养晦。（见，《要录》有节录，页一三。）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十日，端王载漪并被派入「总理衙门」为总管事务大臣，连庆亲王也得靠边站。（见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曰，载《史料续编》上，页五九六。）
军、政、财务、外交大权都集中到以西后为首的一小撮满族亲贵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 「义和团」运动这个政策，别人就更无法置喙了。
「义和团」与「红卫兵」后映前辉
大体说来西太后之扶植「义和团」与六十年后毛主席之玩弄「红卫兵」，简直是后映前辉，一模一样的。他二人自以为掌握了兵权政权，对一个民间的群众运动就可发可收，终于亲贵骄纵、大权旁落、一发难收，最后闹到天翻地覆、全民遭殃的结果也没有两样！
慈禧太后是统治大清帝国至四十八年之久的女王。在过去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的历史里，除掉她本朝的康熙、乾隆和西汉的武帝之外，也没个男主比她统治得更长。所以她深通统治的艺术。她在中央政府里所表现的那一套纵横捭阖的本领，可能还在后来的蒋、毛二公之上，她统治大陆的时间，也是蒋、毛二公的总和。但是她有个缺点也和蒋、毛二公一样—— 她不懂外交；内交内行，外交外行。这不能怪她，因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英法联军烧掉圆明园（一八六〇）以后才建立的。辛丑条约（一九〇一）以后改称「外务部」，在洋人胁迫下成为「内阁第一部」。这个第一部的荣街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才让位给「内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们这位女家长早年把《三国演义》背得烂熟——可能都是习自京戏的剧目。据说当年多尔衮入关时，他的政治学教科书也是一部「清文」翻译的《三国演义》。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学不到十九世纪的国际外交。所以慈禧对早期外交的决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訢；晚期则靠北洋大臣李鸿章。——奕訢和李鸿章二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二人都不失为十九世纪国际间第一流的外交家。奕訢于一八九八年老死之后，鸿章就变成西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谋主。在庚子年初拳乱刚起之时，老太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听信亲贵谗言把鸿章下放到广州去。
李鸿章者，慈禧太后之周恩来也。在此紧要关头把周恩来下放到广州去当「省委书记」，北京的军政外交大权落入「林四」（林彪和四人帮）之手了。西太后的「林四」（刚毅和载漪四兄弟）有权而无知，荒唐而暴虐的程度，也不在毛主席的「林四」之下。她的「义和团」烧杀抢的本领和毛氏的「红卫兵」文攻武卫的行为也两模一样。—— 一言以蔽之，慈禧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她不但对国际局势懵然无知，她甚至连最起码的讯息也无法掌握。最后竟然被一记假情报惊破了胆（见下篇），连下十二道金牌到广州去找他的周恩来，而周又迟迟不归。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以王婆骂鸡的村妇放泼行为，伙同四人帮，放纵义和团来和洋人一拚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