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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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使们（后来的伯驾除外）为什么一致反英呢？
他们要反的，第一是大英帝国主义。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在远东是不惜一切手段，对中国加以控制的。它自己的首相迪斯瑞理（Benjamin Disraeli）说得好：「大英帝国无永恒朋友，也无永恒敌人，只有永恒利益！」换言之，大英帝国为着永恒利益，它有奶便是娘。为着利益，它是不择手段、没有原则的。但是，英国外交的方法，则是做得最为高明，不像日本人和俄国人那样赤裸裸的不要脸。上述英国人趁火打劫、制造殖民地、掠夺海关，都是最标准的例子。
美国人就不一样了。为着美国的商业利益，山姆大叔的对华政策，一开头便是搞「机会均等、利益均沾；门户开放、主权独立」的。美国朝野坚守这项原则，坚持了五十余年，至二十世纪初年八国联军时代，始由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把它概念化了，载入史册的。
上节所记那位老马歇尔，反英反的也正是这一点。他认为英国「破坏条约体制，破坏中国主权」，是违反美国利益的。
美使反英的第二点是「鸦片贸易」。英国人当时不顾一切的向中国倾销鸦片（文翰便是鸦片贩的代言人，是十分可耻的）。在美国人看来——尤其是马歇尔这位美国南方人看来，中国人被黑色鸦片弄得民穷财尽，便再没有余财去买美南特产的白色棉纱了。这也是大有害于美国利益的，所以他要反对到底。
第三点便是马歇尔是美国农村出身的直肠人；一位上校军官，大老粗，看不惯英国官僚的那种小手脚。
凡此小手脚——例如上述的化租借地为殖民地；如抢夺中国海关等等——英国人都做得极其光鲜。但是他骗得了曾国藩，却骗不了马歇尔。所以，马歇尔要极力「维持条约体制」。在条约明文之下，中国（不论是谁的政权）一定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才最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这个基本原则虽是纯粹为着美国利益而设计的，但是国际上没这个基本原则的牵制，中国可能就被列强瓜分了。
马歇尔可能就是为着阻止英国在租界上玩手脚，才说动刘丽川把吴健彰释放的。马要他回来重行掌握租界和海关的管理权，但是吴健彰哪里能从虎口取肉呢？——当时中国朝野都盛传吴道台的脱险是美国公使要出去的，不过，马歇尔未曾为此居功。
张学良将军告诉我说：「纵是日本人之中也有好人的。」正是这话。办外交是艺术，哪可一竿打翻一条船！
圣玛利亚与送子观音
小刀会后来在上海的全军覆没，是法国出兵助清的结果。其实小刀会的实力太小了，只要洋人不「养寇自用」，它就必然被消灭无疑。刘丽川在上海闹了一年多之后，洋人所要浑水摸鱼的大小鱼也都摸完了。刘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再者，在太平军初入长江时，局势混乱，沪上进出口贸易大跌。可是经过一年多的演变，上海外贸回升，前篇曾略事钩沉。这一回升趋势竟远较战前为佳；至一八五六年「天京事变」前夕而登峰造极。生意好，大家发财，小刀会仍然占住上海，不时与围攻的清军对轰，对大家都不方便。既然清军无法消灭，则小刀会放下小刀也就是大家之福了。
事实上，小刀会初起时，清方便要求列强助清灭匪，无人反应。可是至一八五四年中，法国使领就愿意出马，帮助清军来攻击小刀会了。
法国何爱于清而要消灭小刀会呢？其主要原因则来自宗教。在法国眼光里，洪、杨之徒只是一群仇视「天主教」的「基督徒」（新教）。太平军也确因无知，在其反偶像斗争里，每把天主堂内的圣母圣婴，当成送子观音而打得粉碎。刘丽川自始便号称为洪、杨一伙，占据上海县城又正与法租界接壤，法国神父与使领便认为这个大异端正鼾睡于卧榻之侧了。
上海，尤其是近郊的徐家汇，在法国人看来，原是耶稣会士的神圣教区，因为它是明末天主教先驱徐光启的老家（孙中山和蒋中正二公的丈母娘倪老夫人便是徐家的后裔。他们倪家也是近代中国里最老的耶稣教家庭之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呢？既经中国敦请，他们就乘势而来了。
还有一点，可能也是新到的法军要借机耀武示威。上海本有英法两国租界。小刀会乱起，所有的风光都被英国人抢尽了。法国多少也得来一下，这也是帝国主义少不了的心态吧！
五年之后，那个「东方凡尔赛宫」的圆明园之焚毁，也是英法「联军」共同放火的嘛！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三卷第五期
【叁】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一、「甲午战争」百年祭
爆发于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阳历七月的「甲午战争」，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这个一百年（一八九四～一九九四）实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痛的一百年。其间我们这个自称为「人类」的「群居动物」竟然以他的所谓「聪明才智」所发明出来的杀人武器，打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此以前，人类的战争全是「区域战争」，没有把全体人类都卷入战火也。
在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惨痛中的最惨痛者，可能就是我们这苦命的中华民族了。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受的苦难之外，还要加上三次武装流血大革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和共产党席卷大陆的农民革命（一九四九），以及数不尽的内战和外战。根据国共两党的史家，和许多官私文件的统计，为内战和外战，百年之中我们总共打了数逾千次大仗小仗。
在上述的千百次战役之中，最令人迷惑不解，也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本文所要阐述的「甲午战争」和我们老前辈华裔都亲眼目睹的，二次大战后的国共决战了。这两大战役皆最具关键性。它们的胜败都改写了历史。在这两大战役之中，也都是该败者战胜，而该胜者战败。胜败本兵家常事。但是该胜者战败之时，竟败得那样惨，败得「一败涂地」，败得「全军尽墨」，那就匪夷所思了。
更奇怪的还是这两次战争，虽然一个是外战，一个是内战，但是它们胜败的方式，却有高度的雷同。大致说来，败的一方难免都大而无当，颟顸松散，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幸灾乐祸。结果天倒大家灭，悔之已晚。
而胜的一方则短小精悍，纪律严明，上下一心，如臂使指。处心积虑、不眠不休，非把对方吃掉，决不罢手。终于战胜强敌，一步登天。可是以后也就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一发难收。最后饮鸩止渴，也没落个好下场！
就说我们所亲眼自见的国共之战吧！二次大战后的南京国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库存黄金白银美钞的价值，史所未有也。加以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飞机千架，舰艇如云。原是联合国中，不折不扣的四强之一。为什么为时不过三年竟被一批土共的「鸟枪、铁锤、土炮」（抗战歌词），打得落花流水？！等到华北失守时，长江以南半壁河山仍完整无缺。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 「扫帚柄」（broomsticks），也可把长江堵住，不让共军渡过。为什么后来汤恩伯将军的四十万大军，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呢？！
撇开我们亲眼看到的「怪哉」不谈了，再回溯上去一百年。且看那个「甲午战争」，那也是个怪哉的怪哉呢？！
世界第八位海军
在甲午战前，我们的大清帝国也有一支相当可观的海军呢！它拥有装甲十四吋，配备有十二吋巨炮的七千吨主力舰二艘，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数十条。每次操演起来，摆出「船阵」，也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气势非凡呢！如把这些船舰，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还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呢！何况当年。
这支舰队甲午战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高丽、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带巡弋示威。堂堂之阵、阵阵之旗，连欧美海军大国的观察家亦均拭目而视呢！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大清帝国这支海上武装，居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强。此时日本亦雇有大批欧美专才，订购船舰，锐意发展海军。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全部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实远落我后；在世界排名仅为第十六位。按资料分析，清日对阵，日海军断非我之敌手也。
【附注】 其实所谓世界列强海军排位问题，只是当年海军年刊等一类书刊编辑，根据各国吨位与武器装备，所作的比较之辞，并无绝对标准。甲午战前，我海军实力通常被估计，约在第六与第八位之间。日海军则在第十一与第十六位之间。
谁知海战于七月二十五日爆发后，不出数周，我舰艇竟一败涂地，全军尽墨。堂堂主力舰，最后为敌方所掳，竟被拖回三岛，充当海边码头上的商用「趸船」，亦辱华之甚矣。回忆一九四八年夏，笔者赴美留学，路过日本时，随团参观日本之战史馆。曾见有大幅油画，渲染其黄海一役，歼灭我方舰队之战绩。睹之触目惊心。返船之后，同学百余人相约联名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责令日本拆除此画！那时我们是战胜国嘛！——今日思之，心有余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军。至于陆军之一败涂地，更不忍多说。斯时清朝的陆军，尤其是湘淮两军，刚刚打完惨烈无比的对内战争：剿平「粤逆」，消灭「捻匪」，镇压西北「回乱」，在国内真是威无复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内的百万貔貅，都是久战之师，气势夺人。
这时日本陆军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人——「明治维新」时，天皇原无一兵一卒。谁知牙山一声炮响，我军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敌军则追奔逐北，斩将搴旗。不数月不但占尽边塞，势且逼近京师。清方朝野震动，不获已而腼腆求和。真丢人之极！
在下愧为人师。授课时每至牙山败北，东海丧师；或锦州之失，徐蚌之溃时，在作业里，在试卷上总要问问学生：中日之战与国共之争如上述者，其胜败之结局若此，原因何在呢？！这一标准问题，在课堂上问了数十年，迄无明确答案。惭愧的是，不只学生不知，作老师的自己，翻烂中西史籍，讲义十易其稿，至今仍在云雾中也。愚者千虑，不能说一无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终嫌简陋，不敢张扬耳。
此次因事访台，滞留逾月，适值「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刘绍唐兄因嘱撰文纪念。复承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师大近月所举行的「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之论文全集见赠。逆旅闲居。因将此七百零四页约六十万言之巨著，逐字拜览一过。此集为甲午文献之最新资料，有缘即时捧读，获益良多。因思随群贤之末，就笔者历年教学心得，对甲午战争，从不同角度狗尾续貂，作一综合分析，以就教于群贤。
也曾试撰「中国海军史」
回忆童稚之年，因出生于淮军遗族之家庭，学未启蒙，而耳濡目染，即多为淮勇水陆两师之故事与遗物；且时闻白头老兵操韩语闽语为笑乐者。及长受业于郭量宇（廷以）师，并受当时突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启迪，兼以孩提时即大有兴趣之海战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犊，不自揣浅薄，曾试撰《近代中国海军史》，并拟分章发表之于当时后方的《海军整建月刊》（一九四二年某期起。近阅王仲孚先生所赠之《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页五〇，编号一〇〇七，唐德纲（笔者原名刚纲两用）〈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载海校校刊，一九四八年九月。实系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其时曾为某一小节之探讨，与当时亦在煮字疗饥之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发生抵触。
田汉先生战时寄居贵阳，研究海军史，参考资料甚少，不若我有「国立中央大学」之图书馆为后盾也（中大图书馆是当时后方最好的图书馆）。结果该刊编者是我而非田汉，使我这一后辈心中不怿者久之。因为我当时十分敬重田汉，对他更万般同情。作为后辈，我绝无心顶撞之也。记得当时田汉曾有诗自伤曰：
爷有新诗不救贫，
贵阳珠米桂为薪；
杀人无力求人嫩，
千古伤心文化人。
田汉是诗人才子，散文和剧曲作家，也相当有学问（文革时与老舍同一命运，被斗而死）。其时蜗居贵阳，生计艰难，而我目睹重庆街头贪官污吏，征逐酒肉；对田汉之潦倒，敬重与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无心顶撞了这位前辈，心中不怿，实出自至诚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国海军史》，虽然已积稿甚丰，手钞史料更是满箱满箧。甚至战后还乡，犹试图去丁府（丁汝昌）、吴府（吴长庆）探寻其早年文献。吴府为至戚；丁府则沾亲带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