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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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孙中山的「以俄为师」也只是个阶段；一个「马上得之」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作用是「武力统一」和「枪杆出政权」。这阶段一旦从历史上退去，马上既不能治之，则下马而治之，就得找出个新的主题、新的方法才是正确路线（90）。
现阶段也应有个主题
一言以蔽之，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孙中山的伟大，便是他抓住了两个主题，领导了两个阶段。毛遂说：「诸公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中国发展至今，因人成事的阶段已逐渐过去，在历史的现阶段，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制度来，下马而治之才好。
注释：
（1）见本书第一册第一篇。这篇二十六年前所发表之拙作，自觉可修正之处甚多，然「阶段性」这一假设，则个人看法至今未变也。
（2）近代革命家，差不多都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人类所理想之社会。可以一蹴而几 ，而不知人类社会之进化是没有什么「最后阶段」或「最后型态」的。在中国思想界，首先介绍此一概念的便是孙中山。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辞上，便主张「毕其功于一役」。见《民报》第一号，一九〇五年十月，发行于东京。
（3）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明令尊称孙文为「国父」，见当时政府《公报》及各报章。高荫祖编《中华民国大事记》（台北，世界书局，一九五七）及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七三）第一册，均有记载。称中山为国父，早于一九二五年中山逝世时之哀思录等均已倡之，见伍达光编《孙中山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一九二六年六月再版。初版序言为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然多为「私谥」。政府明令则始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
（4）笔者遍翻《国父全书》、《孙中山全集》、《选集》、《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一类书籍，孙氏除少数带有机密性，或是致日友人之函札署名「中山」之外，其它公私文件，悉用「孙文」。满清及袁世凯对孙公之通辑令，亦用「孙文」。参见《清德宗实录》第五册页三四二九。
（5）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一九八二年版）第一集。页一五。
（6）见《梁任公年谱长编》（台北，世界书局，一九六二）上册页一〇三、一四〇；并见前注吴书页二三七。
（7）《团结报》（北京政协发行）一九八五某期亦有短文纪此事。
（8）见注（4）。
（9）见《孙文学说》第五章；参阅《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印，一九六六）页一九。
（10）见魏源撰《海国图志》序。
（11）张之洞是魏源之后新派的发言人。他所主张的「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不限于西洋之科技矣。
（12） 梁启超认为他和其老师康有为虽同主张「变法维新」，然渠已比其老师托古改制的「今文家」，半坛醋的西式君宪论又迈进一步。参见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一九六四），第五、六两章。
（13） 孙文提出这口号是在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之时。从魏源到孙文，西化发展，阶段分明。
（14） 杨衢云（一八六一～一九〇一）、谢续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七）等，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在香港成立之「辅仁文社」实早于「兴中会」二年。后两会会员以旨趣相同， 会员背景相同。于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合并，会名沿用后者，以其名称更富政治革命性。而「伯理玺天德」（「总理」或「总经理」）一职。则由杨衢云担任，可能因为杨在香港居住较久，会中友好较多之故。亦有史家认为两会合并后之第一任「总理」为黄咏商，众说各异，文献难考。但是他们这批在海外定居的小华侨和留学生政见之一致，则是不争之议。斯时国内知识界尚无此构想也。
（15）亚当？史密斯完成此书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之年也，允为近代「自由贸易」之始祖，而「自由贸易」者，自由贸易于诸民族国家之间也。
（16）美国独立前为「英国殖民地」，今日五十州之北美合众国为说英语的多民族国家。
（17）十九世纪末时，诸欧洲民族国家之成长与争雄，实促成现代历史上「民族主义」的滥觞时代，尤其是德、意两国之统一，及其民族英雄腓特烈大帝、俾斯麦、马志尼、加富尔等之传奇故事，以及《柏林之围》、《最后一课》等民族主义小说均脍炙人口，俨然时代精神也。
（18）首受西欧民族主义影响而崛起的「有色人种」当为日本、孙中山时代之中国、凯末尔时代之土耳其，以及甘地、尼赫鲁时代之印度。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原是一脉相承的，与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颇有相似之处。
（19）我国史书上以迷信煽动农民暴动的事件，累见不鲜。黄巾、白莲教皆其著者，但是西洋史上之宗教战争在中国史上则绝无仅有，有之，洪、杨所领导的「拜上帝会」，则为唯一的一宗。洪、杨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滥觞之时，搞反民族主义的暴动，不识时务，不谙国情，终被扑灭。今日卫道最力的钱穆教授便一再指出：曾、左、李、胡之对洪、杨，非忠于异族也，保卫华夏之「道统」也。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一九四八年版）页六三四。
（20）洪、杨极盛时，拥众数十万，占地七、八省，典章文物、文武百官齐备，俨然一朝廷也，而孙中山先生在辛亥前所领导的所谓十次起义，用当前的术语来说，只可说是一种「恐怖主义」，和今日一些阿拉伯团体所搞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小异。就以他和杨衢云共同领导的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为例，他的原计划只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界」，「任务已完成的队伍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等等。（参见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二六）。孙公何以要搞这希望甚微而牺牲至大的恐怖主义呢？那就是因为他坚信，革命党只要有个立足点，则全国便会闻风响应（参见孙文于一九〇七年致南洋同志筹款信函，《国父全书》页四〇一及以后诸篇）。后来果然民军一占武昌，而各省响应矣，斯「天父天兄」所不能也。
（21）参考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册，或司马光原著卷一。
（22）忆三〇年代之初，笔者读中学时，曾闻一国文老师谈北伐故事。他说北伐军有政治部在街头贴标语，军阀孙传芳在南京仿行之。渠时为大学生，回忆说：「一看孙传芳的标语，就知道孙某非垮不可。」十余年后，笔者竟然也做了中学文史教员，想不到竟发生相同感触。甚矣，口号之力也。
（23）辛亥革命前之「驱除鞑虏」口号，虽甚有力，却极不公平，叶赫那拉氏，事实上为汉文化中之女主也，与鞑虏何干，载湉（光绪）、溥仪（宣统），汉文化皇朝之末代帝王也，也不可以异族视之。所以这一口号，辛亥一过即烟消云散。汉民族毫无歧视满族之遗恨。然此一口号有革命功勋，亦列宁所谓「煽动」与「宣传」有别也。
（24）辛亥之前，原有「共和」与「君宪」之争。辛亥之后。纵原保皇党如康、梁亦不再言君宪。共和迨为国人公认之定制。「洪宪六君子」只是不识时务之书生。
（25）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四章。梁原为保皇党之主将，然戊戌之后，亦倡共和。其终与孙文仳离者，个人因素远甚于政治信仰也。
（26）孙日新、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即已采「美国模式」。二人相争之伯理玺天德一职位，即为美国名词，参见注（14）。一九〇四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时。美国三权分立之形式及精神均至显明。孙任行政曰「总理」，即伯理玺天德或总经理也。邓家彦任司法曰「判事长」，汪兆铭任立法曰「议长」，即是仿美国模式。见《革命文献》（台北，党史会编，一九五八）第二辑页二～一〇。吴相湘教授也认为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入盟书所谓「创立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利坚合众国作典范。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一六。
（27）「国民运动」或译为「人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为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资本主义疯狂发展时期，备受损害之农工大众之自卫运动。其指导思想始于亨利？乔治。乔治出身于工农阶级，未受很多正式教育，凭一己之观察与经验，著《进步与贫困》一书（一八七九），提出土地法、单税法等近乎社会主义的构想，一时风靡。一八九二年乃有工农组织之「人民党」（People's Party）出现，俨然当时美国之第三大党。影响于后来美国之政治改革甚巨。至十九世纪末，由于另二大党亦并采工农政策。加以经济发展，贫困减少。人民党乃因党员渐次为两大党吸收而式微，终至消灭。论者因谓美国之社会主义盛于十九世纪之末季至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改良之后，社会主义已成过时货矣。
（28）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最先显然是受亨利？乔治之影响。目的是对付都市经济急速发展的「炒地皮」商人。中山目击在五口通商后，上海地价涨出万倍（见《国父全集》，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第一册页一四〇），而伦敦尤过之。笔者按：今日台北、香港、新加坡及北美洲大都市之华裔富商多半为地产商，据美国新闻界统计，今日华人富商拥资在美金一千万以上者，香港一地即达两千五百人之多，亦泰半为地产商。孙逸仙——青年华侨也，遍游海外，为救国筹款，往往贫无立锥，当身为同盟会总理之时，犹不得不在华侨餐馆打工，以图一饱，而接触之富商巨贾则洋钱乱滚，此触目惊心之现象，使孙氏深服亨利？乔治之言，而有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外国有种单税法，最为可采」等等之言论。（见民国元年六月在广东之讲演，《国父全集》页四九一～四九二）；「民生主义」之精义亦见乎此。晚年搞「工农政策」、「土地政策」，遂专注于农民的「耕者有其田」，成为后来中共土改之张本。中山早年之说，与晚年所行，重点显有不同，他非经济学家，更非经济史家，其所倡导的土改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煽动性，而非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
（29）见《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二辑页一四；何香凝著，载《回忆与怀念》（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页八。
（30）梁启超便认为，土地国有政策将使「游荡无赖子将利用军兴机会，尽夺富人财产」，而使天下大乱。见张朋园前书页二四四，引《新民业报》第七十五号。
（31）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事实上是「共进会」发动的。而共进会则是由松懈的原同盟会会员（多为华中各省人）分裂出来的。活动分子多为当时华中一带革命运动的成员和骨干。他们对「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都无异议。惟对「平均地权」这一条无认识，亦无信念。所以共进会于一九〇七年在东京成立时，把同盟会誓辞中「平均地权」的顺口溜改为「平均人权」。但是平均人权究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关于共进会中之争议，诸家报道甚伙，参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六六八～六八一。
（32）关于同盟会时期之美国倾向，见注（26）。至于民初之中国政治制度，除直接民选之外，几乎全部抄袭美国之三权分立制，参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上海，商务，一九三九）第一章。此地笔者是从学理方面立论的。
（33）胡适先生生前一再对我说，民国初年的政府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时的参、议两院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国失去这一机会，至为可惜云云。
（34）民初政党政治之糟乱，论者多矣，参见李剑农著《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海，商务，一九四七）第十章。
（35）早期史家、报人、小说家之作，如上引李剑农和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一九一四）等甚多。知名作家之外，笔者亦尝对「国民党」内之反孙议员所形成的「政学系」一派加以分析。载上引《海外论坛》第二卷七、八、九三期，一九六一年八、九月。
（36）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和中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后，双方理论家都在摸索个新制度。二者之别是前者纯从制度本身出发，后者则参以以人改制，对人不对事。如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即其一例。钱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