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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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的态度不仅仅是暧昧，更多的成分是不忍割舍。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并且须相当大的修改。”虽然可做修改，但毕竟是两年后的事情，虽然是大的修改，但毕竟是在旧的条约基础上的修改。这一修改是“实质性的”抑或是“小手术”，仅作文字方面的修改，内容基本上不变？斯大林没有说清楚。当然，他是希望维持旧约的，一方面可以使苏联在同美国及西方国家之间在二战期间达成的妥协得以继续，保证苏联在国际事务中有充分的回旋余地，也可以保证旧约中所规定的给予苏联的既得利益。
　　但是，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考虑，坚持“另起炉灶”，坚持中苏关系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毛泽东坚持另行签订新的条约，以至他在莫斯科呆了整整两个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毛泽东在开国之初即放下千头万绪的国内大事而留在苏联两个多月，直至斯大林同意废除旧约签订新约，从而圆满地解决了中苏关系的问题——不仅仅是伙伴关系、同盟关系，而且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友邦。
　　在这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并由高岗代表中国东北政府签字，在报纸上立即发布高岗率中国东北商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但是，学习苏联的“取经”，难免会出现“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矛盾，既吸取了先进经验，也搬来了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东西。这也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逐步暴露出来，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对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切合中国实际的探索。
　　那已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而且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真正开始的一种痛定思痛的探索。
　　在致苏共中央及斯大林的信中，刘少奇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问题。刘少奇提出：
　　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密切两党的相互关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了解。
　　在当时，刘少奇提出中共与联共这样的关系定位，一方面考虑到苏联实际上仍然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中共作为成员之一，要服从其决定；另一方面，旨在消除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后是否会变成“铁托式胜利”的顾虑甚至疑虑，表明了中共的态度是立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和整体利益的态度。
　　但是，斯大林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态度，他批注道：“不！”
　　在会谈中，斯大林专门作了说明，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
　　可以说，斯大林的这种考虑是从党的关系而言的，他看到了两党都是国家的执政党，担心党的关系会影响到国家、政府之间的正常关系。而这种顾虑也为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两党关于一系列问题的分歧和争论，导致了两国之间关系的不正常化并恶化。
　　刘少奇对斯大林的这一态度是始料未及的。7月12日，他向毛泽东报告此事。1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
　　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兄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段提法的文字，但是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上是否妥当，请斯大林及马兄决定。
　　当刘少奇将此电报全文读给斯大林听时，斯大林马上插话表示，“一定要撤销！”“不要这样做！”他对如何处理党际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必须全体一致同意，如有一国共产党不同意，即不能通过决议。这与关切共产国际的组织完全不同。”“我们不愿别国共产党强制我们执行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不要求更不愿意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执行我们的意见。我们两党之间经常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但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提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提议。”
　　但是，实际上，中苏两党的关系在建国前后形成的蜜月时期很快就被两党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所打破。尤其是在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两党关系不断出现裂痕，并最终导致了两党之间公开的互相指责和批评，直接影响了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时，反“苏修”、“中国的赫鲁晓夫”之类的言词在报章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出现。
　　可以说，后来这种不正常关系的出现，与建国初期超出常规的两党过分亲密无间的关系的不正常有直接的“物极必反”的关系。
　　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间小型电影放映室里。
　　投影屏幕上，一团巨大的蘑菇云正在冉冉升起。斯大林及苏共中央的领导人正在请刘少奇及中共代表团成员观看苏联爆炸原子弹的试验实况的纪录片。
　　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
　　那么，苏联人的意图，斯大林的意图，就可想而知。
　　斯大林给刘少奇等人观看这类纪录片，是很有深意的。他不外乎是出于加强同中国的同盟友邦关系的考虑，是在告诉中国客人：原子弹我们也有，别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也能造出来，别人没有的东西，我们也会有，不要迷信西方。如果敌人对我们进行侵犯，他们会得到有力的相应的回击。作为苏联的盟友，会得到苏联的原子弹的庇护。
　　当然，受庇护者包括中国在内。
　　但是，要说苏联人没有防人之心是不可能的。10年后，他们停止了向中国供应制造原子弹的一系列设备、机器、图纸，甚至撤走了相关的专家。
　　此时，朋友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开始互相敌视。但是，几年后，令苏联人吃惊的是，在没有了苏联专家的技术指导，没有了苏联的机器设备的情况下，中国依然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这不仅仅令西方国家震惊，更令苏联人瞠目结舌。
　　斯大林还提出，邀请在莫斯科养病的毛泽东夫人江青及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参加他们的宴会，“但怎样更合适、更恰当，请你们自己决定。”有鉴于此，刘少奇事先向江青打了招呼，要求她不要多说话。但是，向斯大林祝酒是肯定的，为此，江青同翻译准备了一整天。
　　7月27日，斯大林在他的孔策沃别墅举行招待会宴请中共代表团。聚会洋溢着友好的气氛，双方热烈、融洽地交谈，互相举杯祝贺。
　　宴会中，马林科夫、贝利亚等劝江青向斯大林敬一杯酒。江青立即表示同意。等大家坐定后，江青开始祝酒。
　　她举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说：“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同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在！请大家同我一道为斯大林同志干杯！”
　　斯大林开怀大笑：“我的健康，竟可成为大家的幸福，这恐怕太高抬我了。”
　　接着，斯大林又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很显然，斯大林是非常尊重和佩服中国共产党的。他的这一评价也的的确确符合中国革命历史的实际。
　　过了一会儿，斯大林脸上挂着严肃的神情，沉吟着，带着一种莫名的伤感说：“我们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大家纷纷起立，举起酒杯异口同声说：“斯大林同志会健在，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斯大林端着酒杯，慢慢走到中共代表团的餐桌前，若有所思而又满怀深情地说：“祝我永远健康的美词和良好的愿望，使人听了快意，但事实上人总有一死的。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但别人却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很厌烦。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斯大林举起酒杯，“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
　　刘少奇忙摆手说：“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这杯酒我们不能接受。”
　　刘少奇的这番话非常出乎人们的意料。苏联人纷纷上来劝酒，希望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的良好祝愿和盛情。
　　斯大林坚持敬酒说：“难道弟弟不应该超过兄长么？！我的意思是说，弟弟应该加倍努力，力求上进，争取超过兄长，这也是为了你们将来要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现在中国不是孤立作战，这会使将来的发展和进步更快些，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也会多起来的。”
　　刘少奇也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推来让去，让去推来，刘少奇始终没有接受这杯敬酒。
　　刘少奇是非常尊重苏联老大哥的，中国党在革命时期需要苏联支持，在建设时期也需要苏联支持，尽管苏联有大国沙文主义，但充分的尊重还是十分必要的。刘少奇始终把中国党摆在一个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位置上处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这就为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走向蜜月期打下了基础。
　　回国后，刘少奇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说：“不接是对的。”
　　在会谈中，斯大林不仅仅对中共代表团十分尊重，而且勇于承认错误，对苏联党的一些不妥当的意见和建议勇于承担责任，并作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谈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中共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国民党叛变，革命受到很大挫折。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就有所准备，对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叛变是有准备的。
　　斯大林十分赞同刘少奇的看法。他突然问刘少奇：“在你们的斗争中，我们是否扰乱或者妨害了你们呢？”
　　刘少奇肯定地说：“没有。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同志完全可以不去，有周恩来同志去就可以了。但毛泽东同志去后影响很大，结果很好，我们立即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去重庆是有危险的，CC特务有谋害毛泽东同志的可能。”
　　斯大林还是问：“你们是否在有美国人参加的和平调停中受到了损失？我们是否妨害了你们？”
　　刘少奇回答说：“在和平运动中，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通过和平调停，让全国人民和进步力量认清了美国、国民党、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孤立了他们，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斯大林诚恳地、带着歉意地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