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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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回去了再解决。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会议延期了。七千人不可避免地在北京共度春节了。
　　大会进入第二个高潮。高潮的起点就是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的讲话。
　　七千人大会已经开了18天，毛泽东除了在会议上作了插话外，没有作大会讲话。与会的代表们急于想听一听毛泽东的讲话，希望他老人家能够出来说句话，吃颗“定心丸”。
　　毛泽东一出现，代表们欢欣鼓舞，热烈鼓掌。在掌声中，毛泽东表情轻松，面带微笑，抓过麦克风就讲开了：“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毛泽东引经据典，谈笑风生，历史典故信手拈来。
　　他借历史上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来批评地方的各路诸侯：
　　尽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接下来，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手一伸，非常形象地作了一个“摸”的动作。顿时，会场里笑声一片。
　　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的，自己直接、间接都有份，而且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一席话，令与会者动容：毛主席胸襟博大，敢于承认自己有责任！我们作为一方的负责人，还有什么不可以检讨的呢？
　　毛泽东确确实实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发表了一番既实事求是、又诚恳谦逊的一番话：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泽东最后说：
　　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
　　与会者又是一片由衷的轻松笑声。
　　会议进入第二个高潮。从1月31日至2月7日，各代表团召开了“出气会”。中央各常委也分赴各代表团做工作：刘少奇去安徽代表团；周恩来去福建代表团；朱德去山东代表团；陈云去陕西代表团
　　“毛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这是各代表团会议上，大多数“第一把手”的想法。于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上争先恐后，提出批评意见上也争先恐后，压在心底里三四年的心里话一股脑儿都说了出来，都“掏了心窝子”。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刘少奇三次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并讲话。
　　在“大跃进”过程中，安徽可以说是“重灾区”：“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盛行，在工业、农业和人民群众生活方面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困难和后果。但省委有些负责人仍然认识不足，甚至采取“捂盖子”方法，压制不同意见，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报复，致使下面的干部不敢说话，更何况普通群众？着实有一些毛泽东所说的“霸王”之气。
　　刘少奇在最后一次参加安徽代表团会议时，批评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有问题不愿意揭，甚至压制、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2月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调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当然，刘少奇除了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外，还要对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进行进一步的润色加工。毛泽东1月30日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触动很大，都感觉到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原书面报告中为反对分散主义而注重了集中统一的内容，对发扬民主有所忽视。毛泽东讲话中要充分发扬民主的内涵．应该加进去。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2月8日，刘少奇主持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进一步修改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
　　刘少奇说：
　　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就是这一条。如果我们这几年完全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完全走群众路线，有些错误不会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麦子要割，食堂要办，这个事情人家晓得的，我们不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不能以党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所以，一定要有人民代表大会，要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人民代表要能够反映各方面的声音。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代替人民委员会，党委代替一切，在党内，也代替了党代表大会。这是个大错误。
　　刘少奇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几年来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不正常情况的根源。
　　七千人大会真的解决问题了吗？解决了对困难形势的统一认识问题了吗？
　　没有。仅仅解决了一部分，但没有完全解决。
　　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未涉及八大的正确决议，而是从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始讲起的。在毛泽东眼里，总路线是正确的，只不过“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条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纲，具体的方针、政策、办法为目；总路线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根本性的症结。
　　这是一个框子，是“雷池”，是不能有任何超越的。
　　如此一来，刘少奇怎样在毛泽东所设定的总路线的框架中，尽可能地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自己到外地去了，把调整工作的重担交给了刘少奇等人。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在一系列会议上，加大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力度和范围。

　　毛泽东出巡，刘少奇主政（1）

　　毛泽东出巡，刘少奇主政：“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对困难形势的估计要够，要透！”“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刘少奇力请陈云出山主持经济工作：“我支持你，支持到底！”
　　1962年2月21日，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从会议室的门缝里，不断飘散出一缕缕的烟雾。室内，正在举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刘少奇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除毛泽东、林彪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共16人。会议前后共进行了3天。由于地点是在中南海西楼，所以又称“西楼会议”。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浓墨重笔书写的一次会议，进一步地提出了调整的具体方针、政策。
　　“七千人大会”仅仅是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了国民经济全力进行调整，扭转困难局势的题目。但是，这个题目怎么做？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办法？都需要进一步摸索。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在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价高涨和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决定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
　　汇报中，首先由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交的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的年度报告。尽管这一报告已经对主要指标作了压缩，但仍存在着不少缺口。主要就是钢产量定为75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为59。5亿元。如此一算，当年的财政支出将出现3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且，根据报告，自1958年起到1961年，4年的财政收入都有虚假成分，而且赤字已经早就存在：1958年为21。8亿元，1959年为65。8亿元，1960年为81。8亿元，1961年为10。9亿元。
　　如此多年的财政赤字，而且有扩大的趋势，这是原先没有设想到的。
　　可是，谁有这个胆量把这个实际情况如实地报告呢？
　　刘少奇有些火气：“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果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
　　其他常委们都有些急：这个情况是没有预料到的。
　　周恩来提议，要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提议，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讲话。在这次会议上，他吐露了心声：“那么多人开会，不敢讲，一讲就炸锅了！”
　　在西楼会议上，陈云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对困难形势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
　　陈云认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但对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的认识不一致，要取得一致，就需要事实和时间。
　　困难形势是什么？陈云认为有5个方面：一是农业几年内的大减产；二是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与现有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三是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四是投机倒把现象严重；五是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前两点是最基本的。
　　那么，采取什么措施？陈云认为有6条措施：一是把10年（1963—1972）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二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刘少奇在陈云讲话时，非常赞成陈云对形势的估计和采取的措施。
　　在插话时，刘少奇有些激动：
　　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