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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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面临这样的局面，干部和群众，党内和党外议论纷纷，思想很混乱。尤其是在党内，相互埋怨的腐蚀党内的团结的情绪在滋长。不少干部对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看法很不一致，对“大跃进”4年工作的评价也褒贬各异。
当时，我作为中共龙山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思想上也陷入了痛苦和迷惘中。一方面，看到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困难重重，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负疚感便重压心头，有时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路该怎么走，工作该如何干，在实践中也看出了不少问题，摸清了一些路子，但客观上“大跃进”的气候还没有消失，主观上对有些问题还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工作上一时显得束手无策，思想上表现得焦虑不安。我们急需要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急需要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来自最基层的声音，恐怕也是高层领导人所听不到的吧！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上下通气”。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齐心协力找出路，不能再犹豫，不能再耗下去。
1962年1月11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分发到与会者手中，要他们集中讨论，广泛听取来自各条战线、各个层次的领导人的反映。同时，成立了由刘少奇主持、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1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的修改。
从各方面对报告反映的情况看，与会者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批评，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诸多疑问，比较集中的是：“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的问题。“左”和右，实际上是根本。
根据反映，1月17日，刘少奇主持了第一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进行初步修改。来自上海的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作为毛泽东称之为“柯老”的人物，作为“大跃进”的鼓动者和力行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代表们就“大跃进”提出质疑表示了担忧：《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办法鼓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除几种地区外，还是可以的。粮食总产量6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华东区到1967年就可以完成4000亿斤的指标。
柯庆施说，对《书面报告》越看越没有劲。
1月18日，彭真发言。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会议和原来的设想不同了，实际上是要总结经验。60年代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的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么多城市人口，农业上也有浮夸。1960年提出的八字方针是空话，没有措施，指标下不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
刘少奇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
刘少奇看问题向来是很透彻的，这一句话就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庐山会议后，全党上下怕右，“宁左勿右”，以至于很多问题都得不到切实的解决，都是因为在思想上有顾虑。
彭真披肝沥胆，直话直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顺着彭真的思路，邓小平接下来就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感觉到，有毛泽东这个表态，就更无顾忌：“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不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毛主席的威信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0。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彭真一席话，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就触怒了毛泽东。而彭真的话，比彭德怀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天，周恩来发言说：“我们是一步一步地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越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地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显然，周恩来是要保护彭真，也要保护毛泽东的威信不受更大的冲击，因此他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使会议不触及毛泽东的威望。
但是，有人抓住不放。
周恩来发言后，陈伯达接着发言，没有顺周恩来的思路讲，而是接着昨天的彭真发言讲，又走了回去：“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
话里透着弦外之音，也可以听得出“霍霍”的磨刀声。
有彭德怀之前鉴，彭真不得不对陈伯达的话作出回答：“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彭真这番话，实际上后来毛泽东作出了回答：毛泽东将会议延期，开了一个“出气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向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21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刘少奇首先发言说：《农业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指纲要中规定的粮食产量淮河以北亩产400斤，长江以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刘少奇说这个话，实际上是对柯庆施的发言中，存在的还要肯定《农业纲要四十条》，看来还要来个“继续大跃进”而说的。可见，统一党内的思想还是要经过争论的。
薄一波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
邓小平说：“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苏联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
彭真说：“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刘少奇最后说：“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这样，对“大跃进”的认识，基本上回答了柯庆施提出的疑问，也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至此，党内高层领导干部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上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
1月22日，报告的第二稿出来后送毛泽东审阅。24日，毛泽东找刘少奇、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报告认为，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主要缺点错误是：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
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
当然，在报告中，刘少奇还认为，总的来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够的。
1月25日，报告稿在刘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准备提交大会。报告总共4万多字。按照惯例和原定计划，报告须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由报告人刘少奇在1月27日的大会上宣读。
1月26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对他说：“好啊！既然报告已经印发，你就不要念这个稿子了，大家都学习了嘛！你还要讲什么，愿意讲什么，解释什么，就讲嘛！请你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
可是，第二天就要作报告了，怎么来得及写报告呢？
刘少奇还是接下来这个任务：“那么，大家继续开会，我先撤了！”
毛泽东一挥手：“我们也就聋子放炮——散了，现在散会，让少奇同志一个人去继续奋斗吧！”
就这样，刘少奇在准备七千人大会书面报告的同时，还要赶写口头讲话稿。刘少奇在大会前经一夜的思考，拟了个讲话提纲。在全体大会开始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休息室，传看刘少奇拟出的讲话稿提纲。
毛泽东看完一页，就传给下一位政治局常委看，就像接力赛似的一页一页传阅。讲话提纲总共才10多张纸，字又大，很清楚，不一会儿就看完了。政治局常委们对刘少奇的讲话提纲表示同意。
在书面报告里没有说的话，都在即席讲话中说了出来。的的确确对与会者的触动非常之大。
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
刘少奇的这个即席讲话，直指国内的困难形势及造成这种困难的缺点错误，还有解决的办法。
刘少奇讲话时只带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
这一点，令与会的代表们有些出乎意料。按照以往的惯例，刘少奇从中共八大开始，在中央召开的重大会议上作报告，都是拿着厚厚的一叠稿子念的。
而刘少奇的讲话内容，更出乎他们的意料。以往，报告几乎都是颂扬成就，鼓足干劲的内容。而今天，刘少奇却作了一个主要内容与以往不同的讲话：是以摆事实，讲道理，提出困难，分析困难，解决困难为主导。
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既综合了自己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又吸取了会议期间的一些反映，可以说是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纵横捭阖，如驰骋疆场上的将军一般虎虎有生气，吐出肺腑之言。
刘少奇没有重复书面报告的内容，而是“醍醐灌顶”，给各路诸侯“降温”，要他们认识到困难形势，也要他们认识到造成困难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
刘少奇实事求是，也敢于提出这样一个论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这句话打中了问题的要害。刘少奇是作了一个表率。
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刘少奇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得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