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战记-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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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内的朝鲜银行户头。于是朝鲜银行即应日军的要求，从联银的自行户头提取联银券，交给日军购买军需。随着战火扩大，在联银的朝鲜银行存款不断的被提取，但是朝鲜银行里的联银存款，则依日本政府的指示不得提取。 再者，当初由日本银行汇入朝鲜银行的日币战费款项，因为购买了日本政府发行的国债而支出，钱完全回流到日本国库。结果，日本政府根本不需国库支出，而以增发傀儡政权的联银券来筹措战费。如此的筹措战费，在战争终了时华北的通货膨胀，几达日本国内的一百三十倍。 当然，日本帝国的筹借战费和收括中国资源，也还用其它非常「不人道」和「国家犯罪」的手段遂行。 以「皇军的阿片（即鸦片）谋略」来说，关东军参谋部在「满洲事变」之前，即要满铁调查部内的财务金融工作人员，在事前即潜入侦探整个地区的金融机关数目、内容和通货状况等，一旦关东军进攻察哈尔等地，这些金融工作人员便立刻进入该地的金融机关、银行，瞬时间接收而改换日方银行招牌。并以代金要求蒙疆农民种植鸦片，从此察哈尔产鸦片，经北京、天津运送到华北、华中地区。蒙疆银行所赚取的鸦片利润颇大，在１９３８年度鸦片收益为４， ３８２万日圆，而到１９４５年时，鸦片收益超过４亿２， ０００万日圆。依江口圭一的『日中鸦片战争』，到伪「满洲国」崩溃为止，共生产鸦片３亿两，而１９４４年鸦片利润达３亿元。 另外，日本为遂行其「大东亚战争」，也秘密进行「伪钞」的谋略战。即由日本陆军的秘密机关，第九技术研究所（因在神奈川县川崎市生田的登户，而称为登户研究所）第三科进行中华民国「法币」的伪造工作。 登户第三科制造的伪钞总额约４０亿元，伪钞在当地流通的金额约２５亿元。中日战争爆发的１９３７年法币发行额为１４亿８， ０００万元，１９３８年２３亿１， ０００万元，１９３９年４２亿９， ０００万元。从中国抗战开始到武汉失陷的国民政府战费只有１０亿至１５亿元，而国家行政经费则只７亿元而已，合计不过１７亿至２２亿元。依重庆国民通讯社的报导：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在１９３８年是２４亿元，３９年２８亿５， ０００万元，战费为每年年１８亿元或２４亿元。由此可知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钞，相当于抗日初期二、三年的中国战费。 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以旧法币交换率之半额接受军票，交付旧法币。伪钞２５亿元的旧法币可以筹借庞大战争所需物质，这可以从军需资材的量，作战所利用的物质量加以推测。依１９４５年７月３１日，日本特务机关「松机关」的仓库所存物资的明细表与估价表，可以窥见当时存有银货币、银块、印刷用墨水、镍、棉丝等，总额达１８２亿７， ０９３万元。 可见日本如果没有中国以及亚洲各地的军需资源支持，怎么能够与资源丰富的美国打上四年的战争呢？ 二、战后中国也资助日本 战后日本复兴的轨迹，一般都归因于１９４５─５２年的美军占领改革，以及「美援」对日本复苏的功劳。在盟军总司令部（ ＧＨＱ） 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指挥下，促成日本往非军事化与民×；化发展，使日本不再变成美国的威胁。改革措施包括：解散军队、停止军需生产、解散特别高等警察、对军国主义者驱逐公职、政教分离、解散财阀使之解体、改革农地等。特别在民×；化方面，采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开放妇女参政权、教育民×；化与自由主义化，鼓励劳工组织等政策。从此，日本的政治往民×；化、社会往多元化迈进。 当时，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领导者，也采取「经济立国」路线，将战后日本最大的课题，设定为如何重新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亦即，对内恢复国民的生活水准，对外活泼的参加国际经济活动，为其施政的最高目标。 日本在战败后，由于是在美军的占领下，只好依赖着美国，加入美国支配下的国际秩序（Pax Americana） ，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默默地追求经济利益。 战后的国际经济环境由美国主导，一方面往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往贸易与资金的自由化潮流走。国际合作的具体表现为布列顿森林体系（the Bretton WoodsSystem） ，以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即世界银行、ＩＢＲＤ） 为枢纽。日本得美国的支持，于韩战期间的１９５２年加入ＩＭＦ与ＩＢＲＤ。当时日本的外汇不稳，但是日本从ＩＭＦ获得信用贷款，也从ＩＢＲＤ借得必要的资金，于是新设火力发电设备、开发北海道、建设爱知用水、建设钢铁生产设备等，皆利用此国际金融组织的协助。 至于贸易的自由化方面，日本要加入「关税暨贸易总协议」（ ＧＡＴＴ） ，虽然有大英国协的反对，但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于１９５３年获得暂定加入，１９５５年正式加入。日本因为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得外援而充实基础建设，才能促使经济高度成长，而进入先进工业国家的行列，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当初除了「美援」外，中国资金也在冥冥中「支持」了日本的再起。 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放弃赔偿不用说，战后中国也不知道有多少资金流到日本去。据溥杰的妻子「爱亲觉罗浩」（ 日本侯爵嵯峨家宫女） 的传记『流转之王妃满洲宫廷的悲剧』， 「满洲国的金块（ 约４亿日圆） ，由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利用飞机，在苏联大军进入前夕，运到日本。」 又据朝日新闻记者大久保泰的「支那派遣军和平交涉秘录」，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２日，派遣日军陆战队运出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块，由卡车加载驱逐舰，９月底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金块三吨交给何应钦将军。然而其余的金块下落如何，不得而知。 再说，日本保守黨政治的枢轴自由黨，其战后的创黨资金，是日本海军在上海的儿玉机关长儿玉誉士夫，从中国大陆带回的钻石、白金等动产所资助。这些钻石和白金又是如何运送的呢？依当事人岩田幸雄的记述： 「在终战８月１５日的前一天，我使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将值钱的物资运送到日本内地。儿玉机关派遣高源重吉（ 最高干部之一） 一同搭机。指挥官是志村参谋（ 海军中佐） 。为何选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因终战时军机不能用，而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在机体上画着绿十字，可以说是“救星”。但在起飞之前一直担心，因为虽选了金条、白金、钻石、翡翠等轻而值钱的东西运载，然而堆载过多而怕飞机飞不起来。高源重吉说机轮会折断而喊叫。但是做梦也没想到，这批贵重物资在战后还变成日本政黨组成的资金。」 除了中国大陆的资金援助外，战后的台湾也以某种形式的资金援助日本人。依前台湾总督府主计课长盐见俊二的回忆录『秘录终战前后的台湾』，在１９４５年９月，大藏省和日本银行运送了大量的台湾银行券到台湾，因飞机满载纸币，同行的作者还要坐卧在纸币上。此纸币是由日本银行印刷，算是从日本银行本行运送到台湾分行，支付给在台湾的日本官吏，薪水预付到翌年３月份，以及包括到翌年３月为止的退休金。日方以专机运送台湾银行券到台湾，并且得到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许可。日方在战后运送大量纸币给日本官吏，自然加剧了台湾的通货膨胀，而成为１９４７年「二二八事变」的原因之一。 美国以及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偏袒日本，并不止如此。１９５０年９月，美国经由盟总的安排，要求中华民国与日本签订「中日贸易协议」，规定中华民国自日本进口肥料及其它工业产品，并出口米、糖及其它农产品。此协议经由每年的更新，使中华民国政府在１９５０─６５年的１５年间不得不将肥料进口税固定于５％，这是所有进口项目中税率最低者。这等于是重新树立殖民地时代「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关系。本来在台湾的政府是以肥料工业与纺织工业为重要策略工业，因肥料工业的发展受到日方压迫，台湾只好利用美国推销其剩余农产品的棉花，而往棉纺织业方面发展。 总之，战后日本奇迹似的经济成就，并不能完全归于日本民族的勤勉，或美国对日本的大力改革和援助，中国等亚洲其它国家在冥冥中也等于以另类的隐形方式用资金挹注了日本。 三、结论 大英帝国的「现代化」，即产业革命以及自由、民×；、人權是建立在巨大的殖民帝国之上的。换言之，英国的富庶繁荣与印度等殖民地的贫穷萧条，有某种的相互关系。同样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和「现代化」也是奠基于杀戳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的血淋淋的记录上。美国的民×；主义，肇始于向西部拓荒，此充满乐观主义而信仰自由与平等的「拓荒者精神」（frontier spirit） ，也是跟电影上所常看到的惨杀印第安人而夺取西部未开发的广大土地的精神一致。美国等到１８９０年在国内拓荒的边境（frontier）消灭以后，即将其美洲大陆不许欧洲各国干预，美国亦不干预欧洲各国搞殖民地竞争的门罗主义，扩大解释为一种向海外进军的「帝国主义」。 日本是亚洲各国中，最后搭上「帝国主义」列车的唯一国家，「大日本帝国」的幅员曾经扩大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以至太平洋岛屿的每个地方，亚洲的资财、市场、人力等，资助了日本的「现代化」，日本才能成为亚洲「现代化」的先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靠美国的庇荫以及「以邻为壑」的策略，创造「日本第一」（Japan as No。1）的奇迹。 然而，１９９０年代之后，以美苏为主轴的国际冷战结束，二次大战后日本依靠美国庇护谋求经济利益的好景已经不再。在美国倡导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下，市场经济扩大到全世界，进行国际化的生产，于是资金、人员、技术等生产因素超越国界移动。 作品相关 抗战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关系（转贴）
抗战前夜和抗战初期的外交，最重要的战场，不是中美日三角，也不是中苏日三角，而是中德日三角。陈仁霞博士积数年之功，从已尘封的德国外交档案中翻检出大量第一手资料，揭示了原本暗昧、实则惊心动魄的中德日三国角力大场景 有两个意义上的抗战：一个是金戈铁马的疆场格斗，一个是使节穿梭的外交搏杀。如果说前一个抗战发端于七七事变，那么后一个抗战则要早得多，至少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已逐次展开。而在后一个抗战的最初阶段，最重要的战场竟然不是中美日三角外交，也不是中苏日三角外交，而是中德日外交。这鲜为人知的一幕，终于被我驻德外交官陈仁霞博士的这本处女作揭开。 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并不古板，相反却写得波澜壮阔，跌宕起伏，险状丛生，扣人心弦，描述了中国政府面临日军铁蹄的节节进逼，在极端自私而冷漠的国际关系中如何苦苦挣扎的过程。 美国的“借刀杀人”与苏联的“祸水东引” 国际关系最大的特征是弱肉强食，没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纯粹的利益交换。正因为如此，虽然就道义而言，中国是受侵略的一方，理应受到广泛的国际援助，但即便是相对而言对中国还算比较友善的美国，也认为中国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不大，由日本人统治中国对美国最有利——同时也对中国有利。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就断言，中日争端的解决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有害，最好让日本在一个美国没有重大利益的地区，陷入一场非决定性的斗争；允许“我们远东政策的原则及和平理想蒙受进一步小损害”。于是，美国以“借刀杀人”为其远东政策的指导思想，一面怂恿日本与苏联和中国为敌，镇压远东的大、小布尔什维克，一面避免日美冲突。这就注定了，美国对日本侵华仅停留于空洞的道义谴责，而不可能实际干预。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求援，美国置若罔闻。甚至当1937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故意挑衅，在南京江面击沉美国炮艇“帕内号”，导致美方70多人死亡，美国仍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一如既往地对日本提供贷款，出售战略物资。 美国如是，苏联又如何呢？ 苏联的最大噩梦，是遭受德日两国夹击。面对来自日本的危胁，苏联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达到挽救苏联之目的。皇姑屯事件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