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间谍纪实-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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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忙，因此这一把戏在没有她帮忙的情况下玩弄下去。
到了圣诞节，英国人还在怀疑。“诺尔”的发报风格表明她已被冒名顶替了。而戈茨进一步玩弄反戏。他给伦敦发信号说“电影院”准备接收一批空投武器。伦敦回电说要在某时某地送去十二箱。但是结果只投了一箱。这使戈茨相信“伦敦已经有所觉察了”。巴克马斯特才倾向于同意这个意见，虽然诺尔在伦敦的指挥者们也都非常肯定她是被冒名顶替，但法国分部还是给假“电影院”送去五十万法郎。戈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于是又要求更多的武器。伦敦又给他空投大批的物资。英国人真的不知道诺尔的电台是被德国人控制，而“电影院”接收站实质上是德国人的接收站吗？或者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欺骗行动来对付戈茨的欺骗呢？
无论情况如何，戈茨的无线电游戏对于有关的间谍来说发生了悲剧性变化。很明显，英国仍然不知道诺尔已被冒名顶替了，所以又向假“电影院”派去了间谍，一共七人。1944 年2 月7 日至8 日夜间，第一批四人一起空投到普瓦蒂埃附近。她们都缺乏经验和训练，似乎是当作牺牲品送去的。一个是R ·E ·J ·亚历山德拉，二十二岁，法国的飞机装配工；一个是美国人，叫拜耶雷，是亚历山德拉的报务员；一个是加拿大人，丹尼塞特，是去替换诺尔的；另外一个是贾克斯·勒杜，英裔法国人，其任务是在勒芒开辟一个称为“演说家”的新线路。他们四个人都立刻被捕了。
接着，戈茨的最得意的时刻到来了。这就是安托姆也是被空投到“电影院”的一个接待站的。同以前发生的一切事情一样，他被俘的情况也很奇怪。
拜耶雷，就是第一批空投的美国报务员，在启程之前曾得到法国分部的指示，如果他安全着陆后，就发回某种特别的电报。这种作法是反常的，而且只是在特种行动局怀疑一个接待委员会——这里指的是“电影院”——不可靠的时候才使用。事实上，拜那雷的电台很快开始发出电报了（还是由戈茨操纵的）。但却没有发特别电报。这件事本身本来就足以证明“电影院”是在德国人控制之下，因此安托姆启程的安排就当取消，或至少当在所知道的比较安全的地方跳伞。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特种行动局还是把他派进去了，而且德国人知道他快要来了。
安托姆熟知前线的情况以及在那里工作的特务和间谍网。因此他的意见一向很受重视，有时起决定性的作用，二月份他请求重返前线，并且得到了允许。安托姆知道法国分部已经怀疑“电影院”可能为德国人所控制。然而，尽管拜耶雷没有发回特别电报就已经是一种明确的警告，法国分部还是给假“电影院”发电请求在1944年2 月28 至29 日夜间接待安托姆一行，“电影院”回电说，接待委员会将在距良布依埃五英里的普瓦涅村以南的地方等候。
戈茨欢喜若狂，把安托姆要到达的详情报告了基佛。基佛也知道安托姆在特种行动局中重要地位。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他邀请他的党卫军上司光临空投地点。在指定的夜里，整个良布依埃地区都被党卫军和党卫军保安局的人员封锁了，并且在当地实行了戒严。晚上十时四十五分整，德国接待委员会听到头上有一架飞机声。飞机绕了个圈，借着月光首先连续投了三个带着降落伞的人：安托姆、报务员莱昂内尔·李中尉和信使马德琳·达默门特。
然后飞机又转回来投下八大箱军需品和几包其他设备。安托姆第一个着陆。
他从吊伞索中挣脱出来后，发现一支瓦尔特手枪正对准着他。他被带上了手铐。安托姆“勃然大怒”，叫道：“我被出卖了！”然后他和另外二人集合在一起，被带到福什大街，都被关在单人牢房里，只是在要审讯和拷打时才被带出牢房。他们中没一个说话，结果都遭到极其残忍的折磨。
安托姆被俘后，戈茨立即就看到了再进行一次无线电游戏的可能性，沉默近一个月之后，他用李的电台开始同伦敦联系。看来他真的一时蒙骗了特种行动局。发报中并没有李的特别保密检查信号，然而他伪称安托姆在跳伞时受伤不能直接同伦敦联系。（实际上，安托姆被送到格罗斯雷申集中营枪毙了。）
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快要发动进攻的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料想特种行动局会特别警惕德国人利用安托姆的使命进行无线电游戏的迹象。当时的确有这种迹象。但是，在关键的几个星期中，特种行动局没有发现这种迹象。
这是怎么回事呢？另外，既然诺尔的无线电台和“电影院”线路在空投安托姆之前已受到怀疑，为什么还把他派去呢？特种行动局是不是按照伦敦监督处和战略措施研究中心的指令为了某种欺骗的目的而继续发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做取得了什么成就呢？
由于双方互相欺诈，利用诺尔和李的电台进行的无线电游戏慢慢停止了。但是，戈茨仍然利用从“巴特勒”那里缴获的电台继续进行最致命的无线电游戏。“巴特勒”是法国分部的另一名间谍。他在诺尔之前就在法国搞谍报工作并在她被捕之前不久被捕。“巴特勒”名叫弗良索瓦·盖莱尔。他是法国分部的老组织者。1943年3 月23 日他同报务员马塞尔·罗塞特和通讯员马塞尔·福克斯被盲目地空投到萨尔特。空投得很不好。他们把所有的行装都丢失了。罗塞特的电台也不见了。但是后来在罗塞特得到了空投的新设备，包括电台，晶体检波器和密码等。到1943年5 月，“巴特勒”和他的工作人员就组成一个网，选择铁路和电话目标，待盟军开进来时炸毁。盖莱尔暂时逃脱了德国人利用普罗斯佩的诱惑。但是，德国人对于他的存在是了解的。经过例行的但是艰苦的侦察，德国人还是在盖莱尔同罗塞特、福克斯以及另一个间谍一起在巴黎的一个保险的地方吃饭时把他们抓住了。
开头，罗塞特否认他的身份。但后来吉伯特。诺曼证实他是“巴特勒”的报务员时，他答应帮助戈茨进行无线电游戏。他是有自己的目的的。他的无线电保密检查是同伦敦达成的默契：用英文给盖莱尔发报，用法文发了电报说盖莱尔要资金。伦敦对这一警告却无动于衷。“巴特勒”的伦敦指挥只是问他为什么改变了他的作法。由于伦敦做了这样糊里糊涂的愚蠢的回答，一场无线电游戏就此开始了。
罗塞特被押送到拉维茨集中营。为了回答伦敦提出的一些难以应付的问题，又把他带回巴黎帮助戈茨准备答案。他被关在美国广场纳粹党卫军保安局的办公室里。打扫走廊时，他把看守打倒，从窗子跳到一个花园中，跳过一个堵墙，进了一个女修道院。他在那里打电话给他的一个女友。他的女友给他带来了衣服和证件。然后，他想找一种办法再次向伦敦发出警报，说明他的电台已被德国人控制。但是，他没有找到办法。结果，戈茨仍然继续进行无线电游戏直到进攻发起日的那天中午才停上。应假“巴特勒”发出的指示，大量的金钱和军需品以及一批批特务被送到德国接待委员会那里。戈茨想利用“巴特勒”获得一个重要的战果，那就是了解到进攻发起日的三大秘密之一，盟军大举进攻的时间。
这种解释不是很确切的，但很接近。因此，德国人就等着英国广播韦莱纳两句诗的第二句，这样他们就可以知道进攻将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发起了。
这就最严重地违犯了进攻的整个保密计划。即使德国通过无线电游戏的努力是值得的。但是，英国却把价值千千万万镑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空投到德国人手里，并且在许多法国人看来，故意地牺牲了数十个特务，那么，用什么事实可以证明英国的这些努力也是值得的呢？
战后，欧洲广泛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即特种行动局为了进行无线电和军事欺骗出卖了自己的一些特务，特别是包括诺尔在内的三个女特务。但是，要是向法庭提出这种指控，法庭会认为证据不足，甚至不受理。在法国欢庆胜利，而在恢复自立方面却面临着许多问题的时刻，这件事没有什么进展，只是停留在圣·日尔曼德普莱的政治家和记者的“布拉塞利”餐厅饭桌上激情的闲谈阶段。而在荷兰，对类似的指控却认真得多，而且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进行调查。这个委员会出示了一些证据，证明特种行动局为了继续进行旨在使人看来盟军要大举进攻苛兰的无线电游戏，确实对特种行动局已经知道或怀疑已落到敌人手里的间谍网的无线电通讯作出过反应，派送了间谍。英国外交部在多方回避之后，才允许荷兰调查员访问曾参与过从伦敦到荷兰的秘密行动的英国情报局和特种行动局的高级官员。荷兰的调查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结论，最后石沉大海了。然而，战后负责解决特种行动局问题的外交部（特种行动局被当时的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关闭了，理由是，和平时期英国不需要）“社会主义国际”确实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实质上是宣布所谓由于战术和战略欺骗的原因而出卖荷兰间谍的说法是“自相矛盾”，“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事实真象到底如何？首先，英国人从来不否认他们用自己的无线电游戏与德国的相抗衡；同时也不否认为了使无线电游戏继续下去他们给他们所知道的已落入德国人手中的电台运送了大批的空投物资和金钱。原因既简单又巧妙。富特在他的关于特种行动局的活动的官兵报告中以巴克马斯特的副手、苏格兰会计师R ·A ·伯恩帕特森为例对这一点做了说明。据富特说，在特种行动局的一份秘密的（没有发表的）行动汇报中，伯恩帕特森曾讲过向德国控制的电台空投是“为了争取时间建立新线路”这个战略显然是正确的、成功的。正当德国集中力量破坏已经暴露了的线路时，特种行动局正在建立新的线路为大举进攻做准备。此外，英国人进行的无线电游戏主要集中在塞纳河和斯凯尔特河之间的“坚韧”计划地区。德国人正是把注意力死死地集中在那个地区，包括加来海峡，而没有集中在更加有利然而是危险的地区——即包括诺曼底在内的塞纳河和卢尔河之间的地区。
特种行动局是否主动地或在其他秘密机构的指示下准备把其间谍的性命当作货币一样来换取无线电游戏的胜利呢？间谍，特别女间谍是否被用来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把欺骗性的密码电报硬塞给德国人呢？为了维持无线电游戏，男人和女人是与金钱和军需品一样被认为不重要呢？富特否认这一点。
想到诺尔和安托姆时，他写道：“可以肯定，法国分部的任何一部分都从未打算让他们去送死。盟军方面的任何其他人也确实没有想让他们去死。”他还说：“他们是不幸的，正好在暴露的时候被俘了。”作为一个表明立场的声明，这已经是足够了，但要作为对问题的说明，还是不够的。因为尽管特种行动局也许不致于利用诺尔和其他人来进行无线电游戏，但一旦他们的电台和密码被缴获，这个机会他们不会太加以利用的。也许享利·德里库在被吉恩·奥弗顿·富勒女士询问的时候所说的话就是有意地包含了这个意思。
富勒女士是英国作家。她曾竭力地为诺尔的命运找到某些合理的解释。德里库莫明其妙地说：“司令部的想法谁也摸不透。”奥弗顿·富勒女士进一步询问是不是故意牺牲诺尔时，他说：“我的看法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不会那么拙劣。”如果特种行动局或其他秘密机构曾依靠如此不可预测的办法进行欺骗，那确实是拙劣的，它们的策略的准备和执行远比这更高超。如果说他们愿意利用已经开始的无线电游戏使它为自己服务，这就说明他们为什么继续向几乎肯定在普罗斯佩被捕之后己被德国人缴获的无线电台发报以及为什么不断地忽视保密检查制度的原因。加斯科内的一个大间谍网的领导人乔治·斯塔尔上校曾说，他曾冒极大的生命危险二次警告伦敦，说电台已落入敌手；而伦敦却告诉他不要管闲事，伦敦自己心里有数。
但是，伦敦真的对每件事都心中有数吗？显然不是的，除非承认英国甘心情愿牺牲像安托姆这样重要的特务。甘心情愿泄露进攻发起日的秘密以维持无线电游戏。
否则如何解释这个谜的坏的一面呢？果真像人们所暗示的，是由于工作混乱，司令部工作过度疲劳，无线电和保密人员不称职，和特种行动局外行吗？特种行动局也确实有点外行。这是一个匆忙建立起来的应付战争的组织。它没有固定的机构。匆匆忙忙地
